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利弊之争（下）

　　九品中正制被抨击是损政之道
　　始平王的幕僚李重与段灼有同感，他也曾上疏说，九品中正制是适应汉末以来的形势所产生的。当时天下大乱，士人流散各地，没有稳定的居地，军府中有许多郎吏，都邑中聚集了众多的豪绅，已分辨不出谁是人才，人才在何处。九品中正制作为品评士人等级高低的标准，有助于当时甄别人才。
　　现在天下已定，仍实行那种定士人为九品的繁复办法，就难以像以前那样选到真正的人才，因为繁复的选举过程中，许多中正官已把个人利益置于其内，导致任非所由，事非所核，礼让风气日衰，而华竟之风盛行。
　　李重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推行土断，以人们现有的居住地为准，定其户籍门第，然后严格推行贡举之法，减少士入品级，则士人的品级高低自然而然就显露了出来。
　　尚书左仆射刘毅对九品中正制的抨击，更是人木三分。他认为此制是损政之道，其弊病在于：
　　第一，中正官总是凭个人好恶评定上入品级，不考虑士入的才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该定上品的成了下品，该定下品的反成了上品，优劣易地，首尾倒错。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会想方设法去贿赂中正，或请托与中正关系密切的人去打通关节。
　　第二，有权势者能得到上品，并使其后人也跟着沾光，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
　　第三，把品（门第）、状（德才）作为品评标准，难以实现品评的公正性。一方之士多者数千，并已有不少人迁往他乡，中正不可能了解他们，因而只能采誉于台府，或纳毁于流言。另外，品与状往往难以统一，门第高的人未必有才，有才的人未必门第高。
　　总之，九品中正制，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
　　刘毅感慨说：古今之失，莫大于此！尽管晋武帝也称赞刘毅等人言之有理，但他不想废除九品中正制，因为这一制度与他所代表的门阀士族的利益息息相关。
　　可是，这一制度的弊病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大臣卫瓘和司马伦也提出要废除此制。他们主张让各州县士人在他们现在的居住地参与荐举，不必考虑其原籍，避免那种客居他乡却仍由原籍中正评定品级的状况。
　　这样，同住一地的人彼此较熟，士人好坏分明，举善进才，各由乡论，既可以扩大进贤之路，又可以勉励进贤之公心，对朝政很有裨益。
　　终武帝之世，九品中正制一直没有被废。晋武帝之后的帝王，没心思考虑革除弊政的问题了
　　惠帝继位后，由于世家大族依然把持朝政，改革选举制的呼声日趋微弱，加之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反晋斗争相继爆发，朝纲大乱，当政者更没心思考虑革除弊政的问题了，以致不少寒人空作感叹而无可奈何。
　　高平人王沈就特为此作《释时论》，讥刺时弊。文中称：自古以来，许多成霸王之业的人发迹于自己的奋斗；不少卿相也是出自贫贱之家，门第高低、权势轻重，在人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不起什么作用。而现在，朝廷大官多为世袭，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贫寒的人一直贫寒，富贵之家一直富贵。为了得到较高的品级和官职，许许多多士人奔集于权贵之门，寻求提携。世道实在是不公！
　　像王沈这样的寒人虽然发牢骚，却无法改变这种现实，在世家大族掌握朝廷大权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参政，不能直接对各种政事施加影响，因而摆脱不了九品中正制对他们的希求愿望的束缚。
　　当时吴郡人蔡洪像王沈一样，也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名为《孤奋论》。据说当时读之者莫不感叹。
　　但这也仅仅引起社会上一些人的同情而已，这类寒门出身的士人最终仍难以位至上品。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隐士颇多，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门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与高官厚禄无关，只好既迹山野，清闲寡欲，不过问世务。九品中正制不仅使西晋的门阀政治达到极盛，也深刻地影响到后代。
　　东晋南朝时的官场上，士族与庶族对立分明，他们不共处，不联姻，谱牒百氏之学盛行，豪门世家竞相以自家郡望夸耀。史称，三公（司徒、太尉、司空）之子，蔑视朝廷百官之家；由世族把持的黄门侍郎和散骑侍郎，凌骂于郡守县令之上。
　　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遗毒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