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方面分析，父母爱情中的叙事手段，主要作用是什么？

　　欣赏很多优秀的年代剧作品，观众总能从其影视语言中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其意识深处所蕴含的哲理情趣而受到感染。
　　这一系列情感效应除了来自于创作者悉心雕琢的文本肌理外，还来自于创作者将情感注入典型的场景，对某些叙事母题进行重复地讲述，从而形成多样的情感化叙事风格，最终使作品达到情趣美、意旨美的境界。
　　典型的叙事场景
　　场景是构成叙事的众多元素之一，人物在其中自由活动、事件在其中偶然发生。年代剧中往往存在三个叙事高发地，它们极其平常、观众不曾留意，其间却隐藏着令人心动的情感力量。
　　第一悲喜交加的餐桌。古人云：饮食所以合欢也，中国人历来在饮食文化中强调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享受由集体聚餐或饮宴所带来的意趣。餐桌，是体现和调和人际关系、推行教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每逢重大时刻来临，举杯提箸成为每个中国家庭必不可少的环节。
　　餐桌虽小，却足以为创作者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创作者可借人物在场描绘阖家团圆的热闹场景，借残羹冷炙书写世事难料的感伤之情，借贪杯畅饮倾吐清醒时分的难言之事，借菜色口味暗示做菜之人的内心感受。
　　每个人都在餐桌上留下了或悲或喜的情感情绪。《父母爱情》的餐桌上就曾留下过江卫东错综复杂的心绪情愫。
　　参军前，江卫东与一家人共同欢庆被选拔为伞兵的荣耀，席间欢声笑语、热闹非常，江卫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参军后，江卫东难得休假探亲，本应温情脉脉的家宴却因父亲私生子风波而剑拔弩张，江卫东失落之感不言而喻。
　　第二乐忧参半的站台。有相聚就有离别，人生的千回百转总是在一个又一个站台处起承转合。站台上或含泪相拥、或挥手告别，重聚的乐与不舍的忧令人沉浸其中，站台总是被赋予无穷的象征意义。在年代剧中，这一场景频繁出现。
　　《父母爱情》中码头就是一变形的站台。它留下过江德福翘首以盼的目光、安杰负气出走的背影、欧阳懿重获新生的笑颜、葛美霞哀而不得的叹息。方寸之地，人生之戏轮番上演，各种情感纷至沓来，不禁令观众感怀与留恋。
　　第三幸福与伤痛叠加的起居室。起居室是私人生活领域，是以个体独立为基础的私人或私人间活动界域，是一个他人、社会和国家无权干涉的领域。
　　这一私域既可包含愉悦的幸福，也可容纳无情的伤痛；既可诉说对生活的热爱，也可控诉对现实的不满。只有在起居室中，每个人才能放下戒备，做最真实的自我。
　　《父母爱情》中，起居室有时充满温情，安杰与江德福远离琐事，或低语、或嬉闹、或讲述心底最深的渴望，享受幸福的二人时光；起居室有时又像战场，纵使外人如何劝说，夫妻二人都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排遣内在的伤痛。
　　狭小的空间容纳了太多的情感，那私域化的起居室也理所应当地成为现代情感叙事的主场。重复的叙事母题
　　场景作为空间，不仅能够容纳物品，还能承载母题。母题引自国外，是从故事情节中简化抽离出来、不能再分解的最小单位。
　　它本身虽具有客观实在性，却因创作者抒发特定情感的需要，在选择组合这一行动层面上染上了主观色彩。也就是说，叙事母题的本元仍旧客观冷静，但在具体操作化过程中具备了感性情感。
　　年代剧通过讲述重复的情感化叙事母题，最大限度发挥其文化和审美诉求功能。通过列举归纳发现，寻找是年代剧重复出现的母题。最早的年代剧1987年《上海滩》寻找的是江湖地位和忠义诚信。
　　1995年《一年又一年》寻找的是生活的变化和不变的感情，2000年《大宅门》寻找的是纯粹的爱情和江湖人的豪情壮志，2004年《历史的天空》寻找的是革命理想和真实的人性，2010年《风车》寻找的幸福的婚姻和公平正义的到场。
　　2014年《老农民》寻找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对承诺的坚守，2019年《光荣时代》寻找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和如何处理家国冲突的平衡点电视剧在五年内具有相似特征，以上剧集作为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足以反映所处时期年代剧的整体样貌。
　　从它们身上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母题，即寻找。如果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发现就类型而言，这一寻找母题可归为以下三类：
　　第一寻人，寻找情感联系。寻人表面看是形而下的真实，其实是形而上的探索，一种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人与人间存在着必然的情感关联，无论亲疏都靠感情加以维系。
　　年代剧漫步于历史的长河，人物在其中来去匆匆。某一时刻，当人物去找寻特定的人物时，其实找寻的是情感联系，是基于弥补感情缺失的需要。
　　《父母爱情》里，江家过节包饺子，一名陌生少年找上门来，一进屋就唤江德福为父亲，一番盘问方知少年本名江昌义，是江德福与前妻所生之子。
　　后经考证获悉，江昌义其实并非江德福亲子，而是哥哥与前妻乱伦所生。江昌义寻找司令二叔，冒认为父，实则寻找的是一份远大前程，是社会对个体身份的认可摆脱私生子身份的定位，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第二寻物，寻找生存意义。实物作为有形实体，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最直观的符号形式。不同的物体，可以象征不同的意义。
　　传奇题材中寻找房契、家庭题材中寻找户口本、战争题材中寻找花名册等，都可视为寻物，它是年代剧频繁出现的母题。
　　它是主人公出于某种目的，寻找大千世界与自身个体联系情感寄托的方式，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蕴。
　　《父母爱情》中江德福带着妻女去青岛探亲，江德福一反常态主动寻找卖睡衣和礼帽的店铺。睡衣和礼帽分别代表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国际的文明礼仪。
　　某种意义上，江德福寻找的并非有形的物质，而是即使年迈依旧能为社会接纳的方式；寻找的是传统与现代接轨的途径，更是个人如何在不同阶段为社会更好贡献力量的生存意义。
　　第三寻踪，寻找精神慰藉。时间里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比如年代剧中文革造成的几十年文化断裂、商品经济带来的十几年权威解构，引起了不少人对于自我生存状态、生存信念乃至自我价值的怀疑，由此产生了精神家园失落的焦虑感和恐惧感。
　　年代剧这种题材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对时间灵活运用，于是创作者让主人公沿着时间的轨迹，或超前或滞后，寻找时间里包含的内容，去摆脱失落，寻求精神慰藉。
　　《父母爱情》中，年老的父辈们坐上轮船，踏上寻找青春记忆的旅程。透过老人们难掩的喜色和所到之处受欢迎的盛况，反映出他们志得意满、有所作为的青春岁月。
　　锦瑟华年终将过去，但仍可为这些老人在感叹烈士暮年时聊以安慰。这次追忆青春的旅程，其实就是老人们寻找精神慰藉的寻踪之旅。同寻人和寻物相比，寻踪是一种更加务虚、形而上的寻找。多样的叙事风格
　　虽然情感不是年代剧的表现重点，但它却是其赖以生存的养料，是沟通文本与受众的一种有效符码。
　　欣赏很多优秀的年代剧剧集，观众深深被其中的真情实感和哲理情趣所感染。这一系列情感效应除了源自于艺术家营造的审美意境外，还离不开文本多样的情感化叙事风格。
　　在叙事过程中，因创作者选择的表现角度和使用的艺术手法差异，文本常常会呈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年代剧在表现不同叙事风格时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
　　第一表达欢乐，直吐胸怀，语皆有物。这种策略对应于文学中的直抒胸臆，即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年代剧是影视艺术，声音和画面是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它在营造欢乐的叙事风格时，会极尽声画之能事，最直观地将这种情感展示出来，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音符都言之有情。
　　《父母爱情》中，安杰决定带着两个孩子随军去岛上找江德福，一路上坎坷不断，历经波折后才如愿启程。当轮船驶向海岸的那一刻，安杰迫不及待地冲出船舱，所有的委屈顿时化作激动的泪水。而江德福也早早到来等候，海风中满是期待的目光。
　　两人四目相对，喜悦的神色难以掩盖，抒情的音乐随之响起。周围女兵爽朗的笑声，也为两人团聚的瞬间增添喜色。观赏起来给人以愉悦疏朗之感。
　　第二表达不安，发人深思，富有内涵。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认为国家贫困不可怕，怕的是社会不安定、政局不稳定。
　　年代剧作为现实类题材，同样蕴含着患不安的思想。这种思想内涵深刻，因此在呈现时要注意挖掘其深意，引人思考。
　　《父母爱情》中，江德福与安杰怀疑江亚菲与王海洋在谈恋爱，心生不安，商议之下决定找个时机偷读江亚菲手机短信。
　　当天夜里，夫妻二人准备趁其洗澡时拿走手机，却未料江亚菲直至深夜都未曾沐浴。既有的生活习惯使得他们进入梦乡，作战计划无疾而终。一连几天，出于各种原因，手机都无法得手，反使江亚菲疑窦丛生、心生戒备。
　　此类情节貌似荒唐，其实大有深意，欲意说明父辈渴望与子女建立关联、却不知如何沟通的现实困境，给观众以自省空间。
　　第三表达温暖，看似平淡，触及心灵。这种策略类似于说话或写作时的语气或技巧，字面含义和内在本质截然相反，依赖于语境完成。
　　如果年代剧仅注重宏大，那么终将与历史正剧无异，无法积累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类型，因此传递温暖也是它关注的焦点。
　　在表达这种情感时，年代要求它自然平淡地还原生活，而剧又要求它能够触及心灵，爆发力量。《父母爱情》中江卫国为挨打的弟弟出头，而与烈士子女大打出手。
　　父亲知晓后，当众教训了他。委屈的江卫国在房中沉沉睡去。深夜担心哥哥状况的弟弟，主动为其煮了荷包蛋，并滴上了平时舍不得吃的香油。
　　电视剧对生活中平凡的场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兄弟之情被生动诠释，让人在观看之后心生暖意，久久不能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