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深夜送餐猝死获赔150万，众包公司外卖平台均担责

　　外卖骑手深夜送餐猝死获赔150余万元。近日，南都湾财社记者从北京法院网官方微博获悉，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外卖员刘某某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未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遂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此次事故中，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均有过错，最终一审判决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共计赔偿刘某某家属150余万元。
　　众包骑手签订合作协议被认定为雇佣关系
　　据刘某某家属称，2021年5月19日凌晨，刘某某照常外出送餐，然而送餐途中不幸突发疾病，因当时已是深夜，刘某某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身亡。其家属称，刘某某生前系某平台外卖骑手，在外卖员送餐途中，平台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家属认为，刘某某出事时为深夜，只有外卖平台能够掌握到其详细位置，外卖平台作为雇主，有义务关注雇员的实时工作情况，发现订单异常时，应及时与送餐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施以救助，然而在刘某某出现意外的整个过程中，外卖平台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导致刘某某发病数小时无人发现并最终死亡，平台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外卖平台运营公司辩称，其所运营的平台，仅系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平台对刘某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则辩称，刘某某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刘某某之间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为其投保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运营方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根据法律规定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北京朝阳法院庭审现场。图源：北京法院网官微
　　外卖平台也存在过错需担责
　　就平台运营方公司而言，因其并未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也未对刘某某进行劳务管理，不能认定刘某某与其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法院也表示，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案件主审法官肖华林表示，为更好地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议外卖平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建立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劳务单位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对于骑手来说，要增强自我劳动保护意识，谨记安全知识，保持避免事故发生的警觉性，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强度。
　　综合案件信息可见，法院认为虽然骑手与为外卖平台提供外包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但双方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这无疑为外卖骑手这类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
　　为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提供重要参考
　　南都湾财社记者曾报道，有外卖行业的从业人员表示，无论是众包还是专送骑手，很多都没有享受五险一金的待遇，所以工伤险就更是无从谈起。而平台单独购买的商业意外险又无法有效覆盖发生人身伤害时的所有损失。
　　加上平台用工方式的特殊性，难以按照现行确立劳动关系的有关标准认定双方为劳动关系，导致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新就业形态人员无法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这也是为何这类新业态人员在遭遇工伤时往往难以获得有效赔付。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肖锦阳向南都湾财社记者表示，外卖骑手是新业态下衍生的一种新型就业模式，现有劳动与社保政策难以有效保护，导致该类弱势群体矛盾纠纷多发，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亟待解决。对于外卖骑手与平台经营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或劳务法律关系，是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面临的焦点法律问题，也是处理其他争议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外卖骑手与网络平台或其外包公司之间的关系特征有别于传统劳动或劳务关系的特征。无论就业形式如何新变化，在判断双方之间关系时，应当按照双方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或劳务关系的合意、劳动者是否服从单位管理、工作是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等标准，根据具体的用工方式进行个案判定。
　　该案例以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通过辨析众包骑手与众包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的性质、合同实际履行中体现出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来确定双方法律关系，防止众包公司、外卖平台利用优势地位通过订立其他合同方式掩盖用工事实，就劳动争议审判中的突出问题给出了裁判标准，为进一步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