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日本女人给毛主席写信，请求释放战犯丈夫，毛主席亲笔

　　1957年，一封特别的日本来信，辗转来到了毛主席的书案上，来信的人是一个日本妇女，而她要求的是，让自己在中国犯下战争罪，正在服刑的丈夫早日回国，对此，毛主席做出批示：
　　此人及其他重病犯一予释放。
　　这些犯人，几乎都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忍的迫害，然而当时中国人民并没有选择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告慰死去的生灵，他们的大度，在后来被证明是如此的正确。一、杀不杀？
　　1950年7月19日，一场特殊的交接仪式在中苏边界，黑龙江省的绥芬河火车站进行，苏联政府将969名日本战犯交于中国政府，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外交处处长的陈曦代表政府进行了接收。
　　这场接收中，有人欢喜，有人恐惧，有人愤怒，欢喜的是苏联人，因为这些日本战犯是极难管理，死不悔改的人，放在苏联只是浪费粮食，直接处死又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他们很高兴中国人能接手。
　　恐惧的是日本战犯，虽然在苏联，他们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他们直接侵略和伤害的只有中国人民，现在把他们交给中国人，他们内心的恐惧难以掩饰，因为只要把他们施加给中国老百姓的折磨，施加一半到他们身上，他们都受不了。
　　愤怒的自然是中国人，对于这些战犯，任何一个中国人民都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们，他们对于中国同胞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百死也难辞其咎。
　　这些战犯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而这所监狱在最早之前，曾经是日本侵华时，囚禁中国抗日战士和爱国同胞的地方，当时还有一个很日本的名字抚顺典狱。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接收，成为关押我党革命分子的辽东省第四监狱。
　　1948年，抚顺解放，该所监狱又被中国政府接管，改称为辽东第三监狱，直到1950年6月，中央指示，改建为抚顺战犯管理所，专用于关押战犯。
　　而在这些日本战犯搬进来之前，中央又花费了370万对监狱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了当时中国条件最好的监狱，有运动场、医务室、理发室、图书馆、面包房，监舍也是十分宽敞。
　　当时在招管教人员的时候，很多人报名，因为在他们看来，管理这些日本战犯，是可以光明正大报仇，让他们吃些苦头的，然而，周总理早就预料到了这些，他提前给管教们打了预防针：
　　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不要说杀掉一个，就是杀掉一百个，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杀他们，要将他们改造好，变成朋友，这将来对国家和民族，都有长远的意义。
　　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这是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下的监狱原则，然而要让管教们接受这样的理念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战犯他们的罪行真的罄竹难书。二、人或鬼？
　　在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人很特殊，他叫大村忍，曾经做过伪满洲政府抚顺典狱长，现在他却来到了自己修建的监狱服刑。
　　刚一进监狱，他就瑟瑟发抖，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所监狱曾经的血腥和罪恶，也知道有多少革命战士，在这里，在他的管理下，英勇牺牲。
　　铃木启久，1938年来到中国，时任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步兵第12大队大佐大队长，7年后，他晋升为日军中将，而在迅速提升的军职之后，是他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其自行供述的罪行中，至少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并且还诱拐中国与朝鲜妇女当慰安妇，而且还是河北鲁家峪大屠杀惨案的指挥者。
　　藤田茂，1938年3月来到中国，时任陆军第二十师团的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成为59师师团长。
　　在他的供述中，一是用俘虏训练新兵的胆量，二是用中国老百姓来趟地雷，三是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造成老百姓民不聊生。同时他也是抚顺平顶山大屠杀惨案的指挥官。
　　长岛勤，1938年12月来到中国，时任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员，1945年成为济南防卫司令官。
　　在其供述的罪行中，仅1942年4月到1945年7月，三年多的时间里：
　　进行了大小15次作战讨伐，杀害抗日军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烧毁破坏民房2220间以上，掠夺粮食6000吨，强制劳役12万工日。
　　同时，他也是琵琶山大屠杀惨案指挥官。
　　斋藤美夫，1929年4月任日本关东宪兵队长春分队长，后成为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
　　他的恶行是，将逮捕的中国人以严重处分进行集体屠杀（枪决），还有的是供给日本731部队作细菌化学活体实验。
　　田井久二郎，1933年9月来到中国，时任伪满洲特别区公署警务处特务科的附属官，1944年，成为伪满洲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的科长。
　　在其自述的罪行中，杀害八路军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团体的人员数约500名，而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是被此人刑讯逼供，残忍杀害的。《滨江述怀》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佐佐木到一，1937年进入中国，时任华中派遣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也是他率领部队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
　　而在历史书中，大家可能看过的，进行百人斩的恶魔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都是这个人的手下，而他指挥所属部队一次就屠杀中国军民3000多人，这还只是他罪恶行径的冰山一角。三、怎么改？
　　对于这些恶魔一样的战犯，改造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管教们自身的厌恶感，毕竟任何一个中国人，听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后，都难免义愤填膺。
　　然而杀掉一个日本战犯容易，但是他们临死之前可能都还觉得，自己是在为天皇效力，是个不屈的战士，那么一时的泄愤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必须先让这些恶魔，长出心，变成人，有了悔意，才能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孽。
　　为了防止管教们产生抵触心理，周总理做出指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作为一个从战争之初走到最后的人，周总理也许比其他人更了解日本战犯的恶行，也比任何人更恨他们的罪行，但是作为总理，他必须要考虑的更全面，更长远。
　　最终，这些管教和工作人员接受了改造战犯的任务，也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在条件上，在当时全国都困难的情况下，给这些战犯吃的是细粮，当时东北大米一毛钱一斤，猪肉不到三毛一斤，而这些战犯的伙食标准是1。54元，相当于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级以上的待遇。
　　而对于管理所值夜班的人员来说，能够吃到战犯们剩下的面条，已经是让人十分羡慕的事了。
　　除了饮食上的特殊待遇外，这些战犯生活上也是得到了很多照顾，比如可以与日本的亲属进行通信、会见，可以弹奏乐器，开运动会，而当他们生病时，更是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战犯永富博之在苏联劳改时掉了四颗牙齿，吃饭不方便，来到管理所后，立刻为其镶上了，而他也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亲手直接杀害的中国人共计61人，奸污的中国妇女为18名。
　　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突发脑血栓后瘫痪，管理所派了专职护理员焦桂珍照顾他，焦桂珍每天给房间消毒，一勺一勺给他喂饭，照顾他的大小便，一天三次给他按摩、翻身。
　　六十多岁的武部六藏对三十岁的焦桂珍十分感激，甚至说她像母亲一样照顾我。
　　战犯上中正高因为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争先恐后地为其献血。
　　手术恢复后的上中正高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为中国人不顾冤仇，给自己献3000毫升血液的事痛哭流涕。
　　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如同换血般的改造下，这些原本十分顽固，抗拒认罪的恶魔，纷纷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世界战犯管理史上，这样的情况都很少出现，有人把这称为是抚顺奇迹。
　　周总理对于管理所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同时还表示，要将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由此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点点滴滴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然而这部纪实性的电影，最终没能放映，原因也是考虑到许多国人情感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即使是今天，这些日本战犯的结局也让人意难平。
　　然而，正如周总理所说，二十年后，方能看到结果和用意，现在的我们，回首望去，才知道这样的决定是多么超前和睿智。四、怎么做？
　　1956年11月18日，毛主席接见日本冈山学术代表团，代表团的团长提出了一个请求：
　　冈山县的战犯榊原秀夫现在患有很严重的肺病，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日本靠织毛衣生活，十分辛苦，希望能提前释放。
　　然而当时毛主席，并没有直接答应他的请求，而是说中国人民的感情暂时还不能接受，但是会让人去调查这件事情。
　　1957年，榊原秀夫的妻子写信给毛主席，再次做出了请求，而经过调查后，也确实是事实，所以毛主席做出批示：此人及其他重病犯一予释放。
　　实际上，在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期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都被分批释放回国了。
　　临别之际，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毛毯，新衣服，新鞋子，新帽子，甚至工作人员还给他们准备了路途上的洗漱用品和手纸，连这样的小细节都被考虑到，让他们感动万分。
　　有战犯在离开时，更是痛哭流涕，他们保证说：
　　中国人民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题，后半生中，我们将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
　　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这些恶魔一般的罪犯，在经过改造之后，成了和平的忠实拥泵，也是历史的诚恳忏悔者。
　　战犯岛亚坛回国后，用写实的手法，以版画的方式再现了他参与过、见过的日军暴行，并且在日本全国巡回展出。
　　通过他的画作，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他们发动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而这也是岛亚坛离开中国时，跟抚顺管理所的管教人员作出的约定。
　　1957年9月，在日本东京，一个特殊的团体出现，名叫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为中归联，实际上都是由当时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组成的。
　　这个团体在全国设立了50多个支部，而他们首任会长就是藤田茂，他也是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级别最高的日本战犯。
　　中归联成立之初，就定下了协会守则和定位，即中归联站在人道角度，反省罪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关系友好。
　　然而中归联一开始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成员的生活更是与在中国相比天差地别，首先日本媒体对于这些归国的战犯进行了恶意抹红，声称他们是被中国人洗脑了。
　　由于受到歧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困难，而这也让他们更加感念中国人的大度和宽容，所以，他们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也进行了许多工作。
　　1963年4月，为了恢复中日两国邦交，中归联组织了3千万人的签名活动，而这只是他们为了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其中之一而已。
　　1957年，中归联协助日本红十字会，送还了在日本的中国遇难劳工的遗骨，也使得他们能够叶落归根，魂返故乡。
　　1985年，日本曾根内阁计划恢复金准勋章，而这些勋章的获得者，多数都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授予的。
　　中归联知道这件事后，立刻联合其他社会团体，一起组织了集会和抗议，在他们看来，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在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是在伤害中日友好关系，最终，日本政府暂缓了这一决定。五、值不值？
　　2007年，一名日本老人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最后一次谢罪，谢罪碑是由战犯们集体捐资修建的，上面写着他们的忏悔：
　　我们在参加了长达十五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决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这个老人叫筱冢良雄，曾经也是日本战犯之一，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过刑，他说：
　　我老了，走不动了，这是最后一次来抚顺了。
　　即使时过多年，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再造之恩，让他们一直铭记于心，虽然2002年，因为中归联大部分成员都八九十岁了，无法再进行社会活动，这个组织无奈解散。
　　然而那段在抚顺改造的日子，让他们记忆深刻，解散当天，山阴支部会员鹿田正夫表示：山阴支部绝不解散！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之后他将中归联山阴支部更名为山阴中归联，继续组织活动。
　　对于这些日本战犯来说，是中国人把他们从恶魔变成了人，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行径，并且为此终身忏悔，正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消灭他们的罪，而不是生命。
　　而当初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多人参加过那场战斗，甚至有家人受过日本侵略者的伤害，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从事那样一份工作，其实内心的纠结和煎熬更多，外界对于他们的工作更是不理解。
　　为死者复仇，可以获得短暂的快感，然而，在当时的特殊时期，为了生者，为了大局，这样的做法虽然有争议但却值得。
　　但是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不需要重演，那些先辈无奈做出的妥协也不该再出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少年，请你爱这个国家，带着骄傲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