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开埠设关对武汉城市近代化的意义

　　王钢、王有珍、黄文俊
　　摘 要
　　汉口开埠构成武汉近代城市社会和文明发展的新起点，对城市结构与城市文明转型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门户开放后江汉关的设置扩大了武汉的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武汉城市经济的近代化，武汉由传统内聚型商业重镇开始转变为开放型国际贸易港口，江汉关所兼办的大量非海关业务也使其在武汉城市近代转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汉口开埠设关在武汉城市近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研究，可揭示其对武汉城市近代化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即开埠设关打破了这座城市闭关自守的状态，改变了其固有的发展模式，揭开了武汉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
　　关键词   ：汉口开埠；江汉关；武汉城市近代化
　　1861年汉口开埠（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西方列强对汉口的觊觎:占据中国内陆市场中心
　　城市的命运往往与国家的兴衰荣辱密切相关。在乾隆皇帝夸耀中国地大物博、拒绝与英国直接通商数十年后，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闭锁的中国国门。清政府抵挡不住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失败告终，并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清政府由此开始了向列强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屈辱历史，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通商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并未满足西方殖民者贪婪的欲望。他们利用十年修约的契机，开始寻求直接进入中国内陆市场的渠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爆发。清政府再次战败，列强提出开放长江航道及沿岸市场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汉口于1861年被迫开埠通商。1862年江汉关设立，外国势力纷纷侵入，武汉从此开始了从传统内陆市镇向对外开放型近代城市的艰难嬗变。西方列强选择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率先开放的口岸，是与其自身区位优势、商贸发展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图谋等因素密不可分的。
　　（一）汉口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商贸发展
　　汉口地处长江西北、汉江以北的地域，隔长江与其东南侧的武昌相望，隔汉江与其南侧的汉阳相对，为武汉的金融、商业、贸易中心，自古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但是明中叶以前，武汉一直是武昌、汉阳双城并峙的空间格局。今天的汉口，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片与汉阳相连的河滩。1465—1470年，汉水下游连年大水，其间汉水发生一次大的改道，在龟山以北形成河道，流入长江。汉水改道使得汉阳一分为二，汉水南为汉阳，汉水北为汉口。处在汉水入江口以北的汉口，地势平坦开阔，港湾条件优越，沿河集市随之而兴。此处通过长江、汉水又连接洞庭湖水系，显露出巨大的航运与商业潜力。汉水改道不到百年，汉口从芦苇丛生的荒野之地，跃变为人烟稠密的商业市镇。＂五百年前一荒洲，五百年后楼外楼＂便是明中叶以来汉口迅速崛起的写照。尤其是明万历以后，汉口成为漕粮淮盐转运枢纽。明末清初，三镇港埠和商市聚集于汉口。汉口以居中得水、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成为与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齐名的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鸦片战争前的汉口港被称为长江＂船码头＂。1861年未开埠前，汉口就因交通便利、市场广阔，邻近各省物产多聚散于此，成为中国内陆农副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米、盐、茶、棉花等为其贸易大宗。据清同治《续辑汉阳县志》记载:＂汉口乃有湾泊之所，交易往来汇集于此，盖地当江汉之冲，水陆交通，巨商大贾，百物云集……比屋鳞次，市廛之盛，肩摩踵接，东南于此称巨镇焉。＂清代诗人吴淇有感于汉口的繁荣景象，在《汉口诗》中写道:＂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1908年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著《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一书，在其自序中云:＂汉口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示意日本厂商到汉口与英美争夺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汉地位之重要。
　　汉口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商业环境，使西方列强垂涎不已。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来到汉口之初，目睹了汉口两岸的码头盛况:＂载货物码头则有二十余处，所有船舶俱湾泊港内，舳舻相衔，殆无隙地，仅余水中一线，以为船舶来往之所也。＂19世纪50年代，法国人加勒利·伊凡在《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中写道:＂汉水流入扬子江的交叉点，本地人称为汉口，中国人认为这地方是国内最大的商埠。汉口距海有二千余里，但是江流全程可以航行最大的船只，一直在一起航行的船只，到达交叉点时，便分为两批，一批停在武昌，一批驶入汉水……武昌、汉阳、汉口的外貌，的确很庄严，毗邻大江的这三座城为水所环绕着，这些河流使中国的财富一直流布到帝国的内地。
　　如何使中国的财富通过汉水和长江流向大海，流向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帝国的内地呢?1849年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向当时英国驻华全权代表、香港总督文翰提出:＂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制造品，我们还需要同等广大而有利的市场。＂1854年，英国柯勒拉得恩(Clearendon)勋爵指令时任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John Bowring):＂争取广泛进入中华帝国内地以及沿海各域;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则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开放镇江和南京。
　　（二）西方列强的经济图谋和政治胁迫
　　19世纪上半叶，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上升阶段，世界正当潮流巨变之时。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也在迅猛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为此，英国把侵略矛头指向幅员辽阔的中国。
　　事实上，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有所企图。早在1637年，英国兵舰就驶抵中国广东，不顾禁令，擅自闯入珠江，炮击并占领虎门炮台。中国军民英勇抵抗，最终击退侵略军。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借机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以及降低税率等要求，遭到清政府严词拒绝。此后，英国兵船多次在我国东南沿海侵扰。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号闯入长江，偷测航道，绘制水域图等。1840年，英国政府借口中国禁烟破坏通商，命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军封锁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经过近两年的战争，清军战败。1842年8月，清政府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向英国割地赔款，协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逐步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侵略者获得巨大特权，对中国的商品输出迅速增加，但这未能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英国对华输出的大量商品因价格偏高、不适销、不对路等原因，加之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一时间囤积过多。英国商界认为对华贸易不畅的原因是开放的通商口岸太少，于是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增辟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船只在中国内河航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江汉交汇、九省通衢的汉口，既是辐射长江中游、中南腹地的商贸、交通中心，也是连接长江下游、开通长江上  游的中转站，因此成为西方列强的首选目标。西方列强迫切希望在汉口通商，将之作为扩大在华权益及势力范围的据点。《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终于实现了在汉口等内地通商的愿望，外国船只获得了在内河自由航行的特权。
　　二
　　＂口开埠:从酝酿到实施
　　汉口开埠，从酝酿、谋划到实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854年，为了扩大在华权益，英、美、法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遭到拒绝。由于修约未果，西方列强寻机再次发动战争，企图借助武力攫取更多的特权。1856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进犯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兵来华协同英军作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求和而告终，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约定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得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等等。这样，英国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在长江中游通商和航行的特权，实现了将对华贸易向富庶的汉口、九江等中国腹地推进的野心。
　　《天津条约》签订时，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仍为太平天国势力范围，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沿线进行着殊死较量，因而实现汉口开埠通商尚不具备现实条件。为此，《天津条约》在列明开放长江、允许外国商船航行的同时，又做了一定限制:＂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1858年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与清政府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亲率以＂狂怒＂号巡洋舰为首的5艘舰只，沿长江逆流航行六百英里，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他们沿途勘察航道、水文、气象，并绘制航行水线图，于12月6日抵达汉口。在汉停留期间，额尔金一行＂四处探看地方，量水深浅，四处绘图形，西边到汉阳，南边到洞庭，俱绘有图形＂，并会见了湖广总督官文。此趟考察使额尔金收获不小，他看到汉口地域辽阔，交通便利，＂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汉口等处开码头通商，最易获利，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这对英国人来说极具诱惑力。12日率队返沪后，额尔金即选定汉口、九江、镇江为长江流域对英通商口岸。
　　1860年10月，英、法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不仅承认《天津条约》有效，还让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攫取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天津条约》中载明的长江通商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860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普斯照会清政府，提出进入长江开埠通商并在上海或镇江纳税的要求，恭亲王原则上同意。1861年2月11日，受额尔金派遣，英国海军中将贺布与参赞巴夏礼率水火轮、兵舰4艘，士兵数百人，从上海出发赴镇江、九江、汉口，办理通商事宜。同行的还有上海英商代表团及随员、翻译40余人。船只分两批先后到达汉口。3月7日，英国官员威司利及上海英商宝顺行行主韦伯等人乘船先行抵汉。威司利一行拜会湖广总督官文，表示来汉是为了察看地势，立行通商，并托人代觅栈房一处。3月11日，贺布与巴夏礼驶抵汉口，会见官文，声称此行＂查办九江、汉口开港事，以九江诸事未定，先来勘地＂。
　　见过官文，巴夏礼留在汉口选择商埠基址，数日踏寻，最后在汉口镇下街尾杨林口附近看中一块地，并请来汉阳知府刘齐衔、汉阳知县黎道钧等人一同划定从花楼巷江边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计458.28亩的地块，即为汉口英租界。3月20 日，双方签订《英国汉口租地原约》，规定租界内一切事宜由英国驻汉口领事管理。4月27日，上海英国领事署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不久，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抵达汉口，设立领事馆，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汉口等长江口岸的开放，标志着西方殖民势力向中国内河腹地扩张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从此及于中国内陆城乡，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武汉也迎来巨大的改变。
　　此后，美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丹麦、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纷至沓来，纷纷以＂最惠国待遇＂条款为依据，在汉口设领事、建工厂、办洋行。特别是紧随英国之后，德、俄、法、日相继在汉设立租界，后又以各种借口扩界，使5国租界占地面积达2.2平方公里。列强在汉口租界内设有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会审公堂等殖民政府机构，洋人享受着无上的治外法权，租界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在各国列强的侵入和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曾经是典型内陆城镇的武汉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嬗变。
　　三
　　江汉关的设置及其组织机构、业务职能
　　江汉关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海关之一，是武汉从深处堂奥的传统市镇走向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的标志，是晚清武汉城市近代化的产物。作为一个具有近代化特征的新型海关机构，江汉关全然按照西方模式实施管理。特别是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江汉关的权力大为扩充，经办了不少与海关有关或无关的业务，诸如港务、航政、气象、检疫、外贸、邮政、世博会等，这加快了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一）博弈与权衡:江汉关的设立
　　江汉关的创设，与汉口开埠息息相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进一步开放门户。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俱可通商＂。自此，长江航运门户洞开，外国商人获得在长江航行及在长江沿岸通商的特权，打开了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中国内陆市场。汉口则成为第二批开埠的口岸城市。但这并不能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
　　1858年4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拟定并公布《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十款，规定外商在上海交纳关税后，便可＂自镇江以上、汉口以下沿途任便起货、下货，不用请给准单，不用随纳税饷＂。《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虽规定汉口对外贸易由外国领事与地方官会同管理，但由于领事和地方官对外货来汉没有征税权，更无监督盘查权，这种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便为中外商人所利用。走私活动一时蔚然成风，造成自外商到汉口通商，两湖厘税难以征收的状况。更有甚者，一些英商借这个章程之便，把武器和粮食卖给太平军。对于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政府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资敌行为的，因而拒绝批准该章程。
　　鉴于走私之风盛行，地方关税有外溢之虞，江苏巡抚薛焕建言:＂应饬令洋商将运进长江之货，除完海关正税外，其应纳内地半税。先在上海完纳者，由上海给凭单上驶。出口货物如在汉口出口者，先在汉口完纳，由汉口给予凭单下驶。必如此上下稽核，始无偷漏之弊。＂湖广总督官文乃奏请汉口设关，以专责成。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认为:＂当中国安静时，长江一带防堵走私已属不易，况现在各处贼匪滋扰，更不能设船查拿。不但新设三关(即汉口、九江、镇江) 徒糜经费，无税可收，而粤海出口税，上海进口税，亦日见其少。＂对汉口设关提出异议。
　　1861年10月9日，以赫德《长江一带通商论》为依据改订的《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出笼。这是《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的翻版，也是贯彻额尔金沿江贸易的意图，但遭到清朝地方官员的反对。湖广总督官文上奏提出:所订章程＂凡进口出口货物，均归上海稽查纳税，实有心取巧，预萌偷漏之端＂。＂汉口为九省通衢，行运甚广，百货丛集，其中茶叶、大黄、桐油等货，尤为出口大宗。奸商倚托影射，甚至将停运之货接济贼匪，违禁之货潜行夹带。自汉口至镇江，途经千余里，其中处处均可私售，汉口既无盘验，上海镇江无凭稽查。若经由长江出口，则上海亦无从查知，不特税课竟归无着，抑且将来流弊无穷。＂因此，再次奏请在汉口、九江设关。
　　自汉口开埠以来，围绕汉口设关一事，湖广总督官文多次据理力争，虽有赫德的反对，但终因设关有助于杜绝走私特别是杜绝不法商人与太平军做生意，有利于清政府增加税收、筹集军饷及稳定政局，1861年11月终获清政府的议准:＂至汉口地方，据该督奏称必须设关，自应准其建立，查验出进各货……汉口本非海关可比，且进出正税均在上海征收，汉口关仅征子税，又盘验货物等事，应即由汉黄德道管理，勿庸由京派往。其汉口建关一切事宜，即由该督督同汉黄德道妥议章程，实力办理。所有建关经费及应设书吏人役工食等项，既系仅收子税，则均力求撙节。＂经过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和湖广总督三方利益的博弈权衡，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设立。
　　（二）江汉关的组织机构与业务职能
　　海关是一个国家对输出入国境货物进行监督管理和征收关税并维护本国主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行政机关。但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海关却是在列强争夺中国权益的半殖民地时代产生的，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设置的。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海关难以捍卫本国民族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为列强经济利益服务。江汉关是中国近代海关的一个缩影，与整个中国近代的命运相连，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亦不例外。但同时，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行政机构，江汉关的管理模式从近代西方海关移植而来，与中国传统海关在管理机制上迥然有别，又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进步意义，具体表现为管理体制双轨制、组织机构专业化及业务职能多样性。
　　1.管理体制双轨制
　　根据条约制度的规定，江汉关与其他各关一样实行双轨管理机制，即由清政府任命、以地方官兼任的海关监督与总税务司任命的外籍税务司共同管理海关。海关监督是代表清政府在各口行使海关主权的海关负责人，＂总税务司乃海关中  惟一向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者，税务司乃总税务司之代表或副手，奉派担当主管，协助海关监督管理征税及处理关务之洋员＂。1862年1月江汉关设立后，湖北分巡汉黄德道郑兰被湖广总督官文任命为江汉关首任监督，负责办理监督稽查开关通商事宜，主要职能包括收纳、保管以及支拨税款，每年四季按税务司报告收缴税银，上报本省督抚，再转报中央政府，听候户部命令拨解税银，并主持江汉关登录部门的日常工作。英国人狄妥玛则被任命为第一任江汉关税务司，负责建立海关并全权管理。
　　虽然＂各口岸实由当地海关监督承担主管责任，税务司之地位因而必然从属于海关监督＂，但由于各口税务司的人事任免归属总税务司，海关监督事实上无法干预海关人事及税务司管辖的业务。在当时的背景下，江汉关名义上是双轨管理体制，海关监督与税务司的职责本应各不相同，互不干预，海关监督在名义上是税务司的领导，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畸形关系。一方面，拥有主管权力的本国官员海关监督实权旁落，徒有虚名;另一方面，被募用的外籍税务司取代了海关监督，把持海关行政大权。从1862年江汉关设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江汉关税务司一职均由外国人担任，并对总税务司直接负责。其具体职能为:统辖关务;管理训练属员; 应无条约国或无领事的缔约国的请托，代理领事和通商公证人之职;兼理航道、港务、气象观测、邮政、港口、外洋进口船舶的检疫、引水及本地产品参加国际博览会等。
　　虽然海关行政大权掌控于外籍税务司之手，但由于海关监督名义上为江汉关的行政长官，很多海关业务流程必须经过其手，除了保管、支拨税款外，一些特殊的海关业务如官船运载官物免税，也需由海关监督核实决定。此外，江汉关监督还任命委员，管理江汉关下设的武穴总卡。江汉关监督由汉黄德道兼任，官方文书一般称为＂江汉关道＂，实际上处理关务仅是其职责的一部分，主要职权在于负责汉口的中外交涉和通商事务。
　　辛亥革命以前，海关行政大权已全操于税务司之手，海关监督不过查收税银转报中央政府。1911年辛亥革命后，各国公使唯恐监督截留税款，有碍债权，要求关税收支权全由税务司管理。时任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授意江汉关代理税务司苏古敦将江汉关税款汇入上海英国汇丰银行，江汉关关税保管权就此落入税务司之手。民国成立后，应各国公使要求，1912年10月税务处下发各关监督与税务司办事权限章程，从制度上规定了各关人事行政及税款收支全由税务司负责。而海关监督原有的收纳与保管税款的权力被剥夺，仅保留形式上的职权，即选任书办，负责及核查新、常两关的单照与征收税项。＂汉黄德兵备道兼江汉关监督一缺，在前清实为鄂中要差。自民国成立，兵柄既释，交涉一项复有专司，该缺几成赘瘤……兹中央政府以汉镇华洋互市，任务浩繁，拟将汉黄德兵备道名目取消，改为关税司专管进出口税，直接中央政府。＂江汉关监督职权更不如昔。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江汉关的双轨管理机制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随着外籍税务司不断强化对海关权力的控制，造成税务司大权独揽的局面。
　　2. 组织机构专业化
　　中国近代海关制度是在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建立的。他把西方国家实施的近代海关制度用以＂改造＂中国传统海关，建立起一套具有近代色彩的海关组织与制度，使中国海关面貌大为改观。虽然清末中国政治、经济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但中国海关的组织制度及运作方式仍保持相对稳定。在总税务司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的近代中国海关体制下，江汉关也是沿用西方海关模式，构建起一套快捷高效、运行有序的专业化组织机构及管理模式。
　　近代海关主要业务部门是征税部和船钞部，分别负责征税及海务业务。1869年，根据总理衙门颁布的《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总税务司署正式将各级海关征税部门划分为内班与外班:内班负责海关内部管理及征税、统计等业务，掌握着海关行政权，是海关组织系统的核心; 外班负责船舶、货物的检查、监管事务。江汉关组织机构职掌分明:内班由一名税务司负责，下设副税务司，各部门的主事为外籍帮办，华员则担任供事、文案、书办等职，处理具体事务; 外班由一名头等总巡管理，下设验货员、钤子手，华员则充任巡役、秤手、水手、守卫、跟班、信差等。需要指出的是，江汉关税务司、副税务司、帮办等高级职员均是洋员，华员仅担任处于从属地位的助员。负责航政、港务管理的船钞部情况相同，主管船钞部的总巡为洋员，下属职员均为华员。这充分体现出洋员治关的特征。
　　各口海关根据贸易情况及业务繁简，机构设置略有不同。总税务司署考虑到江汉关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前景，在业务机构、人员配置和办公经费上多有倾斜，使其达到一类大关的标准。江汉关是清末5 个设置头等总巡的海关之一，征税部外班编制人员居各海关前列。清末只有较大口岸的海关设有隶属于船钞部的理船厅，汉口理船厅是当时5 个一级理船厅之一。各关根据总税务司分配的内班各等人员，按照业务性质分设各种机构。作为海关组织系统的核心，江汉关内班设有大公事房、存票房、税结房、账房等，后期随着业务的发展，调整为大写台、验单台、进口台、出口台、内地单台和结关台等。至1948年，则按工作性质下设七课，分别是总务、文书、会计、江务、监察、验估、港务，各司其职。江汉关管理运作显现出高效的特点，这主要得益于组织机构的与时俱进和管理制度的专业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完备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使中国近代海关成为晚清行政体系中最有秩序和效率的机构。处于总税务司领导下的江汉关在人事制度与管理上实行垂直领导与等级管理制度，制定了薪俸与福利、制约与惩戒、晋升与交流、教育与培训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特别是江汉关对关员实行严格的日常和年终考核，并将考核成绩与加薪、升迁相关联。考核内容涉及关员工作实绩、行为品德、工作技能、文化水平等方面，凡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加薪或晋升，玩忽职守、品行不良者轻则停职停薪，重则免职开除，可谓奖惩分明。江汉关还不定期对关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与考试，以提高其业务技能与办事效率，并按职级和责任的不同制定薪俸标准，尤以洋员的高薪为甚，洋员的薪俸远超华员，且有酬劳金、带薪假期等高福利待遇。综合而言，江汉关摒弃了清海关的＂人治＂管理模式，使海关人事管理趋向＂法治＂，对维持关员的相对稳定、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保障机构运行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海关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虽然引自西方，但毕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海关的外籍人员众多，实为各国共管的海关机构，呈现出＂国际官厅＂的特性。作为中国近代海关行政体系中的一员，江汉关的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虽凸显近代化的特征，却也与其他各关一样付出了海关行政权丧失这一代价。
　　3. 业务职能多样性
　　江汉关是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这就决定了它与中国旧式的海关迥然不同，已具有近代化新型海关的特征，业务职能多样性即为其一。中国近代海关管理的业务相当复杂，有的是与海关直接相关联的，如关税征收、转口贸易、查缉走私等; 有的是不平等条约赋予的，如航政、港务的部分业务; 有的是清政府因时势所需而委办的。概因体制落后的清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无专业人才可用，而气象观测、邮政办理、承办世博会等又需要专业化的管理，于是交由洋员治下的海关办理，也有的则是海关为了扩充权力而有意包揽的。由此，江汉关不仅承担海关业务职能，如关税征收、货物稽查、货运管理、贸易统计等，还履行其他非海关业务职能，如港务、航政、气象、灯塔、航标等海事业务，并参与经办邮政、世博会等业务，在武汉城市近代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江汉关场景模拟（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 1) 海关业务职能
　　中国近代海关主要业务制度多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目的是便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商品输出，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如海关税则由条约规定，税率限定为＂值百抽五＂; 海关监督船舶、查验货物及征收税费，其要点均由条约和贸易章程规定; 条约还规定外国领事可以干预海关的验货、估价等工作，甚至直接参与外商走私案件的审理等。江汉关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较为规范和统一的以征税、监管、统计、缉私等为主的海关关务管理体制，但也未能摆脱海关业务制度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事实。
　　关税征收。近代海关最基本的职责是征税。1862年5月，江汉关开始仅征中国民船( 挂外国旗) 运货的出口税及船钞( 即吨税) 。自1863年1月起，江汉关开始征收海关正税、半税、子口税、船钞、三联单罚款、罚款、洋药进口正税、红茶补厘、火油池捐、护照费等。据江汉关历年贸易报告等统计，从1886年至1911年，江汉关年税收总额大多超过200万海关两。＂盖中国全部之商场，除上海税关收过六百九十余万两外，税源之旺无能及汉口者。
　　货运监管。建关之初江汉关即订有专章条款，对中外船只来汉贸易停泊地点、货物申报及其装卸存储等均做了明确规定，以便于货运管理的规范化。如＂凡大洋船、内江轮船，只准在大江龟山头之北、甘露寺之南停泊，离西岸在一里路之限内起卸货物。凡划艇等项船只，只准在汉镇内河南岸停泊起下货物＂。
　　查缉走私。稽查货物、制止走私是近代中国海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为了打击走私，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江汉关对走私货物一经查获，则严加处理。1863年11月，江汉关监督郑兰查获美国商船＂明安＂号＂私带军装来汉。该船洋人先期逃走，随取所装之洋枪三十七根，炮四尊，一并起储。应查照《美国条约》第三款并统共章程办理，将船货扣留入官，并饬拿获在逃之犯＂。
　　报关行管理。随着近代海关的设立、中外贸易的扩大，专门代货主报关垫缴关税及办理运输、垫付运输费等，并收取一定手续费的报关行应运而生。汉口最早的报关行是创设于清光绪年间的太古渝和广永诚。1908年，汉口报关行中信誉高且业务盛者有20余家。这些报关行在江汉关注册，并受其管理。据统计，1925年汉口报关公会会员有23户，1930年则达到130户。
　　( 2) 非海关业务职能
　　近代中国海关是一个特殊的组织，除开展征税业务外，海关港务也是其基本业务之一。此外，办理邮政、承办世博会等事务亦与海关密切相关。江汉关的权限也逐渐超出海关正常的职能范围，开始承揽海关权限以外的事务，将海关的管理事务延伸到港务、邮政等领域。
　　航政管理。1863年5月，江汉关颁布《汉口港务章程》，对汉口船只停泊界线、移泊、载运军火、油类或易燃物品与船舶管理、船只检疫以及航道保护均做了详细规定。为了加强对汉口航政的管理，确保长江航运的畅通，江汉关特别设立理船厅、巡江司等机构，对船舶进出港、货物装卸、港区水域和陆域的使用实施管理，并致力于监管港口引水测量长江航道及建设助航设施。
　　1868年，《各国各海口引水总章》正式颁行，规定引水事务由海关约同各国领事馆等共同办理，由总税务司署船钞部设在各口的理船厅具体负责。1869年，总税务司署通饬江汉关税务司试行该引水总章，将汉口引水监督权划归江汉关。1883年，江汉关在长江水域的各种航道、浅滩乱礁、沉船障碍处设置标识加以区分，对江面所设警船、浮桩的形状、颜色、灯光进行规范，便利了各国船只对长江航道的识别。1891年，江汉关在武昌、黄州等地设灯塔10座。1900年，在长江下游设灯船41只、浮筒18个、标桩6具。1906年，根据总税务司的要求，江汉关在九江设巡江司，专司测量水道，设置水尺，印发航船布告、水道水量通告，检查沿江标识等事宜。
　　港口检疫。港口检疫是海关兼管的一项特种业务。1902年，汉口对进出口货物开始实行检疫制度，由江汉关管理并制定检疫规则。1904年7月25日，江汉关发布《江汉口防护染疫章程》十五条，对染疫及可疑船只、旅客物品等的处理办法做出详细规定。1933年7月2 日，江汉关鉴于上海霍乱流行，＂特布告各船只，一律须依照本口总务章程，于指定地点停泊，检验后方准入港＂。
　　1931年江汉关景象（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气象观测。1869年11月，江汉关设立气象观测机构，成为国内较早开展气象观测业务的海关。江汉关气象测候所设立后，即对日最高和最低气温、9时和15时大气压力、降水量和降水时数、中午水位及24 小时涨落、24小时盛行风向及风力等进行观测和记录，使航船尽早获知准确的气象资料，早做预防。从1897年起，江汉关每日拍发两次气象电报，致电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并转香港天文台，以供它们发布天气预报及风暴警报之用。
　　邮政办理。1879年，江汉关税务司惠达设立书信馆( 或译为寄信局) ，服务项目包括寄送信函、报刊、商业文书，也可寄递国际邮件。1897年2月，汉口邮政总局成立，邮务长一职由江汉关税务司兼任，邮政业务增加了邮政汇兑、包裹验估收税及查私等。据20世纪初水野幸吉调查，汉口邮政总局＂总管湖北、河南各所，其分局多至百十三处，邮路多至八千二百清路，邮件多至五百五十万＂，远至西安、宜昌、沙市、长沙及岳州等地邮政也归其管辖。1911年5月，清政府邮传部正式接管邮政事务，江汉关包揽的邮政事务就此结束。
　　四
　　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近代化
　　1861年汉口开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接造成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汉口开埠并非清政府自愿而是由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行促成。开埠之前，九省通衢的武汉交通便利，商贾辐辏，贸迁有无，是当时中国内地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于一体的重镇，但由于与世界少有联系，仍是典型的封闭性市镇。早于汉口的沿海一些城市的开埠通商，对身处于中国内陆腹地的武汉影响微弱。以通商为主题的开埠设关打破了武汉闭关自守的状态，改变了这座城市固有的发展模式，揭开了武汉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开埠设关对武汉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内聚型市镇转型为外向型通商港口。闭关时期，汉口虽然因商贸而兴，但毕竟建立在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只能进行有限的内地商品循环。开埠以后，武汉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嬗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崭露头角，商贸国际大门从此打开。外商蜂拥而至，外资洋行与工厂渗入武汉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并将外国商品输入武汉，同时也将西方经济模式和物质文明输入内地，带动武汉传统的封闭式手工业经济向对外贸易型经济转变，促进了武汉与外部地区的商品交换，与海外的贸易连通。＂汉口一埠乃内地之枢纽，与美国支加哥正复相同。盖其不处海滨，外国航轮无由直达，只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使汉口港与国际航运业务接轨，推动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极大地扩大与提升了汉口贸易圈及经济辐射力，武汉国际性商埠地位凸显。＂汉口自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华洋通商以来，惟近十年间商务发达，驾于欧美通商口岸之上。＂清末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对汉口的崛起大加称赞: ＂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
　　第二，促使贸易管理体制由无序转向规范。汉口开埠为武汉市场对外开放提供了契机，促使武汉由内陆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国际化通商口岸。但开埠之初，由于没有设立海关，境内贸易关税管理无序，那些来往长江的外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些无原则和无品行的人，事实上也就是些不法之徒，他们不但把条例和章程一概置之度外，而且把中国人看成是可由他们任性劫掠的＂，武汉市场因而陷于混乱。海关守护着国家的经济大门，除了征收关税、查禁走私、监管进出口货物等外，最重要的职责还在于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并力争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市场机会。江汉关设立后，即把沿用于沿海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引入内地，革除了清廷旧海关名目繁多的关税摊派，将税款的征收、储存、汇寄予以分割，征与管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统为一体，有效防止了以往税收征管中存在的敲诈勒索、营私舞弊等弊端，加之江汉关严查走私，中外商人的贸易行为及武汉对外贸易秩序日趋规范。江汉关为维护对外贸易顺利进行而实施的监管措施、稽查制度以及港务管理，为近代武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推动开埠后武汉贸易市场的发展繁荣、加强武汉与国际经济市场的联系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使武汉所蕴藏的国际性商埠的潜能逐渐得到发挥，为近代武汉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第三，完善和拓展了武汉城市布局及城市发展空间。汉口最初是沿河城市，是从汉水沿岸发展起来的，市场、码头、街道大多集中在汉水之滨。开埠之后，英、德、俄、法、日相继在汉水入江口以北滨江一带开辟租界，并在租界内设工厂、洋行、银行，建洋房、码头、货场。长江航运的兴起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地处长江沿岸的汉口滨江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商务的兴盛积聚了人气。加之有效的市政建设与城市规划，汉口江岸这片荒芜之地最终发展为繁荣的新兴市区，成为武汉城市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带动租界相邻地区的开发建设。由于汉口滨江地带的开发及租界建立的影响，汉口原有的城市格局被打破，而从沿河转向以长江北岸为中心的空间结构布局，不仅使城区向东北迅速扩张，而且使城市经济重心从沿河折向沿江。正如民国时期《夏口县志》所言: ＂鄂中物产最饶之区，推襄河两岸。故当开辟市场之始，即定于襄河沿岸一带，盖一以扼上游之津要，一以便商场停泊避风涛之险。至通商口岸既开，迤东滨江一带始趋繁荣。＂一个近代化城市的面貌端倪渐显。毋庸置疑，开埠设关对近代武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
　　第四，促进了武汉社会阶层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开埠设关后的武汉＂华洋杂处＂，在西风东渐影响下，传统商业、手工业、钱庄、私塾等逐渐向近代工商业、银行、学校等转化，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社会生产经营分工越发细化，航运、纺织、新闻、医疗、卫生、建筑、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大量涌现，与近代产业相关的新职业不断出现。作为＂本乡人少异乡人多＂的移民城市，武汉吸引了来自邻近省市及远至浙江、广东等省的劳动力与从业人员，使武汉城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开放性与流动性的特点。而大量聚居于汉口租界的外国侨民，又体现出武汉的国际化特色。由于武汉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而全面的质变，社会阶层也随之调整与重组，官员大量减少，倡优、僧道、算命看相等封建文化逐渐式微，而代表近代产业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服务业人员则大增，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至1908 年，＂在武汉三市被使役于诸工场之职工，其数当不下三万。特如汉口百货辐辏之地，运搬夫更为多数……其数可统称十万＂。社会阶层、人口结构以及从业态势的变化，客观地反映了开埠设关后武汉社会经济的繁荣状况，适应了武汉这座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求。
　　第五，推动了城市公用事业与文明形态的转变。列强以汉口租界为据点，在对武汉进行殖民侵略的同时，也将西方城市文明移植过来，诸如西式建筑、新式交通、医疗卫生、公用事业及城市建设理念、管理模式等，使汉口租界成为展示西方科学技术和都市文明的窗口。受外国势力入侵及西方文化的刺激与影响，武汉不再闭关自守和自甘落后，而是师夷长技奋起直追，以图自救和自强。华商在汉口黄石路、大智路一带集资建造模范区，以与租界媲美。汉口华界在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市政管理等方面学习租界的长处，使城市公共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近代城市的功能也日益完善。特别是江汉关名义上是一个海关行政机构，但它的业务范畴延伸到许多非海关领域，如港务管理、航道整治、引水监督、气象测候、邮政代管、检疫服务等，并由此参与武汉地区社会经济、卫生、通信、交通等领域建设，对武汉城市建设及公共服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化娱乐和生活方式逐渐为武汉人所接收，并使武汉人的消费观念、审美情趣、生活习性发生改变，出现了趋新崇洋的社会风尚。＂汉镇自中外互市以来，习俗益靡，阛阓多仿西式，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寮、酒肆之间冶游者车水马龙，尽夜无有止息。＂城市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由此开始转变，武汉城市近代化事业起步。
　　第六，促成武汉区域性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武汉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汉口开埠后，中外轮运公司纷纷落户于此，筑码头、修仓库、建堆栈，开辟上至重庆，下达上海，通达湘江、汉水等内河航道以及可达香港、南洋、日本乃至欧美等地的远洋航线，形成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航线为主干线的长江中下游航运网。近代航运业的兴起提升了武汉交通枢纽的地位，促成了武汉外贸经济的勃兴。据江汉关统计资料，1861年进出汉口港的船舶401艘，吨位9.3余万;1910年达到15734艘，吨位556余万。如时人所言: ＂汉口自开埠以后，对外直接贸易，日趋进展，为中国对外直接贸易五大商埠之一。自一九一○至一九一七年中，其贸易纯额，仅亚于上海而超过其他各埠之上。＂对外贸易的繁荣及经济的集聚效应带动了制造业、金融业等其他行业的同步发展，使武汉城市经济由单一的商贸经济向商业、工业与金融业相结合的多元经济转变。其经济功能也由商业的一枝独秀发展为工商业、金融业的多业并举，并对长江中游及华中地区经济有较强的内聚力和扩散能力，最终发展成为长江中游及华中地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其经济影响力辐射全国乃至海外。
　　第七，加强了外国资本对武汉经济命脉的控制。汉口开埠设关后，各国商人涌入武汉，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贸易特权，建洋行，办工厂，开银行，兴航运，使武汉成为外国资本的集中地。当时＂汉口虽为我国内地重要之商埠，其经济动脉之责权，则恒操作于欧美商行之手＂。如美商美孚、德士古及英商亚细亚三家石油公司垄断武汉石油贸易，英商和记洋行占蛋品出口之大宗，英美烟草公司香烟占据武汉市场。其他如茶叶、猪鬃、桐油等农产品的输出，也几乎为洋行所独占。为加强对华中经济的渗透，控制武汉经济命脉，西方列强纷纷在汉口设立银行。外国银行不受中国政府制约，滥发钞票，影响了武汉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汉口外汇行情全然由外国银行操纵。再以航运业为例，开埠设关后，外商在汉口纷纷设立轮船公司，抢占沿江优势地段，利用其攫取的＂内河航运权＂垄断了长江航运，从而逐渐控制了武汉的交通命脉，使武汉民族航运业的发展受到巨大冲击。另外，江汉关的创设虽然规范了武汉的对外贸易秩序，但由于江汉关实际上被外国人操控，它所制定的协定税则将华洋商品置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税率上显示出有利于外商的倾向性，不能起到全方位保护民族经济和捍卫国家主权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江汉关管理的效率与职能的履行是有效的，有利于航运和经贸的发展。
　　综上所述，汉口开埠设关使武汉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形态由传统市镇向近代都会转型，武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也随之发生嬗变。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产生，使武汉产业结构趋于完善; 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更加频繁，汉派文化逐渐形成; 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使社会结构更趋丰富; 人口结构由单一而多元，形成五方杂处、华洋共居的景象。汉口因为开埠设关而在外力与内力交互作用的推动下，开启了武汉近代城市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局面，展现出城市近代化发展轨迹。
　　辛亥革命之后，华人资本家迅速兴起，江汉路一带变为汉口繁华的商业街。（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  考文献略  ）
　　原载：《武汉学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2期）
　　作者：王钢，武汉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武汉城市史、抗战史；王有珍，历史学硕士，江汉关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地方历史、博物馆学；黄文俊，法学硕士，江汉关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近代海关机构及人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