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

　　慈禧愿意启动新政，是受了载泽谬论的误导载泽告诉慈禧，可以借助立宪把权力从地方督抚手里夺回来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这是清末皇族少壮派代表人物载泽的一句名言，近年来引用率颇高。清末新政的核心是立宪，载泽又是新政核心决策层里的人物；引用者们大抵是希望借这一名言，来说明晚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实很有诚意。
　　但引用者们忽略或者故意无视了载泽这句话的背景。1905年，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这句名言，就出自该密折。引用者往往只顾着拿这句名言来证明清末新政的诚意，却忘了去领会载泽为什么会得出宪法唯独最不利于官这样一个结论。个中逻辑，其实载泽在密折里说得非常明白。
　　载泽说，现在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当中，有不少人以立宪会损害君主大权为由，不遗余力阻挠立宪；殊不知，君主立宪〔注：或称虚君共和，是一种国家的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这些督抚大臣们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朝廷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泽还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进而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如此，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换言之，在载泽看来，立宪可以帮助君主从地方督抚手里把更多的权力夺回来。
　　但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完全是错的这个逻辑显然是错的。无论是证之学理，还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一定都是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八个字；至于官权是否会受到损害，则是不一定的事情。载泽拿日本举例，也是大错特错。明治维新〔注：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抗。〕前，天皇只是个摆设，清廷却是古老的皇权专制体制；就君主立宪的客观需求而言，天皇确实需要增强一些权力，清廷皇室的权力则严重过剩。载泽对立宪的理解，如此荒谬，其名言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然也说明不了清廷有多少改革诚意。
　　立宪不但不削弱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君主的权力，这种特殊历史现象，只会出现在日本近代那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载泽以日本作为立宪可以巩固君权的有力证据，其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载泽这份浅陋乃至荒谬的密折，打动了慈禧。究其原因，一者，载泽身份特殊，不但是皇室成员，还是慈禧的侄女婿，其岳父桂祥，是慈禧的兄弟；桂祥的另一个女儿，则是光绪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二者，慈禧本来对立宪知之甚少，一直担心立宪会损害君权；自庚子年体验了一把督抚们不理会她的勤王诏书、自行筹划东南互保后，削弱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又一直是她念兹在兹的一块心病。载泽密折里一番天花乱坠，不但极大地消解了慈禧的戒心，还让她看到了削弱督抚权力的某种希望。故而，载泽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清末新政的实质性内容由此开启。载泽也一度被时誉称颂为立宪的开幕元勋。
　　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注：伊藤博文（18401909年），长洲藩人，生于日本天保十一年，幼名利助后改俊辅，又改博文，号春亩。生父为一农民，名林十藏。〕载泽这种荒谬的认知，来自伊藤博文。1905年受命出洋，载泽的任务是考察各国政治，并不专为考察立宪。回国后，载泽之所以对立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伊藤博文等人的影响关系甚大。先是伊藤博文告诉载泽，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而后，当载泽不断问及立宪对皇权的影响时，伊藤又一再肯定回答：贵国如行立宪制度，大权必归君主。载泽密折里所列举的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其实全都是从伊藤博文那里听来的。
　　载泽曾询问伊藤博文所言是否都已付诸实施，伊藤告诉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都已实行有效，绝非一般学问家的空谈。伊藤没有欺骗载泽，他替日本设计的宪法，的确保证了军政管理大权牢牢掌控在天皇手里。但伊藤没有告诉载泽，中日两国改革的起点完全不同，而以他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的载泽（前排中）一行在英国伯明翰。02看清立宪的真相后，慈禧临终前表示相当后悔迫不及待用立宪向地方督抚夺权，结果惨遭失败受载泽密折的鼓舞，慈禧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9月2日就宣布要改革官制，打算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了，史称丙午官制改革载泽、端方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很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块。中央这一块，略与日本现制相等，换言之，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这一块，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具体的做法，是在地方按照立宪的理念，搞三权分立，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从督抚们手里分割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们自然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够，就成了督抚们一致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当然，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明确反对中央把司法权从地方手里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