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对穿着不仅限于感觉

　　#头条创作挑战赛#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风靡一时的张爱玲是一个十分喜欢穿着打扮的作家。她在自己喜欢穿奇装异服的同时，也写了许多含有对服装的见解的小说，以及对中国女性服装的变迁颇有真知灼见的随笔。从中可见，张爱玲对穿着不仅限于感觉，而且有着执着的理念，是一个对穿着打扮有着十分认真、严谨态度的作家。
　　上海的少女
　　鲁迅在《上海的少女》(《南腔北调集》)一文中写到：在上海生活，衣装时髦或者整洁的占便宜;而带着一点风骚的还更为有利。鲁迅还讽刺说：这种做派的女性们知道自己处于危险地带，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与利益，自然就早熟了。台湾学者杨泽也在研究张爱玲的文章中指出了张爱玲上海少女的气质。关于张爱玲对衣服的讲究，无论是在她的作品还是在她的生活中都留下很多逸话。
　　在张爱玲的实际生活中，母亲与父亲关系不好，于是，母亲就抛下年幼的张爱玲及一岁的弟弟到了欧洲。张爱玲母亲对穿衣服很讲究。张爱玲在《童言无忌》(1943年发表，收入随笔集《流言》)一文中说到穿衣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与着装的关系。她回忆自己在幼年的时候，一边看着穿着绿色衣服、带着翡翠胸针站在镜子前面的母亲，一边就期待着长大。她母亲不断置办新衣服，还嘲弄丈夫说：有关卖衣服的事情你不要与我多啰嗦。张爱玲的母亲对张爱玲影响很大，曾经有许多学者研究过张爱玲的人生态度、文学创作与她母亲的关系。
　　《流言》汇集了张爱玲1943至44年间创作的散文
　　张爱玲的父亲，他最大的成就就是败光家产
　　张爱玲的穿着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在写于一九四四年的一篇回忆姐姐的文章中，首先就说张爱玲爱打扮的故事，并以此作为张爱玲喜欢与众不同的例证。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学习。因为一九四一年末日本军队袭击香港，她在第二年春天学业进行到一半时，不得已回到上海。好久没有见到姐姐的弟弟，对姐姐穿着与以往旗袍打扮的形象迥然不同的衣裳大吃一惊。这件衣服在通红的底子上有很大的蓝色与桃红色的图案，衣襟很低，没有扣子，看上去好像是从头上套入的。但对于弟弟的惊诧，张爱玲平静地说：这是香港流行的。
　　张爱玲与弟弟在一起
　　还有一次，张爱玲的作家朋友苏青与潘柳黛被邀请去她的公寓喝茶。只见开门出来的张爱玲穿着裸露胸部与腕部的淡黄色的连衣裙，身上挂满首饰，一副盛装的样子。为此，她们两位有些慌张，告别时对张爱玲说：今天有客人来吧?我们失礼了!张爱玲却说：你们不就是客人吗?潘柳黛五十年代在香港写的《忆张爱玲》一文中，就写到上海时代的张爱玲爱穿奇装异服。
　　曾与张爱玲齐名的作家苏青
　　据潘柳黛说，在旗袍外再穿中国式的短上衣，是张爱玲的发明。潘柳黛说，张爱玲这样的穿法是汇集＂中外古今＂，并且，她还特意使自己成为＂传奇＂(张爱玲有一本小说集书名就是《传奇》)。潘柳黛问过张爱玲为什么喜欢这种奇装异服，张爱玲说，自己不是美人，只有穿奇装异服才能吸引众人的目光。当然，写这篇文章时的潘柳黛已经对张爱玲没有好感，读她的文章也许要稍微打点折扣，不过，穿上复古风的怪异服装去印刷厂，并且使印刷厂工人目瞪口呆这一逸话，张爱玲本人也写到过。
　　潘柳黛，曾经是张爱玲的好友，后因误会渐行渐远
　　张爱玲母亲出国旅行最先去的是欧洲。她对绘画很有兴趣，在欧洲往来于各美术学校。众所周知，张爱玲对绘画也很上心，而且颇具才能。她亲自动手设计杂志封面，还写过文章《忘不了的画》、《关于绘画》(均为散文集《流言》所收)。这些文章也表露出她在穿衣风格上的偏好。她喜欢有美术图案的丝织布料，并还考虑过与从香港大学一起回来的好友开一家时装店。
　　张爱玲手绘的插画
　　张爱玲在晚年的摄影集《对照记》(1994年)中，承认自己是＂恋衣狂＂。追根溯源，这是因为她在青春期时生活在继母的阴影下，不能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只能被强迫穿旧衣服。在张爱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从这个视角研究她作品中的人物。台湾学者张小虹、冯祖贻等曾从张爱玲的＂心理缺憾＂出发，来论述张爱玲在穿衣上的＂恋物癖＂与创作的关系。此后，张爱玲还写过探究衣服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文章。她认为：对于笨嘴拙舌的人来说，衣服就是语言，是自身携带的脚本。
　　民国时期穿旗袍的女子
　　张爱玲说服装
　　张爱玲在小说中提及衣服的地方很多。她描写了用金钱交换自己的尊严与纯真的女性。她在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到，主人公登场时的服装是肥肥大大的白衬衫及收身的西裤。这是香港女子高中制服的式样。这让读者想起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时代背景，以及当地人身份不明的生存状态。少女所寄宿家庭的伯母有许多跳舞服装，这对少女也充满诱惑。
　　在同样以香港为舞台的小说《茉莉花》中，她写到，性格内向的年轻主人公穿着古代风格的衣服;与之相对，他日夜思念的女主人公则穿着翡翠式的带着兜帽的斗逢，衬着白色的天鹅绒的长下摆，十分鲜艳。这表现出女主人公鲜明的性格。在短篇小说《鸿莺禧》中，她写到，在大儿子准备婚礼的忙乱中，母亲深深地思索着与丈夫的关系，以及作为女性，自身应该如何生活。小说的前半部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写姑娘们选择嫁衣、议论衣服款式、评点人物等情景，与母亲的思索形成强烈对比。张爱玲在代表作《金锁记》中还有关于丝绸的描写，举出的生活用品有20余例，除衣服以外，还有手绢、发饰、布料、丝绵、团扇的缨饰、刺绣的靴子、床上的蚊帐等等，确实是样式繁多。其中，大多数服饰与登场人物的心理状态及故事的展开很有关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张爱玲在小说中如此之多地写到服装，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恋物癖＂习性，而是在传授与服装有关的知识。张爱玲作为职业作家走上买文为生之路的最初的作品是《更衣记》。该文登载于英文杂志《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第4卷第1期(1943年1月)。在该文中张爱玲写到，清朝有300年，但从清朝建立后的250年间，服装及服饰几乎没有变化，而从19世纪未到1940年代的五十年间，中国服饰的变化却令人眼花缭乱。这与时代的变迁有关。该杂志的发行负责人K.梅涅埃特(KIaus Meh-nert)说到，在这些关于时尚的随笔中，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快乐精神。
　　此后不到一年，张爱玲将《更衣记》的中文版在上海发行的杂志《古今》第34期(1943年12月)发表。这篇文章的中文版与英文版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相同，但由于针对的是不同读者，所以部分内容有差异，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英文版中关于发型与帽子的部分被删除了，但关于衣服的叙述还是很完整的。而在中文版中，张爱玲则对男性的服装进行了补充。
　　张爱玲与李香兰在一起
　　《更衣记》的中文版大体是说，持续很久的清朝时代的宽松服装到了清末，因为铁路开通等原因，人们与陌生人见面的机会多，行动便利，于是衣服就有缩小的倾向。由于受年轻人的影响，当时的衣服款式发生了变化。衣领的高度及形状反映世态，在＂歇斯底里＂的氛围里，就流行特别高的衣领，从整体看有一种不和谐、不平衡感。女性的衣服原本穿分上与下，后因为西方潮流的影响，出现了连衣裙。
　　张爱玲与闺蜜炎樱在一起
　　在这段叙述中，张爱玲的认识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她对服装与时代风貌及人的精神状况之间关系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张爱玲还写到 ：时尚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的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前辈许地山
　　张爱玲这些论述不仅是就衣服谈自己的直观感受，而且还有别的来由，这就是张爱玲在一九三九年秋，日本军队袭击香港(1941年12月)前在香港大学上学的时候，接触到许地山(1813----1941)以后所受到的影响。生活在日本的研究张爱玲的专家邵迎建在《张爱玲与恩师许地山》一文中写到：张爱玲的《更衣记》受到许地山有关民俗学及宗教学的授课与著述的影响。许地山在《公报》连载了《近三百年来中国底女装》一书。该书一直写到清末，以各个阶层的女性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穿着的服装为中心，谈到服饰、化妆、缠足等，其中使用了大量照片；而张爱玲则是同时用英文、中文写作，而且亲自配插图。
　　张爱玲手绘，反映了中国女子发型与服饰的变化
　　邵文对此作了详尽、仔细的比较。许地山的人品与学问极有可能给张爱玲带来启示与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年研究日常生活现象的学者很少，而曾经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欧美学习宗教及民俗学的许地山却涉足这个领域，并在这篇文章中阐释了许多观点。主要观点就是：衣服及手与脚的装饰应该进一步研究。装饰艺术的水平高低，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将来的服装至少要满足四个标准，那就是优美、卫生、经济、舒适等。为达成这个目的，就必须培育服装的类型、材料、缝制等专业工序。这在欧美早已有之。这是必要的，因为衣、食、住同样重要。穿衣服的事情如有专家进行指导，应该就不会发生今日禁短袖、明天禁赤脚等这些事了。
　　与此相对应，张爱玲的《更衣记》中以下一段文字无疑是借鉴了许地山的论述。她没有照单实录，而是加上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民国著名作家许地山
　　张爱玲关于服装这些观点的确有许地山的影子。不过，张爱玲虽然对许地山的知识与理论表示敬意，但在感性(特别是作为女性的)的层面未必赞同。许地山作为学者，他的研究到清末就结束了，而张爱玲是对同时代人说的。与其说她从许地山那里学到了关于衣服的知识，倒不如说是学到了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张爱玲还亲自用英文给外国人写信探讨这个问题。更进一步说，这是张爱玲从女性的视角写关于女性有关的题目。
　　到底是上海人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
　　这是鲁迅《上海的少女》一文中对上海女性的描写。张爱玲是怎样来看上海人的呢?张爱玲作为大学生在香港生活，但有强烈的自己是上海人的意识。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她用中文写的最初的随笔是《到底是上海人》(1943年发表，收在《留言》中)。在该文最后，张爱玲说到包括《倾城之恋》在内的七篇以香港作为舞台的小说，是用上海人的目光看香港、为上海人创作的作品。张爱玲的＂上海人观＂到底怎样?这从以下引文中可以了解：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的结果。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可以这样说：张爱玲作为上海女性的代表，从今天来看，她说出了上海女性、上海人的特征，正因如此，她的作品虽然写于70余年前，但仍然在上海、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吸引着众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