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党锢之祸（三）

　　党锢名士，因桓帝和灵帝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而得名。所谓党 锢，就是把结党的名士，禁锢起来，不得做官。史称党锢之祸，＂成于 李膺、张俭＂。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两位以极端做法反 对宦官，导致了一场清洗士人的运动。
　　先说李膺。李膺是东汉的大名士，士人能 被李膺接见，叫作＂登龙门＂，身价立马就高 了。延熹八年（165），李膺担任司隶校尉， 陈蕃为太尉。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县令，贪残无道，杀人为 乐，害怕李膺追查，逃还京师，藏匿于兄长张让家里的合柱中。李膺 知讯，闯入张家，从柱子里拉出张朔，当场逮捕，并立即处死。宦官 张让诉冤于桓帝，桓帝召来李膺，责问为什么不先履行程序便加以诛 杀。李膺答非所问：＂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 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对于李膺的＂政治正 确＂而程序枉法行为，桓帝并没有追究下去。
　　延熹九年（166），李膺再一次以非常手段＂收捕＂并＂案杀＂术士张 成，却惹出了事端。张成是一个妄人，以懂占卜术知名，＂推占当赦， 教子杀人＂。推算出皇帝有大赦，教儿子杀仇人。李膺抓捕其子，继而 果然朝廷大赦，张成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诏书下来了吧。不怕司隶 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他不禁火冒三丈。不 久，张成之子果然在大赦之列。李膺愤怒至极，竟不顾朝廷赦令，匆 第一次党锢之祸，并 没有大规模的杀戮之 举。党人因为禁锢而 声望更高。 匆结案，把张成之子立即杀了。因为懂占卜术的缘故，张成与宦官的 关系很密切，甚至桓帝也为占卜的事咨询过他。于是，宦官们唆使张 成的弟子牢脩等上书，控告李膺等藐视王法，＂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 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永康元年（167）冬，桓帝驾崩，无嗣，年仅十一岁的灵帝即位， 窦太后垂帘听政，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当初，窦妙被立为皇 后，太傅陈蕃曾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因而大获窦太后信任，这种情况 略同于前文所说的胡广之于梁太后。胡广与梁冀的关系不坏，陈蕃与 窦武的关系更铁。窦武素有剪除宦官之意，与不满宦官专权的陈蕃一 拍即合。于是，他们在尽除宦官这一共同的政治思想下结成同盟。
　　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是禁锢了党人，并没 有大规模的杀戮之举。党人因为禁锢而声望更 高。如今，在窦武和陈蕃的主持下，在桓帝时 期被逮捕审讯的名士李膺、杜密、范滂等名 士，均被赦免并获得重用，禁锢的党人被释 放。他们摩拳擦掌，共商治国大计，意欲整顿 朝纲，而整顿的重点，就是打击宦官势力，天下士人闻风，莫不扬眉吐气。
　　次年五月，日食，窦武以此为由，请求诛除宦官，并先除掉了中 常侍管霸、苏康，窦太后觉得事情不可过分，反对尽数诛除宦官，窦 武犹豫未决。宦官们获得喘息之机，怂恿灵帝出手，说太后和大将军 要废黜皇上。于是宦官们簇拥着皇帝，发动反扑，动用禁军，杀死了 窦武和陈蕃，李膺等名士也被抓被杀。
　　但真正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是名士张俭。
　　张俭据说是楚汉之争时代赵王张耳之后，灵帝时担任山阳郡东部 督邮。建宁二年（169），张俭愤于宦官侯览专权贪渎，用激烈手段抓 捕侯览家人，甚至掘开侯览母亲的新坟，没收其家的财产。为此，侯 览十分怨恨张俭。侯览的乡人朱并是一个奸佞之人，为张俭所轻视， 他得到侯览的授意，＂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 图危社稷＂，而张俭是其中的魁首。朝廷下诏刊发文书追捕张俭等人。 于是，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祸。＂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其 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对于东汉的党锢士人，多数人肯定其大无 畏的向邪恶势力斗争的勇气。北宋苏轼幼时家 教，读书至东汉的范滂，心生羡慕之情，其母 也大加鼓励。但是，今日我们反思一下当日的 情景，出于对党人及因为党人而受牵连的生命 的珍重，还是可以有深入分析之处的。
　　首先，党人行事，牵连到许多无辜之人受 难。特别是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许多人都因为帮助 张俭的逃亡而惹祸。十五年之后，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造反，＂大赦党人＂，党禁始 解。张俭也回到了乡里，年八十四而卒。有人 听到张俭亡命之事，感叹地说：＂孽自己作， 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 为！＂东汉党人为维护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把自己置于一种崇高的 理想境界之中，祸及千家万户，其正当性其实是很可质疑的。张俭晚 年生活优裕，家境富裕。政治上反对宦官是一回事，经济上攫取财富 是另一回事。余英时说，东汉的士大夫也都有土地的诉求，＂为家族置 产的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我们无须因为党人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 治利益而拔高他们。
　　其次，党人的激进行为，吕思勉先生称之 为矫激。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 权，士人羞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夺利。他们 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 工具，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 高，激扬名声。＂婞直之风＂大行。所谓＂婞 直＂，就是过于刚直、倔强激烈的意思。有人 把这种作风，叫作＂狭儒＂，我觉得有一定道 理，意思是像战国秦汉的侠客那样，以激烈的手段，表达所谓正义的 诉求。
　　最后，党人的做法，除了沽名钓誉、抬高 自己的声誉之外，对于改进东汉政治，并没有 多大价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这么说 的：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攻末而忘 本＂，＂搏杀以快斯须者＂，诸如野王县令张朔、富贾张汎、小黄门赵津、下邳县令徐宣、妄人 张成，＂是何足预社稷之安危，而愤盈以与仇 杀者邪！侯览也，张让也，蟠踞于桓帝之肘 腋，而无能一言相及也。杀人者死，而诛及全 家；大辟有时，而随案即杀；赦自上颁，而杀人赦后＂，类似这样一些 做法，无法无天，不是给人以抓捕的口实吗？＂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 而卒莫能以片语只词扬王庭以祛祸本。然则诸君子与奸人争兴废，而 非为君与社稷捐躯命以争存亡乎！击奸之力弱，而一鼓之气易衰，其 不敌凶憝而身与国俱毙，无他，舍本攻末而细已甚也＂。
　　东汉名士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潜伏的 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鼓动全社会为自己疯狂，实际上无助 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看待东汉矫激士风之时，应有的一个维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