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党锢之祸（三）

　　党锢名士，因桓帝和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而得名。所谓党锢，就是把结党的名士，禁锢起来，不得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成于李膺、张俭。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两位以极端做法反对宦官，导致了一场清洗士人的运动。
　　先说李膺。李膺是东汉的大名士，士人能被李膺接见，叫作登龙门，身价立马就高了。延熹八年（165），李膺担任司隶校尉，陈蕃为太尉。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县令，贪残无道，杀人为乐，害怕李膺追查，逃还京师，藏匿于兄长张让家里的合柱中。李膺知讯，闯入张家，从柱子里拉出张朔，当场逮捕，并立即处死。宦官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召来李膺，责问为什么不先履行程序便加以诛杀。李膺答非所问：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对于李膺的政治正确而程序枉法行为，桓帝并没有追究下去。
　　延熹九年（166），李膺再一次以非常手段收捕并案杀术士张成，却惹出了事端。张成是一个妄人，以懂占卜术知名，推占当赦，教子杀人。推算出皇帝有大赦，教儿子杀仇人。李膺抓捕其子，继而果然朝廷大赦，张成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诏书下来了吧。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他不禁火冒三丈。不久，张成之子果然在大赦之列。李膺愤怒至极，竟不顾朝廷赦令，匆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之举。党人因为禁锢而声望更高。匆结案，把张成之子立即杀了。因为懂占卜术的缘故，张成与宦官的关系很密切，甚至桓帝也为占卜的事咨询过他。于是，宦官们唆使张成的弟子牢脩等上书，控告李膺等藐视王法，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永康元年（167）冬，桓帝驾崩，无嗣，年仅十一岁的灵帝即位，窦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当初，窦妙被立为皇后，太傅陈蕃曾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因而大获窦太后信任，这种情况略同于前文所说的胡广之于梁太后。胡广与梁冀的关系不坏，陈蕃与窦武的关系更铁。窦武素有剪除宦官之意，与不满宦官专权的陈蕃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在尽除宦官这一共同的政治思想下结成同盟。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禁锢了党人，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之举。党人因为禁锢而声望更高。如今，在窦武和陈蕃的主持下，在桓帝时期被逮捕审讯的名士李膺、杜密、范滂等名士，均被赦免并获得重用，禁锢的党人被释放。他们摩拳擦掌，共商治国大计，意欲整顿朝纲，而整顿的重点，就是打击宦官势力，天下士人闻风，莫不扬眉吐气。
　　次年五月，日食，窦武以此为由，请求诛除宦官，并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苏康，窦太后觉得事情不可过分，反对尽数诛除宦官，窦武犹豫未决。宦官们获得喘息之机，怂恿灵帝出手，说太后和大将军要废黜皇上。于是宦官们簇拥着皇帝，发动反扑，动用禁军，杀死了窦武和陈蕃，李膺等名士也被抓被杀。
　　但真正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是名士张俭。
　　张俭据说是楚汉之争时代赵王张耳之后，灵帝时担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建宁二年（169），张俭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用激烈手段抓捕侯览家人，甚至掘开侯览母亲的新坟，没收其家的财产。为此，侯览十分怨恨张俭。侯览的乡人朱并是一个奸佞之人，为张俭所轻视，他得到侯览的授意，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俭是其中的魁首。朝廷下诏刊发文书追捕张俭等人。于是，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对于东汉的党锢士人，多数人肯定其大无畏的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勇气。北宋苏轼幼时家教，读书至东汉的范滂，心生羡慕之情，其母也大加鼓励。但是，今日我们反思一下当日的情景，出于对党人及因为党人而受牵连的生命的珍重，还是可以有深入分析之处的。
　　首先，党人行事，牵连到许多无辜之人受难。特别是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许多人都因为帮助张俭的逃亡而惹祸。十五年之后，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造反，大赦党人，党禁始解。张俭也回到了乡里，年八十四而卒。有人听到张俭亡命之事，感叹地说：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东汉党人为维护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把自己置于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之中，祸及千家万户，其正当性其实是很可质疑的。张俭晚年生活优裕，家境富裕。政治上反对宦官是一回事，经济上攫取财富是另一回事。余英时说，东汉的士大夫也都有土地的诉求，为家族置产的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我们无须因为党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拔高他们。
　　其次，党人的激进行为，吕思勉先生称之为矫激。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夺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婞直之风大行。所谓婞直，就是过于刚直、倔强激烈的意思。有人把这种作风，叫作狭儒，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意思是像战国秦汉的侠客那样，以激烈的手段，表达所谓正义的诉求。
　　最后，党人的做法，除了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声誉之外，对于改进东汉政治，并没有多大价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这么说的：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攻末而忘本，搏杀以快斯须者，诸如野王县令张朔、富贾张汎、小黄门赵津、下邳县令徐宣、妄人张成，是何足预社稷之安危，而愤盈以与仇杀者邪！侯览也，张让也，蟠踞于桓帝之肘腋，而无能一言相及也。杀人者死，而诛及全家；大辟有时，而随案即杀；赦自上颁，而杀人赦后，类似这样一些做法，无法无天，不是给人以抓捕的口实吗？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语只词扬王庭以祛祸本。然则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而非为君与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乎！击奸之力弱，而一鼓之气易衰，其不敌凶憝而身与国俱毙，无他，舍本攻末而细已甚也。
　　东汉名士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