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记)毕家庄东朱家庄西朱家庄 故乡南郝行之一 山东昌乐刘福新 前言:即将发出的几篇博文,已经是前些日子的事儿了,皆因没来得及打字,今天深夜才发出来。先发图片吧。 葛有德老弟驾车,我们回了一趟故乡南郝。车至宝通街,离毕家庄只有一节子地了。本想宝通街两边卖西瓜的村民是毕家庄的,但我问起两位妇女后,才知是是张家庄的。张家庄还不属于我们城南街道(原南郝镇)的人。 所以,开头三幅图片还没有进入我的故乡南郝行的正题。不过,铺衬是不可少的。 车进入毕家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村庄,尽管它与我的老家小埠前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南。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官庄联中担任学校二把手,也就是所谓的教学负责人。说起那个文革年代,校长的称呼都取消了。联中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片(公社下属机构)的最高学校,分管着一个片的小学。用当时的话讲就是社中领导联中,联中领导小学。 联中虽然设在这个片的中心位置官庄(叶落官庄),但这个片当时叫毕家庄片。这个庄地面大,人口多,作为一个片的称呼再合适不过了。 车停后,我与村民聊天,村民告诉我:这条大街就是原先那条主要大街,东面是老村,西面是新村。在我的记忆里主要有四件事: 一是,1974年夏季,阴雨连绵,水位上涨,南郝水库大坝夜里开了,激流滚滚,洪水一泻而下,当时叫大水淹了毕家庄。我去看望学生,大街上一片狼藉,房屋倒塌,被褥湿透,被淹死的牲畜皮肉肿胀,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臭味。 二是,我所在的官庄联中,一把手叫吴兰华,是离我老家小埠前只有三里路的漥子村人氏,除了借调就是在县里帮忙,譬如到县里搞征飞什么的,基本不在校,实际上一切责任都在我身上了。 南郝公社这块地儿,官庄片位于西北部,与尧沟公社搭界,说句实在话,民风比较刁滑,不似我们方山根的人厚道,但在我心里,毕家庄的干部群众还是不错的,学生也正气,比起有些村子好多了。这个村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姓李,是1960年我上高小时的地理老师,为人敦厚,没有性子,学生反而时常欺负他。这么一个老实人,一个工科大学的高材生,却不知为何下放了?我那时担任的职务,不仅负责联中,还间接管着片里所有小学,每逢到毕家庄走访或检查,我总是先到李老师办公室探望,尽一份弟子的恭敬之情。至于李老师从大学里下放的原因,却一直未敢问及,所以迄今还是莫名其妙,唯一的解释是:他在大学里被打成右派分子了,被当局撵回家思想改造来了。 三是,我在官庄联中实际负责那会儿,毕家庄住着一位公社副书记,姓秦。那时候不重视学习,只重视形式主义,学校其实成了农村不定期出工队,哪个村里有活儿,就到学校要人。 秦书记是个秘书出身,更懂得数字出政绩的哲学,官僚主义那一套尤其熟练,有时候把我弄得哭笑不得。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他让村干部到联中找我,要我立即派六个班级到毕家庄玉米地里帮助灭荒,还有到棉花地里拿虫子。 我对秦书记派来的人说:难道秦书记不知道官庄联中有几个班不成?一共五个班,我从哪儿生出另外一个班级来?此时,公社委员、片长刘英民也派人找我,还客气,说是请刘校长’(片长竟然用了这个称呼,显然怕我不安排)派两个班级到西朱村帮帮忙。我气愤地说:今天灭荒,明天拿虫子,这个村要人,那个村也要人,学生成了唐僧肉了!我来了气,对老师们说:毕家庄安着一个书记衙门,近在咫尺的西朱村安着一个片政府,毕家庄的书记衙门来要六个班,西朱的片政府来要两个班,都来联中要学生。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一位老师劝我:他要他的,咱派咱的,一个班级劈成两个不就得了。这个,我不是没想到,但是一群学生总得有个老师领着吧?我到哪儿寻那么多老师?最后,磨面房里、伙房里的工人也出动了。 四是,这个村有个姓刘的老师,在昌乐一中学习时就是个才子,有一年暑假,他暗暗热恋着的女同学下水库洗澡淹死了,他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从此成了精神病患者,由此耽误了自己的一生不说,还给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他叫刘X祥,他的胞弟叫刘X新,与我的名字只有中间那个字不一样,在我的班里(那时的联中负责人大都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担任体育委员,常向我请假,总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知道他哥哥又犯病了。 由于刘X祥不犯病时,与平常人没有区别,再加上这人格外聪明,数理化、政文史各门课程都很棒,在某联中(不在我那时负责的官庄联中)教语文,学生因为他教课扎实,很尊重他。但没到犯病前,他自己是预先知道征兆的,让学生到松树下给他折许多松枝来,一把一把望嘴里送,两个嘴角的绿色液体不断地流下来。 就在我到本公社驻地南郝村的高中昌乐十三中不久,发生了一件惨祸。一天下午,刘X祥回家,当走到离村几十米的大队果园时,他的精神病突然犯了,将大队看果园的老头(也姓刘)活活砸死了。是用一个铁锅子打的,刘老头血肉模糊,都看不出人模样了。刘老头的儿子我很熟,在边下供销社干供销员,离着我的老家小埠前不到一里路,我凡是回家基本上是到那儿走一趟,买点儿东西。 这件事,因为刘X祥处在精神分裂中,没有负担法律责任,为此两家免不了结下怨恨。 另有一事不得不说,凡是干过联中负责人的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就我们那个联中来说,每个月管财务的老师拿来半斤茶叶,是为招待上级来人准备的。那时候物资格外缺乏,一撮茶叶自己从未动过,但我是个与其他联中负责人性格不同的人,甭说半斤,即使一斤也不够,只得自己走后门买一点儿,钱当然是自己掏腰包。那时候,不知怎么定下的例子,凡是片长出发或开会期间,联中负责人就是当然的代理片长,每到星期六下午,我除了召开本联中教师和所有片里小学教师的会议以外,还得接待各个村庄驻村干部的所谓汇报,那个年代有什么可以汇报的?还不就是喝壶茶、抽根烟,嘻嘻哈哈一阵子,说不定遇到哪个驻村干部性格合得来,还让伙房工人炒上几个菜肴,饮几杯。所以我那34、50元的工资总拿不到家里,甚至寅年吃卯粮。 那时候的联中负责人苦啊! 不一会儿到了东西朱。在我拍摄的西朱村的一条东西胡同里,我在极力猜测:想当年我就是抄近路,从这条胡同到联中校址的吧?原来那条拐弯抹角的东西大街留着我的悲伤。那是1975年冬天,我到西朱大队牲口棚看望我的启蒙老师张立升先生,那是我一生遇到最严厉的老师,也是教学一丝不苟能力十分突出的启蒙老师,今生受益多多,可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区队长。在我正在跟着他刻苦学习时,他被撵回老家西朱村了。虽然他的成分是贫农,但是一顶历史干革命帽子压了他大半辈子。我那时担任官庄联中负责人,经常从他住的牲口棚路过,免不了去探望一下,那一次,我还给老师留下了两盒黄海烟(1角5分钱一盒。那时候大部分老师抽勤俭和葵花,9分钱一盒。),要知道月工资34、5元,抽烟简直是一种奢侈。老师高兴得了不得! 不料,这件事情被西朱村的支部书记知道了,到公社驻地南郝告我阶级路线不清,与敌人勾勾搭搭。把我气火了、惹毛了。从此再也不理那个姓赵的叫做赵yuan经的支书,凡是他让学校办的事儿,我从未答应过。后来,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这个极左的派性支书还有个被政府镇压的老师,就让我也去告他一状,也说他与阶级敌人穿一个裤裆,我说:咱哪能与他一般见识?只是不理他就是了。 我正在向村民打听我那已故的张立升老师的后人,有人指着从一条东西胡同里开来的车辆说:那就是你那老师的三儿子呢。我知道张老师的二儿子叫张树甲,到联中上学还是老师亲自找的我。因为那时候不考试,是贫下中农推荐。张老师主要与那个支书脾气不和,导致受挤。这件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理了。 此人就是我的三师弟了。那天,三师弟很激动,非要请我家去坐坐,考虑到他现在出车,我也时间很有限,就婉言拒绝了。 东朱村的故事对我来说更多,此处不赘。 1、车到宝通街。葛老弟停车让我拍照。 2、我拍下了大道两边的果农。我在与他们商议拍摄时,有个高中学生告诉我:这个是俺爷(中间),这个是俺娘(左),这个是俺婶。我问:你会上网吗?答曰会。那么会下载吗?答曰也会。但我不知道这个中学生能不能看到? 3、我问这两位妇女是哪个村的?回答是张家庄的。张家庄还不属于我们城南街道(原南郝镇)的人。 所以这两幅图片还没有进入我的故乡南郝行的正题。不过,铺衬是不可少的。 过了宝通街,毕家庄立即就要到了,就是属于我的故乡原南郝镇、今属城南街道的村庄了。 4、这就是毕家庄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村庄,尽管它与我的老家小埠前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南。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官庄联中担任学校二把手,也就是所谓的教学负责人。说起那个文革年代,校长的称呼都取消了。联中是人民公社时期每一个片(公社下属机构)的最高学校,分管着一个片的小学。用当时的话讲就是社中领导联中,联中领导小学。 联中虽然设在这个片的中心位置官庄(业乐官庄),但这个片时叫毕家庄片。这个庄地面大,人口多,作为一个片的称呼再合适不过了。 5、车刚停,一个村民认识葛有德老弟,与我也有点儿相识。我与村民聊天,村民告诉我:这条大街就是原先那条主要大街,东面是老村,西面是新村。 我拍摄的这条街道就是新村一条东西街道。1974年,大水淹了毕家庄,不是个小动静,还真是体现了全公社都来救灾的场面。 6、大街上有卖西瓜的。也可能是种西瓜的村民要装运以后,再拉到外地出售吧?因为昌乐不仅是蓝宝石之乡,还是西瓜之乡。 7、这是毕家庄村南头。 8、就是在村南这片大棚以及树林所在的地方,发生了一桩案子。那已经是我离开官庄联中到昌乐十三中任教以后的事情了(见正文912自然段) 9、很快地,车到了东西朱家庄。这两个村子原来离得稍微远一点儿,现在只隔着一条南北大街了。 10、这是西朱村一条东西街道。其实是巷子也就是胡同。我在极力猜测:想当年我就是抄近路,从这条胡同到联中校址的吧?原来那条拐弯抹角的东西大街留着我的悲伤。那是1975年冬天,我到西朱大队牲口棚看望我的启蒙老师张立升先生,那是我一生遇到最严厉的老师,也是教学一丝不苟能力十分突出的启蒙老师,今生受益多多,可他曾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区队长。在我正在跟着他刻苦学习时,他被撵回老家西朱村了。虽然他的成分是贫农,但是一顶历史干革命帽子压了他大半辈子。我那时担任官庄联中负责人,经常从他住的牲口棚路过,免不了去探望一下,那一次,我还给老师留下了两盒黄海烟(1角5分钱一盒。那时候大部分老师抽勤俭和葵花,9分钱一盒。),要知道月工资34、5元,抽烟简直是一种奢侈。老师高兴得了不得! 不料,这件事情被西朱村的支部书记知道了,到公社驻地南郝告我阶级路线不清,与敌人勾勾搭搭。把我气火了、惹毛了。从此再也不理那个姓赵的叫做赵yuan经的支书,凡是他让学校办的事儿,我从未答应过。后来,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这个极左的派性支书还有个被政府镇压的老师,就让我也去告他一状,也说他与阶级敌人穿一个裤裆,我说:咱哪能与他一般见识?只是不理他就是了。 11、我正在向村民打听我那已故的张立升老师的后人,有人指着从一条东西胡同里开来的车辆说:那就是你那老师的三儿子呢。我知道张老师的二儿子叫张树甲,到联中上学还是老师亲自找的我。因为那时候不考试,是贫下中农推荐。张老师主要与那个支书脾气不和,导致受挤。这件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理了。 此人就是我的三师弟了。那天,三师弟很激动,非要请我家去坐坐,考虑到他现在出车,我也时间很有限,就婉言拒绝了。 12、这是大街东侧,属于东朱村了。 13、这条大街是东朱村比较早的东西大街。起码还能看到过去的影子。我有个亲戚的老房子就在街道东端。那儿有我不少故事。 14、这条东、西朱村后的东西道就是通往叶落官庄和官庄联中的那条大路了。我从这里走过三个春秋,留给我的不但有激情还有懊丧,不仅有高兴,还有气愤,真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