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峭峰应届生包老师

　　当年考入大学中文系七八级，包老师和我们被称作应届生。今年，我们都六十二岁。
　　包老师和我，是刚恢复高考，从中学直接考入大学的。进校时，我们十八岁，被称作应届生。同班一半同学，已年过而立，每班会穿插四五名应届生。很快，应届生一律有了自己是小赤佬的意识。及我等年逾花甲，这种自我认定仍未消弭，倒也无碍心性。
　　本校中文系七八级约有学生170名，给人印象不深的＂隐士＂中，或有包老师。也就是说，他从未在系里显山露水。在校四年，包老师不朗诵、不发言、不吵架、不打球、不跳舞、不打牌、不恋爱、不用电炉，不带中学时期的女同学来校游玩，也从未忝列某门课的补考名单。去食堂买饭，前有玲珑的花裙女郎，包老师就自觉保持现在做核酸的距离，略有几粒粉刺的脸侧偏，以右手食指摸一下淡淡的八字胡。他的身后，大家手持搪瓷碗，踮脚朝窗口里瞭望，饿得不行。
　　包老师也并非对万事说不。烟，他是抽的，由他当工人的二哥供应。相比穷苦过的年长同学，包老师分派香烟的手势，会更华丽一点。而大哥们递烟过来，一般捏得较紧；指间在说，不想抽，别勉强；人家还没清晰表态，香烟已被快速放回盒里了。
　　我回忆在校期间的包老师，背景全是他蚊帐半垂的上铺。可见，他把不少时间花在睡觉上了。我和包老师不同班，四年中没说太多话。本班有位北方同学和我走得近，他的寝室被插到邻班，成了包老师下铺。
　　我常去看我同学，就总能见到包老师。包老师深度近视，在床上俯看我时，懒得戴上眼镜，双眼冲我眯一眯；看了我四年，也没看真切。提起我，他就说，这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十到一米九十之间。模糊达二十厘米，令人并不是太愉快的。
　　进入冬季，宿舍奇冷。六人中，三四个鼻尖有清水鼻涕，欲滴未滴。临睡前，知青背景的同学，有人会解下裤腰上的皮带，把脚端的棉被一扎，以利保暖。应届生包老师，很好学地做了效仿，被窝由此就很舒服。冬天上午，我常见他第二节课才走进教室，脚头很快，怕被关注。
　　四年中，包老师平淡无奇。毕业时，收到被分去外地工作的粉红色书面通知，立即淡出。第二年，考取研究生，又重现母校。获硕士学位后，他去了一所大学，教＂大学语文＂。
　　1988年夏，上海甲肝爆发。包老师的小学同学里有位校花，家住六楼，她隔壁那家，父母常年在外地，兄弟三人这次都得了甲肝，四十度高烧不退，清一色像煮熟的面条那样柔软。三兄弟急需让人背负下楼，再用黄鱼车运去隔离医治点。校花已恳求了五个人次，均称，正急着要去某处。
　　传染风险很大，请人帮这个忙不易。如果找到第十个人仍然未果，校花准备自己上。刘晓庆抬得动唐国强，她就不行？又一想，要连抬三名唐国强下六层楼，还是抓紧继续找人吧。找到第九人时，对方一口答应，那人就是包老师。
　　三兄弟中，有一位体重过两百斤。身高一米六十六的包老师，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处理。理由是，背到最后一个，已见苦海之边，自己的状态，多半会出现一次战无不胜般的升华。
　　包老师上下六楼三趟，把第三人背下楼梯的最后一级时，腿一虚，被背上的病人压趴在水门汀上，包老师的身体被完整覆盖。包老师的嘴唇磕破，两块眼镜玻璃再厚，也还是裂了；他吐掉血水，拿起眼镜架在地上敲了几下，拔掉碎镜片，又把镜架戴正在脸上，整理了一下八字胡，说，搿桩事体讨厌了嘛，不戴在脸上，又有点不习惯。他此刻已经看不清校花是男是女了，但心里清楚，她极美。
　　后来，校花就成了包师母。
　　再过了两年，大家纷纷做起生意。包老师一边继续给大学生上课，一边做起棉纱买卖。其实是一种搬砖式的生意，要点是，始终不让合作方发现自己周转资金有限。读了那么多书，他还是有点办法的。在工商社交中，他会给日常使用一百元一条领带的合作方朋友，送去价值三千元一条的领带，别人有点感动。他一般不会买一套两万元的意大利CERRUTI西服作为礼物。不是买不起，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家不太懂奢侈品牌和价格的关系。也就是说，包老师会在小物件上，花高于常态数十倍的钱，给人以殷实的感觉，也使别人不至于动辄来追讨应收款。当然，他高明的手段，不仅限于此。
　　包老师是赚到些钱的。几年以后，他找准机会脱了身，但他始终没放弃大学教师的职位。在充满机变的时代，懂得适时休止和脱身的人，几乎可以和天才等量齐观。他们的行为，常与流行的人性悖反。他们和大多数看着明牌，指导他人蛮好这样那样的人，截然不同。入围他们这个小众的原因，形形色色，总之非常难能可贵。
　　前不久的一天，包老师向在沪几位应届生同学，发出品尝河豚的邀请，我也在列。毕业四十年，我们这些小赤佬应届生，除了腰围和脸盘大了一圈，每个人的节奏和标志性的特质，几乎未变。有人当年就热衷自我赞赏，那天仍在唱着这个主题，只是提及相熟的名人显达，插入得要比过去巧妙含蓄。有人像是世袭的人生配角，还是在一旁呼应和认同，脸上那种专注、理解和欣赏，让主讲者很受鼓励。
　　这家饭店是包老师开的，他请大家对菜品提提意见。
　　有个女同学说，听说有个歹徒上门敲诈，你不从，人家将一把长刀，哐当扔在饭店餐桌上，杯碟跳起，人群惊散。你慢慢迎了上去，对歹徒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喔唷，搿桩事体讨厌了嘛。第二句，如果今天没人流血，让我怎么看得起你？歹徒起初没懂，但你的微笑，还是让他慌了。歹徒收起长刀，边出门，边说，大哥，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
　　可有其事？女同学正发问，略有发福的包师母走进了我们房间，大家转而向她求证。包师母说，不完全对，是两把长刀，三个流氓。
　　大家愣了一下，鼓起掌来。
　　我对包老师说，请问，领头的那个流氓有多高？你要再说，大概一米七十到一米九十。今天我就不走了。
　　包师母张大嘴，啊了一声，笑得喘不过气。她拿起包老师的杯子，喝了一大口红酒，对我说，其实，阿包一开始就知道你一米八十六。他自己太矮，不情愿轻易让你得意。我们拍拖时，他就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他的内心很复杂，诗人一样的。
　　我摸了摸可以长八字胡的地方，说，喔唷，搿桩事体讨厌了嘛。包老师双手捂住脸面，扮羞涩状，又放下手大声说，再开一瓶酒。今年，应届生包老师和我们，都六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