我是衡水人（节选）（郭华）

　　衡水夜景
　　衡水历史悠久。《尚书•禹贡》记载的＂覃怀厎绩，至于衡漳＂之＂衡＂，就是今天的衡水。专家考证《尚书•禹贡》为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伪托之作，这至少说明战国时＂衡水＂作为一条大河或一个水系，已十分重要。《文成帝南巡碑》记载的北魏文成帝在＂衡水之滨＂（今衡水冀州市）举行规模宏大的＂禊礼＂，此处的＂衡水＂即滏阳河，亦即衡水地名的来历之源，当是毫无疑问的。
　　1949年冀南解放区行政区划整合，原二地委和五地委合并为衡水专区。当时衡水专区的版图要比现在大许多，包括今天属于山东省的夏津、武城、恩县（后撤销）以及今天属于邢台市的清河县。这个衡水专区存在了3年，1952年即被山东、河北两省的石家庄、沧州、邢台、德州4个专区＂瓜分＂了。而在此之前，衡水并不是一个地区级的行政区划，今天隶属于衡水市的11个县（市、区），在1949年之前从来没有同属于过一个府、一个州。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衡水出席地方志工作会议，我就曾慨叹过：衡水市志最为难修。它既没有历史上形成的＂州志＂＂府志＂可供借鉴，在历史的演进中又缺乏一条脉络。其他地区修志，不论涉及多少枝枝杈杈，都可顺着一条主线捋下来，而衡水修志则需要像＂搓麻绳＂一样，将若干条线搓在一起。衡水最负盛名的产品是老白干，它不仅历史久远，也确实给衡水增添了光彩和知名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浙江一位同学告诉我，三年困难时期他在北京工作，那时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旅游度假，因此连承德、秦皇岛这些城市都不知道，只知道衡水，就因为衡水老白干。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喝酒，喝酒的人也未必都喝过老白干，喝过老白干的也未必知道＂衡水＂是一个地名。更重要的是，老白干虽历史悠久，却从未像开滦煤矿一样，能驮动一个城市。所以，因为历史的原因导致知名度较低，确是衡水之殇。有一次中国煤矿文工团到衡水演出，著名表演艺术家瞿弦和担任主持人，站到台上第一句话就是：很高兴来到衡阳演出。尽管这不是什么大的纰漏，还是让我们作为衡水人有那么一点点儿失落。时隔不久，我在衡水接待著名作家梁晓声。席间，我同他讲了瞿弦和把衡水说成衡阳这件事，他觉得很有意思，连声说＂还有这事＂。饭后，他拿出自己的新作，当场签名送我，我接过一看，在＂梁晓声＂的签名之下，清晰地写着：＂於衡阳＂。我用手指划着衡阳两个字给他看，他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努力用笑声缓解误把衡水作衡阳带给主人的尴尬。
　　河北衡水宝云塔
　　作为河北省最年轻的地区级行政区划，衡水知名度较低，在5000年文明史中，这毕竟是一片人杰地灵的土地。衡水人曾津津乐道：一个曲阜人和一个衡水人在火车上坐到了一起，曲阜人说：我们曲阜有孔夫子；衡水人说：我们衡水有董夫子；曲阜人说：我们孔夫子是圣人；衡水人说：你们孔夫子的圣人是我们董夫子给吹出来的。说孔老夫子的伟大是董夫子吹出来的，这并不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董夫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鼓吹，儒学则不会有后来的地位，孔夫子也不会被尊崇为＂圣人＂，这倒是极有可能的。这个董夫子就是董仲舒，正宗衡水人。还有出之衡水饶阳的宋代名相李昉，当时的四大类书中，《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太平御览》三部是他主编的。我们读小学时，＂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是印象最深的课文之一，那么短短的一篇文章，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道理。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明代衡水故城人马中锡。
　　历史上的衡水人不仅崇文重教，而且重义尚武。安国县（今安国市）是我国知名的药都，药都有个药王庙，药王庙供的药王叫邳彤。一般人认为药王应当是药都的人，其实邳彤是衡水冀州人，只因他精通医术，在祁州为官时常义务为百姓看病开方，被后人尊为药王。老百姓记住了他看病开方，而历史同时记住了他曾助光武帝刘秀开创东汉帝国。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为首的就是邳彤。也正因为如此，刘秀夺得天下之后，定都洛阳，而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长期以冀州为根据地。上应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刘秀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其中多为河南南阳一带人，但衡水人邳彤名列其中。说到中国武术，沧州的至尊地位毋庸置疑。但到清朝末年，中华武林还有这样的口号，叫＂天下英雄出直隶，直隶英雄在深州＂。＂深州英雄＂主要指的是形意拳习练者。形意拳的创始人是深州人李洛能，而到了一代宗师郭云深手里，则把形意拳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郭云深因行侠仗义，打死恶霸，被关进定州监狱，在狱中仍旧研习练功。但一是因为囚室狭小，二是因为戴着手铐脚镣，只能迈开半步距离，郭云深于是就练习在这半步之内如何克敌制胜，后来号称＂半步崩拳打天下＂。武术搏击讲究判断对方出什么招式，然后予以拆解，而郭云深如何出招人人皆知，却无人可以拆解。那才叫出神入化，武术简直成了艺术。
　　衡水人善于经商，特别是近代以来战乱不断，灾害频发，再加上人口增加，单靠务农已很难聚集财富。于是，越来越多的衡水人走出家乡。据清宫档案记载：＂南自京师、行省，北至塞上，富商巨贾往往多冀衡之民。訾产殷盛，还而润泽乡里。＂在北京，他们就成功创办了＂全聚德＂烤鸭这样的饮食翘楚，成功经营了＂一得阁＂墨汁这样的文化产业。旧中国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带有浓重的帮派色彩，而这种帮派十之八九是以籍贯为纽带的。比如清朝光绪年间批准的第一家私人铸钱的钱庄，是衡水深州土路口人创办的，后来越做越兴旺。而土路口处在深州、冀州和束鹿（今石家庄市辛集市）的交界处。一旦在外创业成功，就不断有亲戚、同乡来投奔，日久天长，就在北京金融界形成一个＂深束冀＂帮。到1949年，北京金融界的从业人员中，＂深束冀＂帮占到近60%。这还不算典型，最典型的是北京的古玩行业。1949年前后，北京琉璃厂的门店90%是衡水人开的，他们勤奋敬业，培育出了一大批古玩、古籍行业的名人、大家。冀州人孙殿起，14岁到琉璃厂的旧书店当学徒，他聪慧、有心，凡他经手的旧书无一不记录在册。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已成为权威的古籍专家。包括郭沫若、茅盾这些人，谁想淘什么书，或想凑齐一套什么书，都去找他。北京城里谁手里有什么古籍，特别是孤本善本，他都清楚。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撰写的20卷《贩书偶记》，至今仍是最权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之一。收旧书虽不等同于收废品，但也有相同之处，有几个人靠吃这碗饭成了著名专家？衡水人就行。
　　衡水地区不仅成立晚，而且起点低。人们通常的说法是为了集中进行扶贫救灾而恢复了衡水专区。虽然这和当年河北省写给国务院报告中的正式表述有些出入，但意思是一致的。那时工业还无足轻重，最主要的是农业。而最制约衡水农业的，首推盐碱。恢复衡水专区时，从省直、石家庄专区、沧县专区三个地方抽调干部来衡水工作，当年第一次来衡水的同志回忆起进衡水的情景，恍如昨日：朝着衡水方向走，越走地越碱，进了衡水之后更是一望无际白花花的一片，寸草不生，贫瘠荒凉。庆幸的是那些干部心中并不荒凉，他们服从组织调遣，在这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上，迈开了衡水新的步伐。2002年是衡水专区恢复重建40周年，当时请一些老同志回来开了个座谈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地委书记的两段话。一位是后来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郭志同志。文革前夕，郭志从相对富裕的石家庄地区调来，衡水地区的贫穷不论在视觉上还是在感情上都给了他强烈震撼。直到文革当中受到冲击，让他寝食难安的依然是如何让衡水的老百姓吃饱肚子。时至今天，老人仍旧对衡水充满感情和牵挂。不是那里有壮美的山，也不是那里有秀丽的水，而是那里有几百万曾经在贫困中跋涉的百姓。另一位是后来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李铁同志。在恢复衡水地区之前，李铁即已就任衡水县委书记，后来任地委书记。衡水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李铁都见证了，都经历了，并作为那个年代衡水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一起，为改变衡水面貌进行了生生不息、艰苦卓绝的斗争。两位老人家不约而同谈到的是衡水的粮食问题，因为那曾是让他们最揪心的事。郭志同志说：1965年春天，我到衡水任地委副书记，第一次参加地委常委会，专员高健同志在会上讲，我们一定努把劲，力争今年小麦亩产超过100斤（指市斤）。可夏收之后一统计，亩产还是不到100斤。李铁同志说：现在有人不理解当年千方百计让农民种高粱，那是因为高粱虽然难吃，但高产，有高粱吃总比挨饿好哇。如果像今天一样，小麦亩产八九百斤，我们也不种高粱。两位老领导虽然没有直接诉说衡水的贫困，但从他们的回忆可见当年衡水贫困之一斑。
　　河北衡水保安寺寺门
　　屋漏偏逢连夜雨。从全国来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但到1962年，衡水的困难时期尚未终结，把一片以贫困著称的区域单列出来，组成一个新的地区，这起步真够艰难了。谁知第二年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无情地吞噬着这个刚刚诞生、尚无还手之力的新地区。我亲眼看见了那滔天的洪水，亲身感受到了什么叫水火无情。
　　灾难造成的损失触目惊心，但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洪水面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密切了干群关系。二是灾后不论生活还是生产，都让老百姓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这个角度说，这次洪水也算是对这个新生地区的洗礼。当时全区11座县城，只守住了武邑县一座。县城守住了，可困在城里的人们吃什么？只能向外界求援。但是，除了一条军用的＂国防线＂之外，所有同外界的通信都中断了。县委书记李文华同志决定求助于驻守国防线路的通信兵，却遭到礼貌拒绝：国防线路只能用于军事通信，这是铁的纪律。怎么办？现在各级党委书记都兼任同级军事机关的党委第一书记，而当年叫第一政委。李文华情急生智，拿出了赫然印着国防部部长林彪签署的县武装部第一政委的任命状，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是军人。县委书记敢于担当的精神早已感动驻军，这张任命状又给了部队的同志一个台阶，于是县委书记通过国防线路直接向省委汇报了灾情并请求支援。电话打过去只一个多小时，空投食品的直升飞机就飞临县城上空。随后，海军的快艇也开来了。面对历史上罕见的灾害，不仅人没有饿着，连牲口都赶到没有受灾的唐山专区寄养，直到第二年春耕时节，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牲口才返回老家。由此开始，这个新生的贫困地区开始萌发生机。
　　文章选自《文史精华》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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