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

　　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
　　李桂仁
　　塞北重镇张家口，群山环抱，峰峦叠障，地势隘峻，东望北京、天津，北连内蒙古大草原和西北边疆，战略和交通地位都十分重要，素有＂神都北门＂之称。历史上是中俄两大帝国＂茶叶之路＂的起点和全国著名皮毛集散中心，人称＂皮都＂，享有＂华北第二商埠＂之名。张家口通往蒙古高原城市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东连北京，北接边城恰克图，在历史上是内地与边疆的主要商品运销渠道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北方的一条重要国际运输线。它始于明末，盛于清中，衰于民初，在历时三百多年的岁月里，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动乱与变迁几度兴衰。
　　张库商道历史悠久。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宋史、张永德传》载：＂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史饭茶规利，阑出缴外市羊。＂七百多年前，元朝定都北京，为加强其对岭北地区的统治，开辟了这条官马大道，但只用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明朝对茶叶的贸易控制甚严，但是通过在塞外进行的茶马互市，仍然有相当数量的茶、布、帛等内地商品通过张库商道流入蒙古，并被辗转输往俄国。清代重修以北京为中心的驿路时，对该道进行了重点整修，列为官马北路三大干线之一，即由张家口经兴和(张北)、滂江、乌德、叨林至库伦的走向，全长2000余华里。绵延于地旷人稀的蒙古高原，中亘荒漠，气候寒冷而干燥，夏秋时节牧草如茵，是贸易运销的旺季，满载货物的商帮和牛马车队，且行且牧，逐水草而居；冬春季节牧草枯萎，又有庞大的骆驼商队，长途跋涉于千里古道之间。
　　这条联接中、蒙、俄三国的运输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黄金时代＂，但由于受地理、自然和交通诸因素的影响，阻碍了它应有的发展规模。张库商道运输，一方面为繁荣边疆经济，增进民族和睦，加强国际交往，促进商品和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为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经济掠夺和军事入侵，提供了方便。
　　一、蒙汉贸易运输的历史背景
　　开始建都的明王朝，根据北部边境形势的需要，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把都城迁往北京。以天子备边，大大加强了北方的实力。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北方的商品生产和经济贸易逐渐繁荣起来。当时塞外蒙古族的封建势力，仍割据一方，势力较强的鞑靼族首领俺达汗，多次与明朝发生军事冲突，率队攻掠长城以南州县，直至北京城下，给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损失，蒙汉间的传统交往被迫中断。蒙古部落也深受其害，其赖以通过朝贡互市的经济利益大受影响，造成蒙古地区生活必需品的严重匮乏。频繁的战乱带给敌对双方的深重灾难，都迫切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发展生产。俺达汗不止一次表示愿与明朝议和，实行通贡互市。隆庆元年(1567年)，明王朝启用有才干的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致力于改革，支持边境互市政策。隆庆五年(1571年)，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与俺达汗罢兵言和，册封为顺义王。并在宣府等长城关口，设立茶马互市七处，打通了蒙汉之间的贸易交往和商品运销渠道。互市时间定于每年6月。位于蒙汉交通必经之地的万全，在茶马互市开市之日盛况空前，反映了广大人民对通商交易的强烈。需求。除马匹和茶叶的大宗交易外，市场上＂贾商鳞比＂来自南京、苏杭的绸缎，潞州、泽州的绸帕，临清的布帛、绒线、杂货，＂各行交易，铺长四五里许＂。宣化在茶马互市的当年，就成交马匹2000，价银1.5万两。到万历年间已有很大发展，明政府对宣府的马匹交易限额为1.8万匹，价银12万两。原为塞外民族乌桓、鲜卑居留地的张家口，始建明宣德四年(1429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复筑来远堡(今称上堡)，开马市与蒙古通商。现在大境门内的土台——讲市台方迹，即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马市遗址。据《察哈尔通志》载：＂宣府来远堡贡市，拓中为城，……规方壖地、千货坌集，车庐马驼羊旃毳布曾瓶罂之居＂。纪录了当时茶马互市的情景。
　　明末的茶马互市延续到崇祯三年(1640年)，因边境动乱而结束。在长达60多年的友好交往中，蒙汉人民和睦相处，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使明初以来塞北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也为清代对蒙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振兴促进了张库商道形成
　　17世纪中叶，王朝更迭，边境纠纷再起。清军人关前后，烧杀劫掠，跑马圈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史载当时的北方直隶＂极目荒凉＂，宣府一带＂饥民逃兵啸众为乱，不只一处＂繁荣兴盛的蒙汉贸易急剧衰落，经济萧条商旅中断达30年之久。公元1667年玄烨亲政，康熙八年下诏停止圈地，将长城内外圈占的16万顷耕地、牧场，退给从内地迁来的数十万汉民，并在地租、赋役、商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振兴的政策，社会趋向安定，大大促进了农牧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史称＂康乾盛世＂。当时国内商业运输相当发达，在北方出现了很多新的城市，如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多伦诺尔(今多伦) 张家口，都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在归化城＂商贾云集＂、＂属马驼甚多＂、多伦诺尔＂商贾日重＂，张家口北关元宝山一带发展成商业中心，建起了烧锅、粉坊、油坊、铁匠炉、瓦窑以及制革、制毡等作坊，市区同并列库伦货栈(经营张库贸易运销的店镛)有数十家，车畜往来络绎不绝，渠道畅通，交通范围日益扩大，为商品运销广开货源。前往蒙古的内地商人，在人口较密，寺庙集中的通衢路口，设立商店、摊点、作坊，逐渐形成城市。如17世纪中叶建成的库伦城，随着贸易运销的开展，东西市街延长约10里，晋、陕、京、张等地客商建立的商店数十家，所有运销蒙古的物资，都集中在库伦支店，再转运到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蒙古销往内地的物资，也大都集中到库伦，再通过张库商道运往各地。
　　清朝政府为了发展外蒙贸易，笼络蒙古的王公贵族，在北京城内御河西岸设立＂里馆＂，在安定门外设立＂外馆＂，专门接待从蒙古来京客商，临清机户织的哈达、北京造的工艺品专门运销蒙古，北京城也吃上了从蒙古运来的小米。从而把张库商道与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北京联接起来，进一步促进了张库商道运输的发展。当时北去俄罗斯的路线尚未接通，加之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中俄边境尚未开放。贸易交往未经命令许可，只通过边境两侧民间渠道，数额甚微。
　　三、恰克图开埠使张库贸易运销进入盛期
　　(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俄国商队来华
　　16世纪中叶，俄国商业资本积累进一步膨胀，随着沙皇扩张势力的东侵，对物美价廉，资产丰富的东方大国觊觎已久的俄国商人，千方百计打开与华通商大门，以攫取巨额商业利润。于是便选定靠近我黑龙江、外蒙古的西伯利亚，作为打通对华贸易的通道。清顺治十年(1654年)，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便于交往。而沙皇却乘清军人关不久，派兵跨过外兴安岭，侵入我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四年(1683年)清朝政府派兵摧毁非法强占的雅克萨城，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沙俄不得不接受清朝的和平倡议，于公元186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其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即两国人民可持护照过界交往，并允许贸易互市。东段边境开放，为中俄贸易交往开辟了新的途径。
　　沙皇政府为独占对华贸易，不久即下令禁止私人参与国际商品运销，采取国家商队形式加以垄断。自签约的1689年起至1718年间，俄国皇家商队先后10次千里迢迢来北京进行贸易，每隔两年一次，人数最多时达478人，少时也有100多人，动用数百头牛马，到中国内地贩运金银、布匹、丝绸、瓷器、烟茶等，来时带来从西伯利亚廉价掠夺来的毛皮、药材等农牧产品高价出售，给北京等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混乱，对此清朝政府于公元1704年，限定来京的俄国商队3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200人。
　　俄国商队来京的运输路线，开始是从尼布楚经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进人内蒙或辽西走廓，再过古北口或山海关到达北京＂这条路线往返一次需时5个月，交通极为不便。公元1708年经清政府批准，俄国商队来京路线改从厄尔口城(今伊尔库茨克)或古尔必达巴汗(今克廉)经库伦、张家口到北京。改线后每次往返只需70天，路程和时间均缩短了一半。在库伦等地的中国内地商人，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也组成商帮去西伯利亚进行贸易。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因沙皇加紧对蒙古地方的侵扰，清政府下令封闭边界，俄国商队被阻不准人境，一直到公元1728年恰克图开始互市时为止。
　　(二) ＂买卖城＂在中俄贸易运销中的地位
　　沙皂俄国不甘心中断有巨大经济实惠的中俄贸易，积极要求恢复两国商品运销，清朝政府也想乘机将买卖和易货地点从内地转移到边境，以减少大批俄国商队来京造成的麻烦，在公元1728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中，选定交通方便的恰克图开设商埠，作为双方互市的地点。边界两侧分设中国和俄国市场(称中国街和俄国街)，两国的商队均把货物运到这里自由买卖或委托设在那里的货栈代为购销。恰克图北去可通航道和陆路与西伯利亚相接，南距库伦656里与张库商道相接，由于历史赋予恰克图如此优越的经济地位，再加上方便的交通条件，恰克图逐渐发展成名噪一时的＂买卖城＂。
　　恰克图贸易市场的日益繁荣，吸引了大批的俄国商队和中国商帮。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俄国已正式组成了6大商帮，分别经营各种商品适销。如专营呢绒、海獭的莫斯科帮，专营皮革、貂皮、毛外套的伊尔库茨克帮，专营皮革制品的喀山帮等。中国内地的北京、山西商人也结成庞大的商队，携带绸缎、布帛、砖茶、纸张、硫磺、火药以及瓷、铜、铁制日用杂品，跋山涉水到库伦和恰克图从事商业活动，形成＂北京帮＂、＂山西帮＂，其中以山西商人资本实力雄厚。因为，对俄贸易以茶为主，山西帮也称＂西帮茶商＂。山西人有悠久的经商传统，清时又得到较高的政治地位，关内与塞外的商业联系，长期掌握在他们手里。据《朔方备乘》卷37载：＂其内地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缎布、烟茶、杂货等，前往易换各种皮张、毡毛等物＂。
　　恰克图的对外贸易逐渐发展成以茶为主，茶叶是买卖城的最大买卖。这条商道输往俄国的商品，一开始还不是以茶叶为主，而是以布、绸缎、生丝等商品为大宗。当时，茶叶在莫斯科的市价相当昂贵，大约每俄磅为15卢布，只有宫廷贵族和官吏才能买得起。但是这种状况随着俄人嗜茶者的增加而发生了变化，到18世纪50年代，俄商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大致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起，张库商道上中国输往俄国的商品茶叶已成为大宗，一直到道光时期，可谓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据统计，这条商道上输往俄国的茶叶，1727年为2.5万箱。1750年运俄砖茶1.3万普特(每普特重16.38公斤)，1810年增加到5.7万普特。据《海流图志》81卷载：＂道光十二年(一七三二年)俄国商人从中国北部边界蒙古地方，买走黑茶六百四十六万一千磅＂。这些茶叶均购自内地运销到边境。当时，俄商在恰克图向中国商人购得茶叶后，转贩至欧州获利很大。大约在恰克图以2卢布购一俄磅茶(中品茶)，转运至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可以卖3卢布的价钱，赚利5成。双方贸易额年复一年增长，公元1777年达286.8333卢布(其中由中国输出148.4712卢布，输入中国为138.3621卢布)，1796年达到510万卢布，1810年增加到1316万卢布，1845年达到了1362万卢布的最高峰。恰克图成为俄国在亚洲的最大交易市场，获重大经济利益，俄国有人欢呼：＂一个恰克图抵得三个省＂。因而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羡慕和嫉妒。
　　恰克图互市从发展经济的观点看，它沟通了商品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生产和交通的发展，但却使沙皇的势力进一步渗人中国，直接影响到后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
　　<三>张库商道在国际运输中的作用
　　边境开埠，商业互市，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联接中、俄两大帝国的国际运输线随着贸易远销的发展，也逐步繁忙起来，一年四季载运货物的牛车驼马络绎不绝。但据史料记载，当年在这条大道上从事运输是非常艰苦的：＂自大境门外沿山沟北行，约55里，渡汉诺尔坝，最高点比张家口拔出2750余英尺，绵亘塞北，人蒙古高原，行540里至滂江，又540里至乌得，又580里至叨林，又510里至库伦。商旅交通皆持牛马驼脚，中亘大漠，人烟甚稀，夏至各地草长如茵，随处皆可游牧，故多用牛马车运送，冬春之际多用骆驼，若遇酷暑则结队夜行，随地设幕。牛车运送一次需2、3月，耗费白银十七、八两，马车行程较速，需费亦略多，驼轿大者可容2人，最速需时20日至1月，耗费白银30两至百两不笠。
　　由于路程遥远，地旷人稀，旅程困难较多，商人运送货物的车辆和驼脚不得不结队而行。据《清稗类钞》记载：＂晋中行商运货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泰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形略似大古鲁车(达呼利之车名)，轮差小，一车均可载重500斤，驾一牛，一御者可御十余车，日人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草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携犬数头，行则系诸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园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人寝，则犬代之，谓之卫犬＂。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是一支重要的运输力量，耐饥渴，善远行，每峰可载货四百斤。《竹叶亭杂记》卷三中记载了骆驼队自库伦抵恰克图的情形：＂客货俱载以骆驼，俄罗斯人每以千里镜窥之，见若干骆驼，即知所载若干物，商未至四五日前已了然＂。当时俄国驻恰克图的商务专员，对由华输入之货物采用骆驼、牛车的计量单位，如1917年运抵＂买卖城＂的中国货为2800驼和1420车，1818年为3450驼和1420车，1929年为9760驼和2750车。年运量在500万斤以上。
　　位于张库商道起点的张家口，是中俄贸易的重要物资集散点和中转站，在沟通运销渠道，发展北方国际交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初以来，张家口的旅蒙业(即办理去库伦蒙区贸易屯栈、运输业务的行业)已开始活动，康熙年间仅30余家，中俄贸易开展后，尤其是恰克图开埠，进一步促进了旅蒙业的大发。展，乾隆年间已达190余家，道光年间发展到260余家。大境门附近商贾云集、市场繁茂，正沟一带商店鳞次栉比，一派繁忙景象。《口北三厅志》中有一首《登张家口城楼》的诗描绘了张库商道上繁忙的运输景象：
　　蜿蜒城势列长蛇，堡断峰连水折沙；
　　驵伶驿通中外市，牛马乞杂往来车。
　　神争社会当场采，女竞边妆满髻花；
　　一望西风烟草寂；驼鸣旃幕夕阳斜。
　　自恰克图互市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130年，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国际运输线，除三次较短时间停顿外，发展一直比较正常，这段历史成为这条古商道运输的＂黄金时代＂。
　　四、张库商道从衰落走向终结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府更趋腐败，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侵略，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咸丰六年(1856年)，清政府被迫同意除恰克图外，增设伊犁、塔城为通商口岸；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取消了俄商来华人数和货物数量限制；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俄商可凭本国官方路引，免税到库伦、张家口运销商品，边境各地进一步开放；光绪七年(1881年)，又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中国各地允许俄商贩运各国货物，并在天津经营转口贸易，库伦、张家口准俄商开设铺房、行栈，从内地到边界全部被迫开放。俄国官商控制了从新疆到蒙古的经济命脉，张库路上俄国商品和俄国商队络绎不绝，贸易运销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边界自由通商后，俄国经济势力大举入侵，1866年在库伦出现了第一个俄国商店，嗣后商店迅速增多、扩散，形成了以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为中心的运输网络。支店和流动摊点遍布各旗、县，他们凭借通商自由和免税优惠，使中国商人在竞争中不断失利。加之清朝政府对华商征收＂部票＂日益加重，在此沉重的打击下，张家口的西帮茶商从100余家锐减为20余家。在恰克图、库伦的店铺也纷纷倒闭，中国商人在张库商道上逐渐消减。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恰克图贸易和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宣统三年(1911年)，理藩部会奏称：＂蒙古商会，向以茶为大宗，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便利，难与竞争＂。这对当时中国在外蒙的贸易是一个真实的反映。
　　1911年10月18日，沙俄乘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封建领主哲布尊丹巴等宣布外蒙独立。在这次事变中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中国商店多数被掠夺，实力雄厚的中国资本在外蒙被排挤出来。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濒于绝迹。1915年中俄条约签订，张库商道复通，外蒙取消＂独立＂，内地商人开始重返外蒙经商，到1917年，张家口大境门外的西沟又恢复了以往的繁荣景象。办理蒙古交易的大小商店又增至1400-1500家，年商品输出额达白银1.2亿万两，其中经由张库商道运往外蒙的不少于6000万两。1919年达到1.5亿万两，到张库商道贸易最高纪录。在库伦的中国店铺也发展到400多家，外蒙市场大都又回到中国商人手中。据库伦关税统计，1918年从张家口运货到库伦，除汽车外，骆驼和牛车的数量达18万头(辆)，由库伦出发到张家口的牛车和骆驼达19.2万头(辆)，总运量达6000万斤——6300万斤，张库路运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为时不久，外蒙连续发生政治和军事动乱，张库路交通再次遭受破坏。1919年7月，北洋政府派西北边防督办徐树铮带兵进入库伦，强征西北汽车公司和商营大成汽车公司车辆作为军用；1920年流亡于兴安岭一带的白俄散兵从满洲里侵入外蒙，和那里的中国军队发生战争，张库商道运输再次中断。
　　1924年蒙古独立后，苏蒙间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两国贸易迅速增加。在苏联商品的排挤与竞争下，中蒙贸易和张库商道运输急剧下降。1929年蒙古运输业由国家垄断，在乌兰巴托的中国私营运输业全部被迫离境。经营外蒙运输的张家口汽车行纷纷关门倒闭，在当时铁工厂的大院内，仅商车就封存了40多辆，此后中蒙间的贸易运销则在边境城镇乌得(在二连以北的蒙古一侧)中转接运。张库商道从此结束了它兴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