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伟那些年，我选择了执着

　　那些年，我选择了执着
　　作者：李华伟
　　记得有位名人这样说过：路就在自己脚下，既然选择了远方，自己就是方向。也正是这句话，激励着我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从执着走向执着
　　我的孩提时代，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被颠覆了一切的岁月，人们只知道饿着肚子高呼万岁，光着膀子战天斗地，所有的人都在警惕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工厂可以听不到机器声，但不能没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声，农民地里的庄稼一旦长势喜人，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苗了。没有人能吃得饱，没有人能穿的暖，但每个人又都瞪着眼睛警惕着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人们就是这样饿着、冻着、乱着、疯着。这就是我的童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疼和疤，那个让中国人民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的父母和所有的农民一样，虽终日劳作，却依旧是苦守清贫，农民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用残羹剩菜养一头猪换来一百多元钱，那就是全年的开支了。人们一年四季的主食全是红薯或者晒干了的红薯片，每人每年只能分得几十斤小麦，只能春节时蒸锅白馍馍用来走亲串友，或者遇到节日时全家吃顿水饺，这算是最幸福的时刻了。放学后，谁家的孩子如果在大街上拿着一块白馒头打馋，一定会引来许多孩子的围观和羡慕。而那些男人在城里做工，女人在农村种地的半工半农的家庭，凭借几十元的工资，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农村的佼佼者，那闪着光的手表，油亮的皮鞋，崭新的自行车不啻是农村里最靓丽的景点。每当领略这些煊赫人物的风光，无不打心里羡慕的要命，好像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才是幸福的象征。与此同时，一种长大后也要做这种人的念头由此产生了，这当然仅仅来自于一个孩子本能的、原始的对物欲的强烈渴求，这念头一产生就是那样的倔强和执着，像圣旨一样引领着我的一切，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我知道，实现这个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虽然那是一个凭手上的老茧就可以上大学的时代，是一个张铁生的白卷搅乱了中国教育的时代，就是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却在一个孩子心灵中生根发芽了，就是这倔强的理念，一直引导着我从进入小学开始，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可那时的家长更看重的是孩子放学后，到田野里拔上半筐草去生产队的牛棚里换工分，或者到田间路边上推半车土垫垫猪圈。同街上的十几个同伴居然被家长调教的异常乖巧听话，他们每每从学校出来，总是哼着支离破碎的《小兵张嘎》，走进他们的百草园，凭借着半筐草或者半车土赢得了家长的喜爱和赞誉，而我却背诵着《三味书屋》又走进了我的桌前炕下，继续欣赏孔乙己的长衫或者藤野先生的高尚，这当然要遭到家长的不满和反对，穷怕了的父母唯一的目标就是能有饭吃，能有衣穿，眼前的半筐草半车土就足够了，尽管这个半筐草半车土在那个年代里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财富，但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让孩子们去创造的财富了。面对我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父亲先是唠叨继而白脸，接着就是打骂，无休止的棍棒就像雨点一般落在我的身上。每每这时我总是强忍着泪水，用沉默这最古老的方式表示着我的对抗。而往往这时那些凯旋而归的同伴们却偏偏挥舞着父母奖励的、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又黑又硬的红薯面大饼子，就和着辣的让你流泪的大葱，嘴里时而蹦出几句不咸不淡的风凉话，在我眼前摇头晃脑，好一幅胜利者的姿态，这就越发衬托出了我的悲哀和不幸。而与此同时，我的信念也就更加坚定，我暗暗发誓：草，是永远不会去割的，土，也永远不会去推的，我要学习，因为学习成才是我唯一的目标。既然选择了远方，就不要顾虑眼前，风雨兼程，持之以恒的走下去，才是唯一的选择。
　　在以后的几年里，同伴依然是半筐草半车土，我依然是专心致志的去读书，父母依然是不满和打骂。书，被扔出去，再拾回来，撕碎了，就一点点地再粘上，不让吃饭就偷着吃，虽然，苦恼抑郁曾无数次的吞噬着稚嫩的心灵，也曾无数次的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哭泣，但那颗读书的韧性从没有改变，固然，失去的很多，但唯一没有失去的是那份坚韧和执着。
　　除了父母，最关心我学习的还是那十几个同伴。他们既因为我的不幸而得意，又担心我真的读书成才。记得上初二那年，秋天到了，又是一个漫长的假期，按照惯例，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要跟着大人到生产队里去劳动，而我还是破例的没有去。一个收工后的傍晚，同伴对我说：队长让你明天去劳动，不然，就扣掉你全家的粮食。我害怕了，虽然固执，但也知道扣掉全家的粮食，将意味着多大的灾难，第二天，我就随他们而去了。那时的劳动，早出晚归，中午吃在田里，广阔的坡野里到处是战棚林立，红旗招展，人们呼着号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要说吃的，只是大锅里蒸的红薯，自制的萝卜咸菜和白水而已。为了改善生活，每周吃一次玉米面大窝窝，每到吃窝窝时，人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无论炊事员煮多少窝窝，还是吃不够，只能多喝粥了，有的人喝到几十碗，可见，吃窝窝就像过节一样快乐。而我去的那天，恰好是吃窝窝的日子。开饭的时候到了，人们争着去抢饭，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队长仿佛突然发现了我，只见他怒目圆睁，头发竖挺着，大声嚎道：吃窝窝的时候，你来了！听了队长的话，我猛然意识到：扣掉我全家的粮食，原来是一场骗局，是同伴扰乱我学习的恶作剧而已。随着队长的嚎声，人们刷的将蔑视的目光投向了我，好像我是专门来吃窝窝的，羞的我无地自容，顿觉有一种被戏弄和侮辱之感，冷静片刻后，毅然扔掉碗筷，愤然而去！从那再也没有去劳动，更没有吃到那让人发疯的窝窝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上高二那年，已经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了，首届莘莘学子们披红戴花的场面，更增加了我实现理想的信念和决心。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组建了一个20人的尖子班，其中10个复习生，10个应届生，我作为应届生有幸编到了这个班。对20个学生，校长逐一谈话。轮到我了，校长语重心长的说：学校计划今明两年至少要送走16人，今年重点是复习生，你是被安排在明年，学校一定会让你考上理想学校的，你要充满信心。校长的谈话当然是给我打气的，而我听了不但没有一丝兴奋，反而好不服气。我想：决定升学的是分数，不是应届生和往届生，分数谁考多少，不是校长说了算，谁付出的汗水多，谁成功的几率就高，这可不是以校长的意志为转移的。夜里，苦读之余，辗转反思，强烈的逆反心理，驱使着我打开日记，倔强地写下了今年一定要考中的豪言。不料，这豪言被同学们发现了，有人居然大声宣读着我的狂言，爆发出阵阵挖苦和嘲笑，听着他们的洋腔怪调，我默默地把嘴唇咬碎，断言打开日记，续写了看谁能笑到最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加倍的勤奋和更多的汗水，我知道，胜利永远属于强者。
　　中考结束已是炎热的夏天，永远忘不了那个热风撩人的傍晚，几十口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街头巷尾摇着各式各样的扇子，谈论着该说或者不该说的闲话，突然一位老师送来了我以全校第一名，高出分数线50分的绝对优势考中的消息。顿时，全村沸腾了，好事的人顾不上纳凉，到处传送着这个全村最大的新闻。父母笑得合不上嘴，一个劲的向道贺的人们说着孩子的勤奋和光荣，喜悦中透着几多忏悔，几多无奈！
　　果真，同伴惨了，家长们在夸着我的同时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有的还挨了打，那曾经给他们带来无数荣誉的半筐草和半车土，此时此刻，苍白无力地躺在角落里，失去了先前所有的辉煌。
　　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拿着乘凉的苫子，爬上屋顶，极目远眺全村或明或暗的夜景，回想自己几年来走过的路，心中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各种滋味一起涌上心头，眼眶湿润了，尽管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泪水还是不停的滚动出来，顺着两颊肆意流淌。我知道，这是喜悦的泪水，更是幸福的泪水！天空中，那轮明月，时而爬上树梢，时而隐藏在繁枝密叶之间，像翩翩起舞的少女，为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助兴致贺，皎洁的月辉更增加了人们对夜色的留恋。随着这轮明月渐渐西沉，纳凉的人们也一一散去，空旷的大街开始寂静起来，寂静中仍不时传来同伴那断断续续的哭声，尽管那哭声和昆虫时近时远的嗡嗡声混杂在一起，显得有点凄楚和悲凉，可怎么也掩饰不住我兴奋的心情！
　　那一夜，我真的失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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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华伟，山东肥城人，中学高级教师，曾任初级中学校长，山东省中小学生心理研究学会会员，自幼爱好文学，任校长期间多篇国旗下讲话或德育论文发表于各级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