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我在湖南冷水滩坐牢11天，拒绝高官美女的诱惑

　　1944年，我在中共湖南冷水滩地下党负责人刘国安、严正等同志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时我刚好21岁，凭着一腔抗日救国的热情，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抗日革命活动。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培训，我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为什么要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经过多次斗争的考验我逐渐成为党的活动的骨干分子。我当时年轻身高体壮头脑灵活，刘国安、严正同志便要我专门做对敌的侦察和情报工作，还负责协助管理军需物资。在敌伪统治时期，搞地下侦察和情报工作是十分危险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捕坐牢杀头，可以说是时刻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我既然跟定了共产党闹革命，也就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横下一条心，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就算是死，我都要革命到底，决不出卖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
　　从1944 年抗日到 1949 年9 月零陵、冷水滩解放的六年革命斗争中，我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到敌方阵营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资料和线索，我还先后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数十次，为抗击日寇，为解放零陵冷水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和管理军需物资以及对敌的战斗中，我曾多次遇险，也多次在党组织和同志们掩护和营救下，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脱险。1949年8月，就在著名的衡宝战役前夕，我不幸被国民党白崇禧部所属三零五师的特务抓捕，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摧残，后经党组织的大力营救和群众的掩护我才被释放，现在回忆起这件往事，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事情发生在1949年8月，我当时是湖南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二支队零陵大队武工队的一者队员，我清楚地记得原冷水滩地下党负责人时任衡阳工委书记的刘国安同志兼任二支队党委书记，严度任二支成一文队（又称零陵大队)大队长，雷扶超任政治指导员，严固任零陵大队武工队长。当时零陵大队接管有抗日战争时期秘密转移的60支79毫米步枪、3000多发子弹，藏在稻花塘一个石洞里。由熊珍生和我共同守护保管。为了这批枪支弹药的安全，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从冷水滩街市上买来黄油，把一支支枪一颗颗子弹都涂上黄油、又用油纸把枪支弹药包裹好、防止枪支弹药生锈。我和熊珍生还轮流在石洞附近值勤蹲守，注视敌人的动向。这时驻守在冷水滩的国民党白崇禧的三零五师的特务也常在附近一带活动，我们也时刻警惕，以保住这批枪支弹药的绝对安全。
　　一天下午小雨迷濛，我刚从稻花塘经陡坡上到马头岭附近查看敌情，在一坡田边，突然一名身披蓑衣的高大的男子向我身后扑来，当我正要转身相避时，一支黑色的短枪已抵住了我的腰间，那人用低沉带哑的声音对我喝道不要动跟他走，而这时附近草丛中也几乎同时跃出几个持枪的人来，我见被敌人围住，已经无法脱身，只得跟他们走。我被敌人带到冷水滩一所兵营里，穷凶极恶的敌人二话未说，首先就将我一顿拳打脚踢，说我是共匪，要老实招供，不然的话就拉出去枪毙，我大声申辩说我不是共匪，我是种田的农民。见个敌军官模样的人见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商量一阵后，就派了几个士兵把我用车押解去敌三零五师驻东安芦洪市的另一营地里。
　　在被敌押解的途中，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应对敌人的审讯，以保住党组织和部队的秘密以及枪支弹药的安全。我料定敌人这次抓我，没有任何凭据，只不过是瞎碰乱抓的，我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过，埋藏枪支弹药的事极其秘密只有我和熊珍生同志知情，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只要沉住气装作什么都不晓得，什么都不说，敌人就是再凶残，再狡猾也拿我没办法。从最坏处想，大不了一死，革命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与我同村一道参加革命的严开梅同志早在抗日时就壮烈牺牲，而同村的冷水滩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严正同志
　　也曾被捕入狱，受尽敌人的酷刑，仍什么也不招供，坐牢的10个月后才被组织营救出狱，他们能做到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我严开玉照样做得到。想到这里，我心中坦然自若，无所畏惧
　　我被押解到芦洪市后，敌人把我关在一所临时设立的土牢里。过了大约半个钟头，一个敌军士兵把我拉扯到一间厅屋，几名敌军官模样的人坐在桌子后面对我进行审识。
　　他们问我是不是共匪，我说我不是。问我是不是共匪的探子，我说我就是被你们抓的那个地方的本村人，是个种田的平头百姓，接着又问我是不是在为共匪办事，我说我只晓得种田，不会做别的营生。
　　随后又问我为什么成天在山上转来转去，我说这几天下雨，我在看水、挖水，敌人见问不什么，便变了口气对我说，老弟不要怕，只要你告诉我们共匪的实情，我们会奖赏你，我可以保举你做上我们三零五师的营长，还保证让你娶个三房四妾的。我回答说我一不会放枪，二不会坐马，连当兵都怕当得，那里敢到你们这里来做营长。
　　敌人又花言巧语地对我说，老弟呀你不想做官也不想要美人都行，只要供出共匪的下落，我们也不会亏待你，你要金子要钱都行。我们都可以给你，我听后又好气又好笑，我严开玉参加共产党。一不求做官，二不为发财，只为天下穷苦人起身得解放，想用当官，金钱收买我，那是白日做梦――妄想。于是我答道我穷困惯了，这一生还从夫见过金子是什么样子，给我金子也不认得，给我一把票子值多少钱我也分不清，还发什么财。敌人见说来说去什么口供也没问出来，马上变了脸，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气急败坏地吼道，这小子一定是共匪中的顽固分子，不给点厉害颜色看看是不会招供的，接着一挥手，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将我一顿毒打，然后用绳子将我双手反绑悬空吊在房梁上。这一吊就是一天一夜，直吊得我一双胳膊失去知觉，十根手指乌黑发青才把我放下来。
　　我还没缓过气来，敌人又要审问我，要我供出解放军二支队和零陵大队的情况，我仍旧是一问三不知。敌人这时发了疯一般地把我抬到老虎凳上绑起来在我的脚下塞砖块，大约塞到第四块砖以后，我便痛得昏死过去了。那天直到半夜我才苏醒过来，只觉得天旋地转，脑壳嗡嗡响。
　　天大亮了，敌看守的士兵才送来一点水和一碗饭，我已经有三四天没吃没喝了。我支撑着刚吃完饭，敌人又来审问我，逼我招供，我还是照前面一样的回答，反正我什么实情也不会说，敌人也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丝毫半点党组织和部队的机密，也休想打听到枪支弹药的下落。
　　于是，敌人使出了更毒辣的手段来折磨我，他们像野兽一样地把我打翻在地，用一根皮管子插进我的鼻孔，然后拼命地灌辣椒水呛得我几乎要窒息。肚子被辣椒水灌得胀鼓如皮球一样大以后，残暴的敌人又在我的肚子胸脯上分别放上一根大木杠子，然后在木杠子上拼命地踩踏。我体内的辣椒水和屎尿马上便喷了出来，我只觉得如万箭穿心般的疼痛，并再一次昏死过去。
　　我在牢房里也不知昏睡了几天，一天下午时分，敌人把我拖拉到审讯室，先不问话，只叫我伸出一双手来，手掌心朝上放在桌面上。然后敌士兵手持一根粗大的钢针在我的手掌和十个手指头上狠狠地戳来戳去，我的手掌和手指头表皮由于常年劳作早已结了厚厚一层老茧，敌人在我的手上截来戳去没戳出什么名堂。就再一次叱问我是不是共匪，要我赶快交出其匪活动的情况，不然的话就立即拉出去枪毙。我反正已横下一条心，做了死的准备，我仍然是一句老话，我是平头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凶残而灭绝人性的敌人便把我的左手掌翻转过来，将那根粗大的钢针用铁锤从大拇指指甲缝里狠狠地锤了进去，钢针直刺进我的大拇指骨头里，痛得我撕心裂肺一般。钢针刺进去后好几分钟才拔出来，钢针一拔出来，就见一股鲜血似泉水般喷了出来，敌人这才罢休。后来我才明白，熊珍生同志见我被捕，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通过各种关系实施营救，岩塘村的村民也联名具保，并出面指认我确实是世居本地岩塘村的种田人。敌人还是不相信，直到用钢针戳遍我的手掌手指，见我的手上布满老茧才肯把我释放出来。我这次被捕，被敌人关押了 11 天，遭敌四次酷刑摧残，仅吃了三餐饭。出牢房时，我已是遍体鳞伤没个人样了。
　　我从敌牢中出来后，经过一段治疗，除了左手大拇指落下终生残疾外，身体很快康复。这时著名的衡宝战役已胜利结束，敌三零五师已全部被歼灭。零陵、冷水滩也全境解放，我被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零陵县大队，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首先申请参战，大队首长说我是长期从事对敌情报、侦察工作的老同志，熟悉情况，留在当地有利于解放后零陵、冷水滩的清匪反霸斗争。于是，我就继续留在县大队，那一年我还荣立过三等功一次。
　　口述：严开玉
　　整理：在城里的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