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纪南城总导演手记

　　《看见纪南城》总导演手记
　　纵红雨
　　又到了写导演手记倒苦水、卖惨的日子了。时间紧、任务重几乎是所有项目的标配，不值一提；还有永远捉襟见肘的预算，以及人员、内容、想法，总是无法匹配的困境，当然，这些还是不值一提。相信每一位认真做纪录片的人，都会是这样。与我们同期开工的另一个自然类纪录片项目组，就翻了一辆车，直接报废，万幸的是人员安全齐整。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北京的时候，我正好在场，那一刻，那个办公室里的气氛都是凝固的。
　　因此，每当同事和圈内的师友认真完成一部片子，我都觉得应该起立鼓掌、弹冠相庆。困难有千万种，疼痛都一样。用鲁迅的话说：那简直是一定的。
　　【一】草率
　　回到纪南城，说说八卦一点的真事吧。
　　首先，在我的整个感觉里，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好像特别草率。比如，最初接下这部片子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总制片人谭总，与我其实素未谋面，但没想到的是，在台北路的一家小酒馆，第一次见面，就确立了合作，直到今天任务达成。
　　我自认一介布衣，完全不具备那种让人见一面即被信赖的能力。今天看来，那个小饭桌上，在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的氛围下，当时的约定似乎草率的有点突然。这种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在后来的摄制工作中，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后来电话联络各分集导演，约摄影指导，也草率地像约个酒局。
　　还有在象山的模拍。一般我们这种体量的模拍，应该有专门的模拍导演，可我们不是。勘景，实拍，所有分集导演悉数到场。一个史上人数最多的导演团就这么诞生了。这似乎让服化道、灯光场务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一个最大的疑问是，拍摄现场、镜头设计到底听谁的？谁是这场戏的导演？此外，整套片子的模拍尽管做了详细的分镜，但准备时间却只给了十五天。这几乎是一个混乱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整个团队大车小车集体出发的时候，模拍预算还不知道在哪儿，就像一群人去餐馆，落座、点餐、开吃之后才发现谁都没带钱或者手机，尤其是那个召集大伙来的人。
　　奇幻的事儿几乎层出不穷。为了抢一个只有半小时的密度时间，在象山的一个海滩上，原本一套班子的剧组人员，突然被草率地拆成两组。于是，在那个场地的两端，两个组抢着各自所要的镜头。那一刻的现场，人声鼎沸，各种匆忙奔跑的黑影，就像一锅热腾腾的皮蛋瘦肉粥。不过，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粥的味道还行，鲜香，养胃。
　　这很像我们片子里一位专家说的：人来了，才能带来信息和智慧，这是文明进阶的源泉和基础。如同我们这些人的聚集，组成了一个完全有别于其他的另类剧组。以至于不少灯光服化道工种的工作人员都不止一次地说，从来没见过我们这样的，也从来没工作得如此自在、好玩、充满热情。这也可能是象山影史上盛开的一朵奇葩。
　　在本片中，我们的核心主创几乎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一起和这部片子存世。
　　可能，很多抛开传统规制和繁文缛节的草率，基于的就是人世间的某种信任吧。庆幸的是，我人生过半，居然能经常遇到这种信任，尽管它表面上看起来总有那么一点不靠谱。
　　【二】内卷
　　现在我们团队可能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儿，就是内卷。起因是第四集导演麦克峰调侃同袍的一句玩笑，但后来大家公认，他才是内卷的始作俑者。因为在后期制作时，他经常将自己基本审过的片子，不停地带到其他后期机房，想利用他窜访各机房的机会，在大家都在的情况下，对自己的片子进行更多的细节调整。
　　其实在我看来，他未必是挑起内卷的第一人。在这套片子开始进入拍摄的时候，内卷就已经存在了。每一集都会去考虑如何用一些不同的影像方式，用一些不同的现实段落来呈现本集的内容主旨。
　　第三集导演汪湘主业是占星师。为了拍摄中国当今最大的冷湖天文台，他苦苦等待了小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负责天文台建造的邓李才老师，总是无法从北京赶赴青海。导演组原本建议他能否换成别的天文台，比如南京紫金山，但是他固执地认为，冷湖一定能拍出最漂亮的星轨，因为那里的气象条件是世界最好的。直到最后一刻，在依然不知道专家是否能去现场的情况下，他决绝地说，赌一把！先去！结果，他赢了！
　　这种决绝的口气，在十天后第六集导演冯思培的微信中也感受到了。第六集是我们横跨中国尺度最大的一集，东起上海，南抵文昌，西到新疆四国边界的吉木乃县。临赴新疆前夜，人员、车辆、酒店、机票全都定好了，突然收到拍摄对象临时有变的消息，那简直就是五雷轰顶！钱的损失倒还在其次，片子的档期和时间才是最要命的。如果那一夜后延，可能今天这套片子就得呈几何数的后延。离出发去机场只剩下八个小时，冯导决绝地说，赌一下了！那种感觉像是奔赴刑场的义士。
　　还有四五集组成的大西南外拍小组，一辆车，七个人，行程7600公里，在无数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缝隙迂回绕行，大纵深穿插，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那简直就是四渡赤水的即视感。
　　第一集的导演做了两根以假乱真的竹简复制件，放在展厅背景下拍摄，结果慌得管理员急赤白脸地赶来，问他们是怎么从展柜里把文物拿出来的，检查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真的复制件。第二集导演尹利群为了拍摄一个水下镜头，掉进了南水北调的水网运河里，将他的DNA信息随着水流带往北京。还有义无反顾，主动投身被封控小区的多位同袍，自投罗网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耽搁片子的后期。
　　我不知道内卷是怎么形成的，但确实是真实存在。成年人的这些性格特点好像从婴幼儿的游戏时期就有了，且进入社会集体生活之后，愈发明显。为什么会这样？思来想去，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追求个性的自我表达，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得到承认，被人尊重，这可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欲望。从阿Q到谷爱凌，概莫能外。
　　【三】怪圈
　　一个怪圈经常会在我这里出现，就是但凡我接到的任务，一定是被拍过好几轮的主题，且最好的进行时态的窗口期早就错过了，这种境遇屡试不爽。果不其然，纪南城亦是如此。调研初期，几乎所有我们掌握的细节，都被各路媒体地毯式轰炸过好多遍。这些迫使导演组变身啃读论文的学究，去故纸堆中寻找新的线索。即或是制片老师，也皱着眉头看了起来。这个短期而大量的阅读过程其实很痛苦。
　　（图为制片老师葫芦，在研读刘勃撰写的《失败者的春秋》）
　　有时候想，为啥老是陷入这样循环往复的怪圈呢。后来渐渐有了一些自以为是的答案。既然很多纪录片，没有那种可以奢侈和挥霍的第一时间和现场，那么寻找第二、第三落点就成为必然的常态，尤其是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有大师认为，纪录片本身就应该是这样。这种论点一度让我怀疑大师是不是特别想吃葡萄。
　　再后来我发现，大师的话可能另有深意。总之，我们的导演组在狂读了一大波论文后，终于挖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线索。于是解构它，就成为这套片子搭建和存在的基础了。第二、第三落点就这样慢慢浮出水面。
　　记得年轻时就喜欢黄仁宇先生对于历史的态度，也非常认同他对历史史料解构的方法。如果历史只是用来记忆年代、背诵人物和考试加分的话，那历史存在的意义和乐趣就会荡然无存。除了变成一个人形U盘之外，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具有分析和思考能力的AI。
　　纪南城的重新解构也不复杂，无非两种，一种用时代语境和现实段落勾连历史，这大概已是我们的范式；另一种就是用人物性格来强化历史节点和辨识度。于是，传奇人物鹖冠子第一次有了实体的影像呈现；屈原和庄蹻第一次从确切的纪南城离开，苏秦和楚威王相遇在纪南城的那个下午，还有司城和探子这种基于蝴蝶效应的历史假说，这些都是新解构之后所萌发的新芽，并以写意和情境化的方式予以展示。当然，还包括一些与当代有着共同属性的话题和推论，也成为我们探索历史的新尝试。
　　怪圈其实也不算怪，可能一直就是这样，从司马迁到刘知几，从袁枢到钱大昕，应该在他们的年代里都遇到过被别人写来写去的主题，他们也会不断寻找新的表达。或许，历史的怪圈可以没有新史料，但一定不能没有新解读。
　　【四】一盘大棋
　　当一个属于群体性的目标达成时，总会有局外人觉得，那波人可能下了一盘大棋。但是，只有局内人才知道，那盘所谓的大棋到底是怎么连滚带爬、狼狈地完成的。就像这六集系列长片《看见纪南城》，中间经历的磨难、幸运、计划、妥协、忙乱和歧途。
　　我也会羡慕那些下一盘大棋的人，也总希望自己能下一盘大棋，但事实上，好像没有人相信我在下棋，就连我自己也不信。我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棋子，那只操控这一切的无形大手究竟在哪里，没人看得到。
　　预设的参数总是被雨打风吹去，没有丝毫挽回的余地。第一集导演吴钦，是这次故事的起点，那个台北路小酒馆里我唯一认识的人，为了拍摄全系列的开篇，愣是等待了秋冬春夏四季，直到今天，他依然惋惜那个没有成行的冬季飞雪。他可能是最先开机，最后杀青的人。现在想来，会不会跟他正好经历的本命年有关？
　　还有那个毫无遮拦的酷热沼泽地，被我们碰上了三伏里最热的一天。为了保证群演队列齐整，剧组三位导演穿上厚厚的秦军服装，混入队伍进行人员调度，以至于出现严重的脱水和中暑症状。山洞里饰演铁匠的导演，在NG多次的间隙，就遇到了一位群演的灵魂拷问：导演，你为啥要受这个罪呀？。这位导演仰天长叹，只好大声回答：我有病！来掩盖内心莫名的尴尬。导演甘昕，原本准备用淡淡忧伤的文艺范儿来诠释第五集风格，结果被换了整个调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忧郁中。
　　太多的变量，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太多的努力和机智，也突如其来，毫无征兆。应变的高能，职业的操守，发生在故事的各个角落。到底是谁在下这盘大棋？
　　当年苏秦忍辱负重，合纵连横，拜六国相印，掌控着大半个中国的诸侯势力；处于极盛时期的楚威王满怀雄心，进入一个超级联盟；这些风头无两的棋手，在他们的时空里布局着自己眼中的天下，与他们遇到的意外和艰难进行周旋、对抗。但今天看来，即使是星光熠熠的他们，也不过是身处棋局中的棋子。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大棋，如果有，那么真正的棋手可能只有一个时代。那座消逝的纪南城，恰好是他们腾挪进退的棋盘。
　　那座恢宏得不可一世的楚都纪南城，随风远去了2300多年，今天，已经很难从农田、水塘里分辨它的旧貌，不过，我们还是看见了它。为什么我们会再一次看见它，是谁在帮助我们？是书籍简牍里的文字，是藏在博物馆里的物件，是身边那些和我们一起奋战的师友和同袍，还有所有参与其中给予我们便利的各界朋友，甚至和我们时空伴随，送餐机房的外卖小哥以及他损耗严重的电动车。。。。。。，当然，还有那位，永远看不见的棋手！
　　在这里，一并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