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何以关天？由刑名体系窥清王朝统治的底层逻辑

　　刑部在清代主持几乎一切法律事务，其职能囊括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司法行政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所谓＂司法＂，是完全隶属于现代法学范畴内的概念，具备独立于立法与行政的内涵。但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折狱审刑＂的工作从未脱离行政体系而单独存在。直至清代，史料中并未出现过＂立法＂＂司法＂等现代人较为熟悉的法学词汇，与＂刑＂有关的政务，被通称为＂刑政＂。
　　清代的刑政特点是什么？刑部在清代刑政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又具备怎样的政务体系？刑部技术官僚的面貌如何？刑部与中央其他机构、地方法司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又在皇权统治中充当怎样的角色？
　　近日，世纪文景推出人气青年作家郑小悠的制度史研究力作《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该书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在制度、人事、案件的交织叠印中，描绘了清代刑部从顺治元年清军入关至清末预备立宪，长达260余年的风云变幻。
　　人气青年作家首部研究专著
　　《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1644—1906）》一书的作者郑小悠，是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现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郑小悠此前因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已出版的相关作品《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九王夺嫡》（合著），皆赢得广泛关注和较佳的口碑，先后入围重要媒体年度好书榜单。著名作家马伯庸曾评价郑小悠的写作＂有余裕把一个事件或一个人掰开了揉碎了讲，用大量细节一个点一个点地深入剖析＂，并指出郑小悠的文风极具特点，＂不似学术口那么艰深，比戏谑流更沉着平静＂。
　　《人命关天》是郑小悠推出的首部既具备专业研究创见，同时又面向公众的学术专著。该书涉及的史料主要包括《实录》、各类典章、档案、文集、年谱、笔记等等。以《实录》《起居注》《上谕档》等编年体官修史书、档案贯穿全书，可谓对清代刑名制度发展、刑罚的世轻世重、刑部主要官员的宦途升降，以及各朝大案要案做了一通盘了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润涛教授评价《人命关天》是＂目前对清代刑部最为系统的研究＂＂在职官制度研究上有所突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则认为本书＂将专门史理论与断代史知识相结合，通古代及近代，兼制度与史实，是一部充实而细腻的制度史佳作＂。
　　人命何以关天
　　倘若对《人命关天》一书进行题解，我们会发现两层非常关键的含义。
　　其一，＂人命关天＂指的是刑部政务与官员的重要性，＂天＂有＂天下＂之义。刑部在清代居于＂天下刑名之总汇＂的轴心位置上，上承天子，下控直省边疆，有＂天下人命系于刑部之一官＂之说，刑部官员的部分工作甚至被时人概括为＂笔尖儿立扫千人命＂。本书认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介草民的生死得失，还与家天下的安危治乱密切联系。通过加强刑部的职权来带动、协调王朝刑名事务的运行，是清廷维护社会治安与统治秩序的关键。
　　其二，＂人命关天＂指的是刑部与皇权的关系。＂天＂喻指＂天子＂＂皇帝＂。本书通过分析刑部与皇帝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敏锐指出，＂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实践中，皇帝都是清代刑名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皇帝是清代刑名程序中的一部分，非而非凌驾于其上。在清代，君主一句话就能断送臣民性命的情况极少出现。另方面，皇帝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直接控制刑部，令其为自己的意志服务。皇帝身兼国家领袖与政府首脑二重身份，亲身活跃于法司办案的决策环节，甚至过程当中，或委曲暗示，或直接发号施令。
　　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史研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新峰教授指出《人命关天》一书的研究特点：＂分制度、人、系统三个层级展开对清代刑部制度的研究，将制度史一分为三、三合为一，令人耳目一新。书中对制度中人的作用、命运、形象的细致探索，基于作者对‘古典史料’的严谨考索。在一项制度史研究中，体察人情百态，从人的角度体现体系的运作与内外关系，尤其难能可贵。＂
　　作为制度史研究，本书除了全面地呈现刑部的体系运作机制，及其围绕具体制度，与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法司系统的往来博弈，还特别指出，在政务运行中，行政技术需要靠人来完成。人的选任是否合理、人的积极性能否被调动、人的能力与工作需要是否匹配、人际关系是否健康，是行政技术能否被充分使用，行政运作能否有效进行的基本条件。而刑部内最主要的＂人＂就是刑部官员。
　　由此，本书在致力于刑名体系、刑部政务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外，还将目光聚焦于职官角色，以刑部官员为中心，分别研究了刑部内部的人际关系，并逐一梳理了刑部官员的法律素养与价值认同。同时，本书选取晚清刑部三重臣：刚毅、赵舒翘、沈家本作为个案，分析了以之为代表的刑部法律精英不同的人生选择与历史命运。可谓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实现了对刑部技术官僚的传神写照。作者基于严谨的史料考索，从中捕捉具备一定故事性与冲突感的历史片段，以引人入胜的笔调将之呈现在读者面前，为如何在专业史学研究中引入面向公众、令人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寻找另一种历史写作的可能，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田可新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