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角关系,我服了 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北宋时代耀眼的明星。他们交相辉映,在北宋政坛、文坛大放异彩。今天,我不谈论他们政坛文坛的辉煌功绩,除了这些之外,更让我折服的是他们宽阔的胸怀,高尚的品德,正直无私一心为国的情怀。 三人中,司马光年最长,生于1019年。王安石生于1021年,两人同年卒。苏轼要比他们小十好几岁,算小字辈,苏轼生于1037年,那时,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已是翩翩少年了。 为什么把他们三人放在一起来说呢? 三人有很大的共性:才高过人,名重文坛,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为学勤奋,为官清廉,德才兼备,时代精英。 他们三人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之间都有诗文互答。王安石和苏轼都算欧氏门生,欧阳修曾是司马光的上级,对司马光有提携之谊。 三人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生色,不喜奢靡。 三人交集颇多,一生相爱相杀,但他们的相争,都是君子之争,从没有为自己的名利而争,都是为了百姓,为了北宋帝国的富国强兵,百姓富足安定。他们争论,只不过政见不同而已。 1 司马光与王安石 两人相差两岁,算同龄人,多年的同事。 王安石是变法的激进者,领导者,推进者;司马光的变法的反对派。两人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两人的文采甚高: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文流传于世,我们语文课上曾学过王安石好几篇诗文,如会说话就会背的、每当过年时就会想起来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司马光最为人熟知的是其史学、文学鸿篇巨著《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 《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说道:"无由会晤,不认去向往之至","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 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时,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之美誉。 司马光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年,才高而学富。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两人做过多年的同事。两人同在包拯为群牧使的群牧司当判官;两人共同担任皇帝的文学侍从; 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韩维 是好友,并称为" 嘉祐四友" ,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僧舍或坊间留下他们聚会余音,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的参与。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 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后,司马光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踏踏实实隐居十几年,编纂《资治通鉴》。 这时候作为政敌的王安石,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又多次上书宋神宗,几次三番表明,司马光是难得的人才,只不过是思想守旧,恳请宋神宗开恩。 神宗驾崩,高太后临朝,启用司马光为宰相。王安石也选择退让,回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王安石落寞之际,朝堂之上旧派势力对王安石的弹劾之声不绝于耳,连太后都对因变法,动了她们皇亲国戚贵族利益的王安石恨之入骨。 各地见风使舵摸黑王安石的举报信更是像雪片一样压来。 致使王安石深陷舆论漩涡。 朝廷震怒,在要降旨发落王安石之际,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叩首保本,请求朝廷明察,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谏言说王安石是铁骨铮铮的正人君子,仅是工作方式不对思想激进。 在看到司马光力挺王安石,朝堂之上针对王安石的声音才越来越少。 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趋向虽殊,大归则同。" 王安石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所以,一对政敌争锋相对,一生益友坦坦荡荡。 2.司马光与苏轼 司马光和苏轼,同是反变法派。 司马光之于苏轼,是父执一辈,因为他比苏轼大将近二十多岁,是和苏洵同时代的人。对苏轼苏辙都有提携之恩。 苏轼母亲程氏去世以后,苏轼请求司马光为母撰写墓志铭。苏轼兄弟参加贤良科,司马光是主考官,可以说苏轼的每一步辉煌都和司马光的提携分不开。 司马光何止对苏轼有提携之恩,对于苏辙也是有知遇之恩。当年苏辙和哥哥共同参加"大科",苏轼脱颖而出,苏辙也不甘心,于是凭着一腔热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结果惊世骇俗的言论被一些大臣视之为洪水猛兽。纷纷要求罢黜。这让我们看到了苏辙的另一面。司马光据理力争,最后算是列入四等。 伴随着神宗皇帝的驾崩,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司马光担纲,自然需要吹鼓手,于是自然而然想到苏轼。首先他在元丰八年五月任命苏轼为登州知州;苏轼席不暇暖才五天,司马光迫不及待任命苏轼为礼部郎中召回朝廷。 15天后,苏轼被擢升为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三月,苏轼被擢升中书舍人;同年9月,升翰林学士知制诏(副宰相后备人选)。 司马光在擢升苏轼的同时,全盘废除王安石新法,其中包括增加朝廷财力和有益民生的免役法。此举引起争议,苏轼也参与反对废除免役法,这让司马光大为光火。苏轼只能请求外放,并且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司马光是"司马牛,司马牛,真是一头倔牛"。 苏轼多次抨击新法,令神宗不悦。周围善于排除异己,罗织罪名的小人便无中生有,弹劾苏轼兄弟在奔丧期间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罪名,神宗下令查实,一场大狱之灾在所难免。这时司马光出面辩解,一场危机化解。 司马光死后,苏轼为司马光撰写《司马温公神道碑》。 苏轼以一颗感恩的心,为之撰写祭文、行状和神道碑。苏轼对司马光的人格多加赞扬和称道:"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所以司马光与苏轼亦师亦友,不管政见是否相合,都遮掩不住他们君子之风。 3.王安石与苏轼 王安石比苏轼大十几岁,都二十一岁进士,皆为青年才俊。却在不同的阵营。 先介绍一下青年才俊苏轼吧。 两宋三百多年,开制科考试二十二次。入等者共四十一人。苏轼入第三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自北宋以来,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 虽然才华横溢,虽然有致君尧舜的愿望,但苏轼一生中一半的时间都在被贬和被贬的途中,虽然担任过英宗的老师,虽然担任过知制诰,但一生没有担任过封疆大吏,也没有当过一言九鼎的职位。 神宗非常爱惜苏轼的才学,几次想重用苏轼,但都遭到王安石的阻挡。 神宗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义,不宜担当此任。" 神宗又提出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一职位是最为接近皇帝的侍从近臣,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他说:"苏轼论资历最多只能担任通判之职,怎么可以让他修《起居住》呢?陛下用人须再三考察,确实可用乃用之。" 苏轼一生的多次被贬,与王安石脱不了关系。他们的阅历,个性和思想方式也很不同。在王安石眼中,苏轼不过一介书生,尽管才气横溢,根本缺乏从政的经验和论证的眼光。他的那些文章和言谈,统统不过是书生空论而已,没有一句值得采用。 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遭遇人生最大危机,王珪(李清照外公)、赵挺之(李清照公公)、李格非(李清照父亲)、李定、沈括等人构陷苏轼,苏轼面临杀头之罪,这时隐退金陵不问政事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营救,他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不计前嫌保住了苏轼。苏轼后来感慨万千,没想到,最后救了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最大的仇敌。 作为北宋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王安石曾两度罢相,几起几落。他学贯古今,才思俊迈,品格高洁,卓尔不群,怀抱着匡时济世,致君尧舜的远大理想,忠心耿耿,将一腔热血献给了变法事业。 抛开政见不说,对与苏轼的才华一直非常欣赏。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始终关注苏轼,每碰到从黄州来的人,他必定问:"子瞻最近有何妙语?"在读苏轼《胜相院藏经记》时,一边读一边赞叹:"子瞻,人中龙也!" 听说苏轼在回京路上要来拜访自己,虽开始有些顾虑,但出于公心,并无个人恩怨,他心地坦然,不等苏轼到来,便骑着毛驴,一身便服,早早到江边迎接苏轼。 苏轼在舟中远远看到王安石走来,快速迎上前,两双手握在一起。 十多年的隔阂冰消瓦解。两个伟大的人物,握手言和。苏轼此频繁出入王安石的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中常客,两人读佛论道,评诗议史,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公元1086年5月,一代名相王安石带着深深的伤痛和怨恨离开人世。王安石死后,谥号"文",后来哲宗皇帝追赠他为太傅,并命大文豪苏东坡为他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三人相爱又相杀, 搅动北宋帝王家。 公心一片致尧舜, 清廉刚正传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