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等级划分的工资制,结束了过去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双轨道。 当时,在工资等级表里,与毛主席位列最高级的仅有一人,此人还是一名女性,那就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 那时,宋先生一个月的工资有579。5元,除此之外,考虑到宋先生的对外接待事务比较多,国家还专门发了300元给她作为活动经费。 这样一来,宋先生的收入就接近900元,远远高于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收入,这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一笔大数目,要知道,那时的三四十块钱就够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了。 然而,尽管拿着这样高的工资,宋先生却常常向自己的好友借钱。 这让人不免疑惑,为什么宋先生拿着如此高的收入却仍然入不敷出?难道是她挥霍无度,如同当下的月光族?可那些被用掉的钱又花到哪里去了呢?丰功伟绩,妇女能顶半边天 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是中华民国的实业家,而宋嘉树不仅是一个商人,还是一名爱国者与隐藏的革命者。 宋嘉树 他没有将自己的财富用于享乐,反而是默默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还将自己的经商所得用于举办公益事业,帮助了不少的人。 在宋庆龄的少年时代,宋嘉树就教会她们姐妹三样东西:一是宽容,二为独立,三是坚强。在父亲的安排下,她们三姐妹先后赴美留学,接受进步的思想教育。 四年后,辛亥革命胜利,此时远在美国学习的宋庆龄得知消息后,激动难眠,她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就要醒来了,中国人民终于要迎来和平与幸福了。 宋氏三姐妹 怀揣着一腔热血,1913年,宋庆龄学成归国,然而此时袁世凯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她的家人们也因此受到牵连,同孙中山一起逃往日本,这时的宋庆龄不得不先赴日本与家人会合。 从小赴美留学的宋庆龄精通英文,工作能力又极强,不久后就在父亲的介绍下成为了孙中山的秘书。有了宋庆龄这个得力助手,孙中山在繁忙的工作中确实省力不少。 宋庆龄与孙中山 在革命时期的患难与共,悉心照顾也让两人因此有了火花。 1915年10月25日,22岁的宋庆龄不顾家人的反对与49岁的孙中山结为了革命伴侣。 没过多久,宋庆龄还没来得及享受婚姻的甜蜜,就毅然决然地与丈夫一起南征北战,为革命事业千里奔走。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之后在宋庆龄等人的协助下,颁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与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和措施。 陈炯明 回国后夫妻俩前一段的日子还算平稳,然而一天晚上的枪声却打破了平静。 原来,广东军阀陈炯明早就不满孙中山北伐,准备在这天夜里悄悄地发动兵变。 正是形势危急之下,孙中山先生拉着宋庆龄先生的手准备一起离开,然而这时宋庆龄先生却甩开了先生的手,推搡着他赶紧离开。 这是因为,宋庆龄先生担心,两个人一起离开会暴露踪迹,所以她选择留下,用自己的命换先生的命,万幸的是,最终两人都得以脱险。 在这次的遇险中,宋庆龄先生面对危险临危不乱,面对生死大胆无畏,危难时刻肯用自己的命来换孙中山的命,顾全了大局,赢得了革命党人的尊重这件事从此也传为了佳话。 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最终还是没能抵住病魔,病逝于北京。 面对着自己深爱,敬重的丈夫离开了人世,宋庆龄劳累地处理完了先生的后事,精神上也极度悲哀。 不过没过多久,宋庆龄就重新振奋起来,她始终记得先生在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对她重复着放不下的革命事业:和平奋斗救中国从那之后,她决心要继承先生的事业,救国救民! 宋庆龄先生是这样说的,她也是这样做的。 1926年1月,宋庆龄等人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主动号召团结合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在他们的努力下,会议进展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也为后来的北伐争取了时间。 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宋庆龄得知后很愤怒,在国际反战日的8月1日,她对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公开攻击。 在给柏林反帝联盟的公开电报中,她称南京政府是野蛮的政府,国民党领导人是叛徒嘴脸,她坚信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血腥的反动统治! 由于宋庆龄本身的社会影响力,这篇本就人心所向的电报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不久后,蒋介石派他的忠实好友戴季淘做说客。 戴季陶 戴季陶是孙中山曾经的秘书,很早以前就与宋庆龄相识。 然而此时,他却帮着蒋介石,控诉宋庆龄不该发那样的电报。宋庆龄严厉地看着他说:我在上海都没有言论自由,到了南京恐怕也得不到吧。如果不让我说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枪毙我,或是监禁我。戴季陶被宋庆龄怒视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识趣地离开了。 1933年底,宋龄等人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第二年初,鲁迅加入了同盟,也从此与宋庆龄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到后来鲁迅病重,宋庆龄立马写信催促他去医院接受治疗,信里言辞恳切,她希望鲁迅要以大局观为重,劝导他要看重自己的生命。 此刻,她不是以一位友人的身份进行慰问,而是从贫困的中国人民的愿望出发来进行劝导。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先生也没有停下她的脚步。 宋庆龄与八路军和新四军 当得知中共在创办高校时遇到层出不穷的困难时,她挺身而出,带领着保卫中国同盟四处奔走,向国际友人和国外的爱国人士发出号召。 在不懈的努力下,他们终于筹集到了资金,为那些学校提供物资,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着当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为抗日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5年12月,宋庆龄先生将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说:目前,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通过救济和福利而自救的人们。 1949年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国际友人曾多次邀请她访美,她却一一婉拒了,在她给友人的回信中大意是这样说的:现在我的全部身心都用于救济工作,这份事业需要我全身心地投入,实在是没有时间此时的宋庆龄先生由于为革命事业操劳过度,导致疾病缠身,但她忙碌的身影始终没有停歇,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投入到妇女解放和儿童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当中去了。自掏腰包,公是公私是私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和人民立下汗马功劳的宋庆龄先生不仅在精神上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优待,在工资收入上也同样如此,当时的她享有最高级的工资待遇,与毛主席列同一级别。 据当时宋庆龄的管家周同志回忆,每月的工资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从北京汇来上海银行,一共是579。5元,管家领取后,要亲自交给宋先生过目签字,先生对帐目看得格外仔细,做到心中有数,管家一向做事谨慎细心,很少让宋先生操心。 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拜会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只有一次,是在1963年1月17日,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中接见了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会面之前,她特意嘱咐管家去友谊商店购买送给锡兰外宾的中国绸缎。 这份礼物的花费一共是293元,她交代管家说这笔费用算在自己的开支上。 每个月宋先生都有审阅账簿的习惯,在审查中,她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她嘱咐过的那笔帐并没有列入自己的费用支出里。 为了解答心里的疑惑,她立即找来管家,询问她说:周同志,上个月送给锡兰总理的礼品,当时向你交代了算作我的私人支出,你怎么没有列入费用开支呢? 周管家看着平日里慈祥和蔼的宋先生现在如此严肃,连忙说出了实情。 原来,不是宋庆龄先生没有嘱咐,也不是周管家忘了。 而是秘书告诉他可以将这些送给外宾的礼品交给公家报销,所以他就没有记上。 宋庆龄先生听完后,神情认真地对周管家说:周同志,公是公,私是私,既然我已经说了这笔费用由我支付,那就说明不能与公家的账混为一谈,把这笔账重新记上吧,希望下次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管家点点头,从此对此类事务的开支格外谨慎细心。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宋庆龄先生自掏腰包,作为国家副主席,她常常负责着对外的接待事务。 宋先生为人大方,常常用高级的食物招待国内外来访人士,除此之外,还会送给他们精美的中国礼物。 这些费用支出,她都是自己承担。就连国家额外给出的300元经费,她也多次拒绝,她认为自己的工资已经够高了,不应该再接受这额外的收入。 尽管国家还是如数寄来,宋先生一分钱也不曾动用。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庆龄先生的工资如此之高,却仍然需要向好友借钱了,而宋先生不仅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与此相反,她是一个格外节俭的人。 有一次,宋庆龄先生在庭院里散步,当时负责给草坪浇水的青年忙忘了,水龙头哗哗地流淌着,草坪都已溢出了水。 宋庆龄散步的时候看见了,赶紧把水龙头关上,又马上让人找到这个青年,当得知他是因为一时的忙碌而大意了时,她没有斥责这个年轻人,而是语重心长地说: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节约水源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如果我们现在因为粗心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到了后代他们就没有资源可以生存了这番谈话使这个年轻人受益匪浅,连忙向宋庆龄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宋庆龄欣慰地点点头。 其实不仅仅是节水方面,在日常的生活起居上,宋庆龄先生更是勤俭。 据她的保姆回忆说,先生平时的起居花费极为简单,穿的鞋子是她们自己做的布底鞋,就是一般的农村妇女常穿的款式;穿的绒布衬衫褪了色,磨得又旧又薄,她还继续穿着;就连好友送的礼物上的包装纸、绳子,她都舍不得扔,总说这也许还有用处呢。 有一次卧室的镜子坏了,身边的人打算换一面新的时候,她连忙阻止:不用换了,中间还能用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抠抠搜搜的人,却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生作为国家副主席承担了大量的国家事务,同时,她还在继续着她一直为之奋斗的妇女与儿童的事业。 她的一生热心着妇女解放事业,负责着中国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与此同时,她还操心着儿童的成长事业。 在19521981这29年的时间里,宋庆龄先后共撰写了20余篇有关儿童与妇女的文章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她曾说过:要有强健的民族,先从母性及儿童福利着手。在儿童的思想教育上,她强调,不仅要爱孩子,还要学会正确地教育孩子,让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和行为,培养出具有优秀品质的人。 宋庆龄先生不仅仅是口头上这样说,她还是实打实地去做。 她曾多次拿出自己的奖金和稿费,捐献给福利事业,并且她还亲自去看福利事业落实的情况,确保妇女和儿童们能够享受到这些成果。 而与此同时,宋庆龄先生尽管拿着国家最高工资,表面上很富裕,但由于她的频繁捐赠与对外事务的支出,实际上她的手里已经没剩多少钱了,但她仍然没有丝毫犹豫,还是将自己的收入悉数赠与了她为之奋斗的事业,毫不后悔,毫无怨言。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1953年,宋庆龄还亲自选址,为孩子们建立了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作为他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有时候,她还会悄无声息地到少年宫视察,亲自检查室内的卫生,看望正在学习活动的孩子们。 有一天,是宋庆龄先生的生日,但是她谁也没有告诉,只是高兴地来到少年宫里看孩子们表演。 在这特殊的一天,先生没有让好友相伴,而是选择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这个生日,可见她是把自己都融入了这个事业。 宋庆龄先生为妇女和儿童所做的努力,也大大推动了妇女与儿童事业的发展。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就是这样一位一边关心着身边人一边操心着国事的伟大女性的晚年却是十分孤独与窘迫。 1978年12月30日,宋庆龄先生身患重病,而此时的她已没有什么钱。 回到上海后,她不得不以变卖自己的旧物家产维持生计,然而变卖的钱也没有多少。 不久,这个消息传到了上级部门那里,立即为宋庆龄补助1万元。 迫于当时的紧急情况,宋庆龄先生只好无奈地接下,后来中央得知后,又为其补助5万元,然而宋庆龄先生却将这笔钱存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那里,只有急需时才去找他取用,还要盖章记录。 晚年的宋庆龄在北京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先生去世,那笔中央补助的五万元最终只用去了一万余元,回望宋庆龄先生的一生,是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与奉献的一生。 她出生于富足家庭,却没有丝毫的娇气与高傲,她与人民打成一片,想人民所想,思人民所思,急人民所需,忧人民所苦,在她生命的大部分历程中,她与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可以说,她是当之无愧的国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