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奇，在政治的高度讲述丛治辰评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

　　长篇小说《乌江引》
　　《人民文学》杂志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全文转载。
　　书评嘉宾
　　丛治辰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乌江引》这部书，乍读可能会觉得语言不同寻常：怎么那么局促，那么干？但读到下部，我们会发现作者其实完全有能力写那种很舒展、很优美的语言。于是我们才会意识到：或许那种局促的、干的语言，恰恰是好的，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好的文学语言未必是一般所认为美的语言，而应该是准确的语言，是与所表达的内容相匹配的语言，是能指与所指的艺术结合。
　　《乌江引》讲的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在长征期间所做的重要工作，以及相关人员对革命所做的重要贡献。第二局很神秘，在当时连刘少奇这样的高级领导对它都了解甚少，二局的同志负责敌方电报密码的破译解密，因此每天听到的都是电台那种急促而不间断的滴滴声这正与《乌江引》上部的叙述语言有相仿佛之处。并且如前所述，《乌江引》分上下两部，下部是讲后人何女士怎么在历史里寻找自己的外祖父，其实也是寻找历史真相，寻找在历史中不得不被隐藏起来的那些无名英雄，这样的追怀之旅，当然是要舒缓的，是抒情的。上部呢？作者是假托二局当事人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呈现战地纪事。战争年代不可能字斟句酌，因此书中写得明白，那只是速记：速记当然要如电报一样精简、粗线条，但是准确。
　　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样的形式呢？为什么不可以用第三人称来追述当年的这些无名英雄，以及他们的丰功伟绩呢？我以为，庞贝所选择的这一形式的确是最好的，是最能够有效讲述这段历史的。
　　第一人称的速记，让我们有一种现场感，很容易带入；但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们有一种参与感和认同感。我们好像伴随着那电报声一般的紧张节奏，进入了红军从瑞金出发，向西向北，边作战边转移，反复周折的现场。那种紧张节奏，既是电报的节奏，也是战斗的节奏。写电报密码破译人员的工作和他们的重要性，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书中说，我们的隐秘战线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地下，一部分是在空中。地下的那部分很好写，从建国初期的电影《羊城暗哨》至今，我们的文艺作品多有表现，甚至近年来形成了一个谍战剧、谍战小说的风尚。这是因为地下工作有传奇性，有戏剧性，那种游走于敌营之中、生死之间的扣人心弦，甚至比正面战场的作战还更加引人入胜。但是坐在电台前面夜以继日地收听电码，窝在屋里紧蹙眉头地破译电文，这是何等无聊的场景？一切的戏剧性都在脑海之中，而这戏剧性又远非我们这样非专业人员能够理解，更不要说从中感受到乐趣了。但是庞贝却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形式，将那种紧张感、戏剧性表达出来了。他很少直接写二局英雄们的工作，而是将他们的工作放在长征这一大的历史事件当中去表述。二局工作的紧张性和戏剧性，是和长征的艰苦性和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的。长征的进攻与后撤、胜利与波折，奏响一曲紧张的进行曲，而二局工作的鼓点就夹杂在这当中。
　　紧张感，其实来自于一种重要性。二局工作的鼓点，的确是长征这部进行曲当中极为重要、特殊关键的一部分。《乌江引》讲出了长征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我军的料事如神，其最重要的倚仗，正是二局的工作。二局工作在长征乃至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有以下几种方式：其一，是战争情报之于军事指挥之重要参考价值。对此的表现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可以略去不谈，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这种重要性甚至不仅仅影响了一场战斗，一场战役，甚至影响了我党我军的整体命运。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中，毛泽东再一次失去军事指挥权，在我党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如果不是二局的情报及时送到，支持了毛泽东的判断，我党的整个历史恐怕都要重新书写了。其二，情报不仅仅可以让我们知己知彼，更可以借以误导敌军、利用敌军。南渡乌江，二局奏了奇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破译了敌军的密码，更是因为中央领导人剑走偏锋，同意二局伪造蒋介石的越级电报误导了周浑元和吴奇伟，才让南渡大军躲过了周、吴队伍的围剿。在这样的情节中，我们看到的其实又不仅仅是二局工作的重要性，更看到了党和军队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大智慧。小说中反复强调电码破译工作不仅仅靠专业技术，还靠对大局的全盘把握，我想也是在强调这一点。就此而言，二局的智慧和胜利，正是我军、我党智慧和胜利的一个缩影。其三，我们获取的情报，不仅仅可以用于战斗，还可以用于不战斗。小说提到1943年7月的延安大泄密，彼时延安正面临胡宗南部的大军威胁，为粉碎国民党的背义进攻，党和军队领导人选择向全国人民公开国民党的阴谋。这无异于暴露了二局，暴露了二局对敌军电码的了解，势必会导致国民党更换更复杂更高密级的密码，因此如果没有二局此前的工作成绩，没有二局对于此后工作艰巨性的充分认识和充分自信，是不会有这一场成功的舆论战的。而这场舆论战也进一步提示我们，二局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军事，更是为了政治。
　　事实上，在小说中，庞贝从来都是在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讲述二局工作的，而绝不仅仅是在军事层面。二局的工作当然重要，但是如何使用二局获得的情报，进而做出正确决策，那依然有赖于党的智慧，有赖于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智慧。这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小说在讲述我军何以能够一次次突出重围时，反复强调一点，就是国民党的围剿队伍内部，其实充满了种种算计。二局破获的不少电报，都在向我们证明，国民党各部的利己打算，恰恰让他们该打不打，该追不追，从而让我们得以从种种缝隙中突围出去。这正与我军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二局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因此在长征中很多命令，连林彪这一级的指战员都表示不能理解；但无论如何，我军各部都是高度服从中央，听从指挥。敌军手臂失离，我军则不仅精诚团结，而且耳聪目明，这就体现出了政治觉悟的重要性。在读这部小说时，我曾经有过一点困惑：怎么我们的密码破译人员就这么厉害？照理说，那时候国民党的精兵强将也不少，怎么就这么没用？这是否不大真实？后来，小说本身为我解答了这一困惑：国民党当然也有类似的一支队伍，但是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有钱家的少爷，哪能像我们的破译三杰那样殚精竭虑，夜以继日？所以差别并不在于技术和人才，更本质的差别在于有没有信仰。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后半部分项南的出现，就格外富有意味。项南后来做福建省委书记，是改革开放的先锋，而他的父亲却有着那么传奇的过往。这样一个人物的家族历史，是将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年代联系起来了，是将我们党的事业完整地呈现出来了，一下子把这部书的画卷从长征时期延展到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时代。当然，在此意义上理解曾希圣的责任田实验，也足够耐人寻味。这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不变的是信仰，是党的领导。因此《乌江引》绝非只是讲述了不为人知的传奇，更充分写出了传奇的革命性。这样一部以二局往事为表现对象的革命传奇，歌颂的并不仅仅是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甚至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军队，并不仅仅是过去我们的成绩，更是歌颂我们党的整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