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管子与文景之治

　　汉朝初年，由于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破败凋敝，百姓穷困，国库空虚，人口锐减。连皇帝的车辇也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然而在平息吕后乱政后，经过文、景二帝39年的治理，到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钱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藏钱积累到好几百亿，烂了串线绳子的散钱堆积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的地上。朝廷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民间家家养马，人们骑母马出门就感到惭愧。西汉终于获得了超过战国时期的经济繁荣，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重农轻赋，倡俭抑奢和减轻刑罚是文景之治的三大善政，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且看这三大善政与《管子》的关系：
　　重农轻赋《管子治国》篇载：粟者，王之本是也。开宗明义地指出农、粮是圣明君主的根本大事。又如明王之务在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五辅）、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国蓄）的治国必先富民、富民必先重农思想，在文景之治中得到了实践。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亲自下地耕种，让皇后亲手养蚕就是例证。更为明显的是，文帝曾下夫农，天下之本也的诏书，景帝曾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桑麻。这些话简直是《管子》中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畜）、民之所生、衣与食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何也？唯粟！（禁藏）诸多论述的翻版！
　　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文帝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他在位23年中就有12年免除全部田租。汉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在位）登基后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农耕时间的举措，与《管子权修》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则上下相疾也取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的观点是一致的。
　　人们不禁要问，文帝12年不收田租以及景帝时如此低的田租率，上述文景之治使国家钱粮储备如此丰富是怎么得来的？这要得益于另外一项发展经济的举措，就是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提到的西汉私营商业有很大发展实现了战国政论家关讥（检查）而不征的理想。汉文帝时，贾谊、晁错都主张驱游食之民（小工商）归农，认为背本趋末的人太多了。可见，西汉发展私营商业获取利税，不课税而国用足，不增赋而天下饶致富手段，分明是从管子那里学来的！
　　倡俭抑奢《管子中匡》中说：沉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缓于政，害于国家者危于社稷。《管子禁藏》中说：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明王）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也不来也。这些尚俭去奢精论在文景之治中体现得更明显：汉文帝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力行俭朴有口皆碑。不仅自己衣食住行的简朴程度古今罕见，连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的简陋程度，也古今罕见。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工程预算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此外，汉文帝还注意严格管教家属倡俭抑奢。太子（即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俭朴之风得以继续。再如，文帝制定了一系列倡俭抑奢的制度和措施。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落实，对高官显贵一视同仁地采取了违法必究的态度。曾在挫败吕氏乱政的斗争中立下头功的重臣周勃，因执行诸侯一律回封邑的倡俭抑奢制度不利，受到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这种深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会严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理念，在《管子中匡》中已早有精辟政论：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宽而不凌。茕浊（孤独无依无靠的人）困滞，皆法度不亡。往行不来，而民游世矣（执法者不退缩，百姓才能因守法而安然地在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此为天下也。
　　减轻刑罚汉文帝减轻刑罚政策的实施，不仅是效法了管子回答齐桓公远举贤人，慈爱百姓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中匡）的为国方略，更直接是得益于来自临淄的一位小姑娘的上书：公元前167年，临淄名医淳于意受权贵诬陷被朝廷判为断脚的肉刑，其少女缇萦随父入长安，上书汉文帝，力陈肉刑危害，文帝悲其意，不仅免了淳于意的肉刑，同时也下令免除了残损肢体和亲属连坐的酷刑。临淄小姑娘缇萦远途跋涉上书救父，其勇、其智、其孝历代传诵，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缇萦诗中就有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句子。然而，我们从社会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时的临淄人都认为残损肢体的刑罚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小缇萦也只能有认倒霉的份，不会去做可望不可及的傻事。可见肉刑在当时临淄人的意识中是一种很原始、很野蛮、很不近人情的刑罚，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氛围，才能为小缇萦提供胜券在握的勇气和据理力争的智慧。粗算一下，自管仲以人为本、慈爱百姓轻刑罚为国方略的提出距缇萦上书已有520多年。距晏婴屦贱踊贵谏景公废肉刑也有350年之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以《管子》为主载体的先进的齐文化推动了西汉乃至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文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