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与阿多诺的121封书信不只是一个友谊的故事

　　近日，《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信作为一种书写形式，充溢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体与时代的辩证性。作为德国20世纪举足轻重的两位大思想家，本雅明和阿多诺之间的友谊一直被学界津津乐道。关于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彼此的交往，有赞颂，也有争议。也许最接近真实的答案，就藏在这121封幸存下来的信件里。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启蒙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音乐社会学导论》等。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学者、作家、批评家、翻译家，20世纪前半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者和作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单向街》等。
　　《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收录了两人留存至今的全部121封信件，并附有详细注释。阿多诺曾称本雅明是一位伟大的、狂热的写信人。在打字机已广泛使用的时代，本雅明仍终生保持手写信件的习惯。他视书信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文体，本身就具有无可比拟的认知价值。这些书信记录了两人非同寻常的深挚友谊和思想碰撞，从侧面描绘了一幅动荡时代的历史画卷，见证了犹太知识分子在黑暗历史时期的悲惨遭遇。
　　阿多诺比本雅明小11岁，初遇本雅明便被其独特思想所吸引，并一直受其影响。纳粹上台后，本雅明逃亡到巴黎，在那里艰难继续着他的写作和拱廊街研究计划；阿多诺先是到牛津莫顿学院，后来追随霍克海默到了美国，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骨干。阿多诺不仅在经济上和实际事务上，更从精神上始终支持着本雅明；两人在思想上形成一种同盟，相互信任，彼此激发，这些都反映在1928—1940年间的通信里。这些信件也为理解本雅明后期著作，特别是他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以及在阿多诺批评建议下成稿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手材料。
　　【新书试读】
　　59 本雅明致阿多诺
　　1936年10月19日巴黎
　　亲爱的泰迪：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最让我高兴的是，它唤起了我对巴黎时光的共鸣。我们在巴黎的日子让蓄势厚积得到了全面开拓。尽管分离似乎不仅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思想碰撞，更让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受到了猜疑，但巴黎的日子又让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认可，这于我而言无比宝贵。
　　那就期待不久再见吧！
　　您信中告知的意外情况虽然令人不悦，但我从中却也看到了一丝好处，它或许能促使您迁居巴黎。就我所知，无论您和您父母的身世如何，定居法国三年是入籍的必要前提。不管怎样，我已经拜托布里尔去打听此事了，他还会去查明您提出的其他问题。他一通知我，我就立刻给您去信。
　　总体而言，现在的入籍程序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情况也许会随政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您越快申请越好。
　　科洛索夫斯基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试译稿，从内容上讲我相当满意，阿隆认为语言方面也无可挑剔。在这两方面它均比戈德贝克的试译优秀。从戈德贝克那里我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我13号向霍克海默非常详细地汇报了翻译问题的进展（正如我们约定的那样），之后的17号我又给他去了一封信，推荐科洛索夫斯基为翻译。与此同时，科洛索夫斯基自己也会跟他联系。
　　非常感谢您还记得我的各种问题和愿望。我现在想多加一条——是个愿望：您下次给克热内克写信的时候，能不能跟他提一下《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这本书的手稿目前在弗朗兹·格吕克博士那里：维也纳 III，Landstraßer Hauptstraße 140。
　　我从费莉西塔斯那里收到了＂精灵诗＂，您正确地评估了它之于我的关系。我向费莉西塔斯细述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光。自从上次聚会以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克拉考尔。最后祝您写作顺利！诚挚的问候！
　　您的瓦尔特
　　62 阿多诺致本雅明
　　1936年11月7日
　　牛津
　　亲爱的瓦尔特：
　　您的来信让我深感担忧，您在巴黎跟我聊过此事，所以我没有特别惊讶。如果我提醒您两件事，请不要以为我在越界干涉：首先，即使斯特凡患的是神经症，仍大可不必绝望。这种精神疾病在斯特凡这个年纪经常中断——这也赋予了该疾病现有的名字，之后便会完全消失。然后，我想您便可以理所当然地找一位心理分析医师为他医治，而不是精神病科大夫。另外，我还强烈建议他去彻底检查一下身体，特别是找荷尔蒙研究专家或者内分泌科大夫看看。因为性发育过程中的残留分泌物经常会引起类似神经症的病征，通过手术干预甚至能完全医治好，我就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在进行精神医治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了身体方面的检查。
　　收到您寄来的《德意志人》我的确非常开心。一收到书，我当晚就迫不及待地从头读到了尾。我发现，书中呈现出来的悲哀，与《柏林童年》中的出奇接近——后者的创作时间应该跟书信集的筛选与导论大概一致吧。如果说《柏林童年》重塑了一种被自身阶层掩盖且尚未被其他阶层揭示的生活意象，那么同样，您投向书信集的目光则重现了这一遮掩的过程本身，作为一种客观进程，＂童年＂是其主观见证。换言之，市民阶层的没落通过书信形式的衰落得到了展现：在凯勒与奥韦尔贝克的书信中，所指阶层确实已经被掩盖了，而它背离作为交流方式的书信形式的姿态，同时也是其自暴自弃的姿态。如果我告诉您，科伦布施那封信（和它大量的补遗），以及歌德致塞贝克那封（和您伟大的评论），是在读第一遍时最令我激动的两篇，您应该不会感到吃惊，正如我毫不惊讶，您从《拉威尔》一文中发现的那句话，正是我把它送给您的初衷。——关于歌德评论，我只想说一点：您读过我三年前写的、尚未发表的晚期贝多芬短评吗？（这篇评论终于快在布拉格发表了。）不可思议的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抽象与具体相互交织的某些表述，也同样出现在您的评论中。克热内克好像有这篇文章的样本（我很看重这篇文章，所以与考利什讨论过以后，我又做了大量改动），他肯定会跟您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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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忠诚的
　　泰迪
　　（摘自《友谊的辩证法：阿多诺、本雅明通信集1928—1940》）
　　南都记者朱蓉婷 实习生曾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