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生平写的第一首诗，曾被从小学课本中剔除，最后一句老少皆知

　　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
　　1867年，慈禧写了一首诗，也是她生平写的第一首诗。这首诗是送给她母亲富察氏的，却没想到，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居然传播度广到老少皆知。
　　到底慈禧为何要难得提笔写诗？最后一句又是什么呢？
　　慈禧母大寿，突遭遇变故
　　慈禧从小所受的教育就很有限，这不仅因为古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想法，还有一个原因所在。
　　多年来，业界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慈禧并非满人，而是汉人。而且她在山西农村长大，是后来被满人官员叶赫那拉惠征所收养，才入了籍，最后进宫。
　　也正是如此，慈禧小时候并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即使入了惠征家中，也不一定能够和惠征其他子女一样，有同等的教育环境。
　　这就导致慈禧文化水平不高，她也很少如古代其他女性一样，能够赋诗写作。
　　但她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了1852年。
　　那年慈禧入宫选秀，也许是受到了同时期秀女的熏陶，她虽才学不高，却开始努力写字，甚至因为一手好书法成为了咸丰批奏折的代笔。
　　但慈禧字虽好，其才华依然泛泛，又因为她在掌权之后，开始耽于享乐，自然不会懂得诗词歌赋所带来的精神熏陶。
　　1867年，慈禧的母亲富察氏60岁大寿，按照古人思想，耳顺之年的寿宴应该在条件范围内，办得有声有色、大张旗鼓。
　　再加上慈禧当时已经是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更应不会放过这个铺张浪费、骄奢淫逸的机会。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恰好此刻有外国使节来到了中国。在别国面前立威，还是为母亲摆宴炫耀，慈禧很明显选择了前者。
　　其实，清宫和富察氏的府邸相差并不是很远。
　　富察氏居住地为锡拉胡同，而锡拉胡同就在王府井，离清宫的东直门只有几步之遥，然而即便如此，慈禧也没去。替母写首诗，却进入教材
　　于是，慈禧在紧锣密鼓的准备过程中，写下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精竭虑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祝母寿诗》（一说《祝父母诗》），送到了富察氏的府邸。
　　1870年，富察氏溘然长逝，享年63岁。据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的日记中所写，富察氏出殡的时候，陪葬的物品之多，多到整个北京城都填满了；
　　沿途前去祭棚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吊唁金能够超千金之多，吊唁之人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甚至有一个李侍郎没去，还被慈禧呵斥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首诗曾经加入了小学教材。后来，由于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慈禧这种文化程度的诗词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这首诗本身也不符合七言绝句的格式，所以就从小学课本中剔除了。
　　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却自此开始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了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首诗已经不在教科书中，但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却成为了中国教科书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两句俗语之一。
　　这不仅代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传播度甚广，已经成为了一句俗语。也表现出了当代父母的困局。
　　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不仅仅是学校，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也正是如此，近年来的父母并不如过去那样的放养状态，而是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到子女教育上，有着沉重的教养负担。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父母的辛苦程度也是过去的数倍，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在当下显得更为应景。
　　慈禧和富察氏之间的故事，随着这句话的传播，在近年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熟知的民间故事。
　　然而知道的人越多，便有越多的人对这件事提出了疑点，加上慈禧本身臭名昭著，更让这件事的真实性扑朔迷离。有人提出来，母女关系差
　　首先是慈禧和富察氏之间的关系。慈禧御前女官裕德龄著《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说，慈禧对于那些皇族和自己母家这些较近的至戚，都是很切齿地痛恨着的。
　　可见，慈禧不管是不是惠征亲生的，和母家亲戚的关系应该不是太好。而她与惠征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在裕德龄的另一篇《清宫二年记》记载了。
　　有一次谓余曰：‘自余髫龄，生命极苦，尔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妹所欲，亲必予之。至于余者，靡不遭诃叱。’
　　裕德龄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从我童年开始，就过得很苦，你也是知道的。因为我不是爸妈喜欢的孩子，更觉得没什么乐趣。我妹想要的，父母一定给她；而我想要的，总是会遭到呵斥。
　　另一个史料《清稗类钞》也记载了类似的事情：孝钦后（慈禧）尝语人曰：‘我自幼受苦，父母不爱我，而爱我妹。’
　　可以看出，慈禧和惠征夫妻关系也不好。既然富察氏对慈禧不好，那么慈禧写出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小了。
　　虽然前言曾提，慈禧给富察氏举办的丧礼十分隆重。但是这也许并非出于孝心，而是慈禧本性铺张浪费、想要显摆的缘故。
　　除此之外，另一个疑点似乎更能佐证此事的虚假之处。按照大众所熟知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故事背景，其中促使慈禧写下这句诗的重要原因是：慈禧要接见外国使臣，没空贺寿。
　　然而，这件事却在年份上，出现了差异。
　　慈禧见外使，年份对不上
　　按故事时间线来说，富察氏的60大寿是1867年。但是根据清史稿记载，慈禧在实际掌控清朝期间，接见使臣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的年份是1873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
　　当时，同治皇帝接见了英、法、美、俄等国使臣，并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而清史稿中，并未提及慈禧一同接见。
　　也许清史稿并未详尽记载完全此事，以慈禧当时的地位，仍旧有很大可能一同前往的。但是，这次同治皇帝接见外使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时同治皇帝18岁，到了亲政的年纪，这也是慈禧短暂的让权时期。这次接见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为了证明同治皇帝亲政后的政治地位，仪式感大于实质性。
　　如果慈禧太后陪同前去，从意义上和传统思维上，都是一种对皇权的挑战。虽然慈禧对朝政有所控制，但是不会在这种代表同治帝地位的事情上太过干涉。
　　另一个佐证慈禧没有参与1873年的接见一事的，是当时接见的地方在宫外的瀛台。换言之，慈禧要接见使臣，必须出宫，这算是行程上的大事了，清史稿不可能没有记载。
　　也就是说，无论从史料方面，还是从事实逻辑分析，慈禧都未曾参与这次接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她接见了，此刻富察氏也已经去世3年了，遑论替她祝寿写诗。
　　而慈禧最早可考的接见使臣的时间点，要大大地往后推30年，也就是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当时，慈禧接见了美国使臣，谈及了博览会的相关事宜。
　　这时候，距离富察氏作古也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也就是说，因为接见外使一事而导致无法给母亲祝寿一事，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导致慈禧无法为母贺寿。比如，其他政事羁绊了慈禧。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并非不成立。
　　但在清廷内部，其实一直以来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的所谓墨宝，大多数是有代笔的。
　　代写非罕见，历史雾中寻
　　关于代笔一事，在乾隆年间有个非常知名的故事。乾隆一生爱写诗，留存现世的有4万多首，但其中绝大多数其实都是代笔，即使是他亲笔写的，也有一部分经过大臣们加工的。
　　这其中就有个大学士沈德潜，是代笔的诸人当中作品最突出的。
　　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人想将沈德潜写的诗整理成册，可是这其中也包括了他替乾隆代笔的诗。
　　这件事让乾隆知道了，他非常愤怒，于是把沈德潜的尸体挖出来鞭尸，还抄了他们的家，这件代笔的事情，才曝光了出来。
　　乾隆这种集全国顶尖教育资源于一身的人，都逃不过代笔的命运。遑论慈禧这种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的人。
　　事实上，慈禧也确实找过代笔。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旧存的、及各大中型拍卖会上改了慈禧玺印的作品，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品都是为了做赏赐之用。
　　而且慈禧的作品质量两极分化很明显。以慈禧好大喜功、时刻注意树立自我形象的个性，自然不会让比她画技差的人代笔，所以艺术水平高的画作就是慈禧的代笔之作。
　　从这方面统计，慈禧的代笔次数十分高。而且她的书法并不若一些传记里所写的那样娟秀，甚至可以说是孱弱稚嫩。
　　而慈禧的代笔人，在《清宫遗闻》卷一转录《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有所记载：
　　时（缪）素筠随夫宦蜀，夫死子幼，甚苦，归滇。工花鸟、能弹琴、小楷亦楚楚颇合格。四川督抚乃驿送之京师，慈禧召试，大喜，置诸左右，朝夕不离。
　　除了缪素筠之外，还有王韶、阮玉芬、屈兆麟等人，都是慈禧的代笔，均有一定的资料进行佐证。
　　左慈禧原笔，右代笔
　　以此为基础上，便可以讨论两个问题：
　　一是，慈禧在写个寿字都需要有代笔的情况下，会在明知道自己文化基础不高的情况下，不找代笔给自己润色吗？
　　二是，慈禧本人如此在意自己的形象，她可以忍受自己写的诗，在未经润色的情况下，以不符合七言绝句的格式流传出去吗？
　　如果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话，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是慈禧所写的可能性，又大大减少了。
　　慈禧书法
　　至于慈禧到底有没有写过这句话，由于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大概也就和她的身世一样扑朔迷离，会成为永久值得探讨的话题。
　　坊间广泛流传的慈禧所写的唯一的诗成为耳熟能详的谚语一事，传播度甚广，甚至一些官方媒体也认为此事属实。
　　而通过详细地挖掘史料，会发现富察氏对慈禧并不好，很少给慈禧母爱；同时，慈禧并没有在1867年有接见重要外使的史料。
　　更重要的是，以慈禧爱代笔、且好大喜功的个性来看，这首《祝母寿诗》若真是以慈禧名义传世，必然会润色得更加好看，一如她往日的代笔风格一般。
　　综上所述，此事是否属实，仍然存在迷雾之中，等待着史学家找到更多的资料。
　　参考资料：
　　1、可怜天下父母心竟是她说的〔J〕。人生十六七，2018（25）：33
　　2、刘奇。真实的慈禧〔J〕。沧桑，2012（06）：912
　　3、李湜。慈禧的书画及代笔人〔J〕。收藏家，2000（04）：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