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他们讲述着中澳友好的故事

　　（文/白旭）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梅卓琳仍然记得半个世纪前，当她听说澳大利亚政府同中国建交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
　　当时，她和其他一些在北京的澳大利亚人一起，给澳政府发去电报，祝贺他们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她又给澳政府写信毛遂自荐，成了一名外交官。
　　时光荏苒，转眼间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姑娘已经白发苍苍，三任驻华的经历也已成为回忆。然而她对中国的感情并未退却，不时撰文为中国仗义执言。
　　梅卓琳只是众多友华的澳大利亚人之一。即便有的阶段两国关系遇冷，他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和希望。
　　＂注定的缘分＂
　　梅卓琳早年在悉尼大学就读，选课时发现课程表首次增加了一门课：中国研究。当时，尽管对中国历史文化一无所知，但她大胆地决定选修这门课，因为在她看来，相比学一门欧洲语言，地理上相对较近的亚洲，更值得澳大利亚去了解。
　　1972年11月到12月，她随一个澳高校代表团访华。其间，她得知工党在澳大选中获胜。不久后，她听说新任总理惠特拉姆领导的澳政府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得知这一消息，当时正在北京的梅卓琳和朋友们非常激动，迅速给澳政府发去电报。＂我们在电报里祝贺政府做出这一决定，最后的落款是‘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她回忆说。
　　她还致信当时的澳外交部和海外贸易部，表示：＂你们可能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的人，或许可以考虑给我一份工作。＂
　　两个部门都回复了她，因此梅卓琳从悉尼搬到了首都堪培拉，开始了外交工作。此后数年，她三次被派驻到中国：两次到内地，一次到香港。
　　同梅卓琳相比，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戴维·古德曼的中国故事似乎开始得更有戏剧性——他的中国故事开始于半个世纪前一张包着炸鱼薯条的中文报纸，他认为这个巧合预示着他和中国＂注定的缘分＂。
　　今年74岁的古德曼出生于英国，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一次到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时发现用来包裹食物的是一张《文汇报》。当时他不懂中文，但是被报纸上的图片深深吸引了。
　　他大学学的是中国政策研究，毕业的时候他决定要到中国去看一看。
　　古德曼第一次到中国是1976年。他说，看到的一切都让他着迷，人们淳朴而友善。于是他决定要到中国继续学习。他随后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还到北京大学学习经济。＂那段经历很有意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难忘中国记忆
　　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1964年首次赴华执教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一张拍摄于1965年的黑白照片上，他同一些身穿棉布翻领工装、笑容腼腆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显得十分醒目。
　　在中国期间，他同很多中国朋友进行了深入交流。最开始他发现，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但是渐渐地，他理解了中国人的看法并对其中大部分表示认同。
　　1965年，马克林的长子斯蒂芬在北京出生。他是第一个在新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
　　贝利斯·特恩利1968年作为澳大利亚学生代表访问过中国。当时他们在上海附近的公社里同农民同吃同住，与士兵聊天，还观看了各种演出。直到现在，这位78岁的老人仍然可以用中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那个年代的中国歌曲。
　　虽然特恩利此后没有再去过中国，但她与中国的情缘对儿子有着巨大的影响。
　　特恩利的儿子罗德·坎贝尔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有一段时间每个周五的晚上，他们都要去墨尔本圣基尔达附近的一家中餐馆点外卖。
　　坎贝尔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鼓励学生们学习汉语。＂当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将来澳大利亚会同亚洲有更多交往。＂他回忆说。
　　后来他到了墨尔本大学学习地理，2000年到中国访学。两年后，他参与了一个黄河流域谷物种植的项目，因此到了甘肃农业大学。回想起那段时光，他说：＂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除了担任外交官，梅卓琳说，她难以忘记在中国从事的另一份工作。那时，她作为国际羊毛局的驻华代表，帮助澳羊毛生产企业与中国纺织品行业密切合作，使两国都从中受益。
　　＂我们与中国同事有着共同的目标，我很享受那份工作。＂她回忆说。
　　在中国，她交到了很多朋友，比如画家黄永玉。当被问到在中国最愉快的旅行经历时，梅卓琳毫不犹豫地说：＂凤凰。＂在那个美丽的湘西县城，黄永玉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见证中国发展
　　坎贝尔在中国期间也去了不少地方旅游，交到了很多朋友，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在兰州，他组建了乐队＂肉夹馍＂。在敦煌，他为那些巧夺天工的壁画惊叹。在喀什，他用相机记录下面带笑容的淳朴的人们。
　　在此期间，他看到自己居住在普通公寓里当教师的朋友买了汽车、改善了住房。＂澳大利亚媒体有很多关于中国发展的报道，讨论这样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他说，＂我真的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古德曼爱好摄影，曾用镜头记录下上世纪70年代不少地方的样貌。三四十年后，他再次回访，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视角，拍摄下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变宽了，车辆变多了，平地起高楼，旧貌换新颜。
　　＂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在中国以外的一些人曾想，‘想法不错但中国不会发展太快’，＂他说，＂然而中国发展的速度超乎预料。＂
　　＂社会科学必须融入中国的经验，而不是告诉中国应该做什么，＂老教授接着说，＂你不能假设你在中国看到的现象，都符合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所谓‘标准模式’。＂
　　马克林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频繁往返中澳之间做研究和授课。
　　在此期间他看到了中国不同方面的发展，逐步实现现代化。他最近一次到访新疆是2018年，在那里他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的生活和地区安全的长足进步。在喀什，他看到老城得以保护的同时城市变得更加现代，那里有他最喜欢的咖啡馆之一。
　　与此同时，他也感觉到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很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比如在莎车，他参观一个艺术学校的时候看到维吾尔族青年在学习民族舞蹈和传统音乐＂十二木卡姆＂。
　　梅卓琳2019年同儿子和孙子一起去了北京。一路上，他们不但感慨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也感叹于人的改变。
　　梅卓琳说，因为她的孙子是军事迷，他们决定乘坐1路公交车，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等车的时候，她发现人们排着队，更加守秩序了。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寻找合作领域
　　近些年来，中澳关系遇冷，这让澳大利亚的友华人士忧心忡忡。
　　马克林写了大量文章驳斥一些西方言论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其中很多发表在时政主题的博客网站＂珍珠与刺激＂上。他告诉记者，那些抹黑言论让他难过，并让他想起半个世纪前自己曾经见证的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看到‘中国威胁’这样的想法在澳大利亚卷土重来，我感到非常伤心、可耻和危险，＂老人说，＂我们从这么多年的交往中难道什么也没有学到吗？＂
　　古德曼现在是悉尼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他曾呼吁澳政府改善两国关系，批评那些＂宣扬对中国的恐惧、将其政治化并从中获得机会＂的人。
　　5月下旬，在澳联邦议会选举后，他联合澳14位知名学者发表公开信，致信澳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外交部长黄英贤，呼吁澳政府改善对华关系。
　　谈到写公开信的想法，古德曼说：＂我们希望传递给澳政府的是，更多依靠外交，而不是公开喊话，那样做是非常离谱的。＂
　　梅卓琳也是这封公开信的署名者之一。在采访中，她谈到了自己曾经在国际羊毛局工作的经历。＂我觉得我们应该寻找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她说，＂当人们有共同的目标时，就感觉像一个团队。＂
　　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作为两国外交关系起始的见证者，梅卓琳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