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饿不死人的盛世被史书吹捧的文景之治，真相有多残酷？

　　文格瓦拉同志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大规模的战乱，导致海内残破至极，几乎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程度。按照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数据，秦朝人口的峰值是3000万，但在汉朝建立之初却锐减到1300万。也就是说，战乱造成的人口净死亡数为1700万，约占秦朝人口峰值的35！而按照《史记》的记载，汉朝初年的各大都市，人口数往往仅相当于秦朝的2030，也即超过23的城市人口死亡。
　　汉文帝画像
　　正因为秦末战乱的损失过于惨重，因此在汉朝建立后70多年间，一直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直到汉景帝统治晚期，人口规模才达到秦朝的峰值。对于汉景帝及其父汉文帝，史册不吝溢美之词，认为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见《资治通鉴卷十五》）的黄金时代，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完全可以跟尧舜时期的大治之世相媲美。
　　如果只看史书的正面描述，那么文景之治的确令人憧憬，其成就值得歌颂。然而，当我们带着冷静、客观的心态，通过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当时重要人物的议论来做详细的解读，便会惊奇地发现：所谓的文景之治非但不像史书中描绘的那般完美，而且真相还异常残酷，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勉强饿不死人的盛世。
　　汉朝农民驱使耕牛耕作版画
　　文景之治的残酷性最明显的体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常常被官方誉为国本的农民身上，而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徭役无疑是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罪魁祸首。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是田税和人头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汉文帝父子在位期间，虽然田税降为三十税一，但人头税和徭役却很沉重，常常使百姓陷入倾家荡产、生子辄杀的绝境。
　　除了官府的苛剥外，来自豪强地主的压榨，也是农民生活陷入绝境的重要原因。汉朝初年，朝廷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凭借着与官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汉朝地主豪强的田庄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一方面向佃农征收高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朝廷颁布的税率，向官府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从中赚取到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见《汉纪武帝纪四》）。
　　文景之治时代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从汉朝中前期名臣晁错的奏章中窥见一斑。晁错是汉文帝、景帝两朝的重臣，官至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宰相），可谓位高权重，对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早在汉文帝在位时，晁错便向皇帝递交一篇名为《论贵粟疏》的奏疏，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中，他以极为沉痛的笔调描绘农民生活的艰难，称：
　　晁错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按照晁错的说法，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全部收成不过一百石（注：汉朝的1石，相当于今天的60斤）。这微薄的收成，农民在应付完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后，才能留作口粮。如果有幸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农民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完税或应付徭役。
　　董仲舒
　　汉武帝在位时，大儒董仲舒在给朝廷上书时，也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谈论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在文、景二帝的治下，农民们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吃的都是如猪食、狗食一般恶劣的食物，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只能等着饿死。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往往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或土匪，官府即使狠抓一批、狠杀一批，也无法彻底禁止乱象。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汉景帝画像
　　由上述史实来看，文景之治时期的汉朝百姓，在朝廷的苛剥和豪强的巧取豪夺下，劳累一生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而已，这就是盛世的真相。不过，跟暗无天日的秦朝末年和汉武帝时期相比，百姓们至少不会饿死，也不用去充当炮灰，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能够得以保障。从这点来看，文景之治也有某种进步意义。
　　参考书目
　　司马迁（西汉）：《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东汉）：《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司马光（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