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城旧事

　　特别提示：淹城是从春秋时期遗落到常州武进的一座城池，被发掘出来后常州人按照时下旅游开发原则，在淹城遗址旁投巨资试图恢复古淹城7。6平方公里的旧貌，现该项目已成为国家5A级景区，常州标志性旅游项目。
　　正文
　　眼睛破碎了星光，月亮被风刮伤，故乡还在路上，黄道铺尽秋凉。江河有几条，谁来护我回航？穿过风的胸膛，脱去雨的衣裳。城郭留给荒冢，雾色吟唱迷茫，昊天在何处，我就要被大地收藏。祖先站在彼岸的一方
　　（一）第一种孤独
　　淹城在它所经历的时代，有两个异相，值得凝视。其一是针对春秋吴越，它是一个孤独的误入者，对周围的世界，深怀戒心。其二，如果站在春秋诸夏的立场，它是提前投射到那个遥远年代的阴影，春秋的任何一抹夕阳，都有可能是它的最后一场黄昏。
　　而我唯愿的命数，对于淹城，也对于一路走来的吴越，应是如下的江南美景陈设：凤鸟在大湖飞翔，翠绿的河水像流动的宝石，阳光就像是黄金的信使，大地生长谷物，稻香散布在每一个清晨，草场，牛群，孩童和歌声，在琴棋书画的桌案上荡漾。
　　淹城临世诸夏落地春秋，来历和身世，被后世追问了很久。直到淹城以消亡的方式从历史中离开，围绕淹城的各种猜测，仍如江南的一帘秋雨，打湿着一怀愁绪。
　　我们现在是知晓了淹城的陨殁，成为时间的灰烬，也包括灿如吴楚，至战国凋敝，都是迟早必来的运数。但是，这个注定的命运框架，我并不希望对以下结论的介入，构成影响：被我们描述为民族融合的图景，实际上是一个消除异质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的百花盛开，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意外。
　　（二）复活
　　淹城对吴国来说，算不算意外？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定论。但是对江苏常武地区而言，这项假定的意外，却成为了常州旅游业的一笔资产。常武地区的城市运营官们，在得知了淹城遗址的巨大价值后，在旅游学和神仪学的帮助下，在古淹城的侧畔，投巨资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5A级旅游景区，淹城春秋乐园，增加了地方税收，也颇有规模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淹城在好天气里，是常给我惊喜的，最值得夸耀的一点是，每当红日东升如长灯高挂，你从常州武进的湖塘方向望去，天光云影下的淹城总给人一种亘古不灭的气象。淹城在功能规划上，也是极端出色的，设计师们将春秋时期的风俗进行了高端化的旅游安排，气势磅礴，并将春秋时期的一众灵魂人物，像什么孔子老子季子鬼谷子等，几乎全压缩进了淹城乐园内，超越性地形成了类似当下的增强现实的VR场景。据说自那以后，常州的周边城市，许多被认为可以伟大起来的历史遗迹，都在相同理念支持下，重见天日。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旅游化的历史IP开发，在阴阳哲学主导万事万物的大国文化中，所收获的态度是肯定少不了两面性的。换言之，当你决定追求历史的旅游价值，你就要同时准备接受鱼与熊掌的定律约束，别再指望花了钱的游客对历史的敬畏感，还能维持。其实不仅是常武的淹城，整个中国的历史旅游开发都有这个问题。好在我从未指望过东亚的历史遗产，能够获得西亚古迹的崇高感。
　　这真的让人遗憾，安慰的是，淹城的兴建已经尽力了。淹城在规划上一直试图通过东方实用主义美学的指引，来建立起和江南吴越相匹配的文化尊严。除此之外，淹城乐园的开发，也是隐含了诸多寓意的。举例说，如果有人在游历淹城的过程中，发现淹城所在的春秋诸夏特有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蕴含着更值得继承的文明，我想我会感到欣慰的。
　　只不过，我欣赏诸夏岁月的春花秋落，并不全是因它所蕴含的价值能够对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元文化的传统和原则构成的挑战。淹城是一个消逝太快的预言。它的同行者原本有机会凭着春秋的诸夏体制，去眺望古希罗之于欧洲复兴伟大实践的。
　　当然我也知道，即使这一切得到成全，也未必能使淹城的心事圆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学会怎样和历史相约，而是至今我们不知道怎样向过去告别。我总是乐意把淹城的陨落当成是和春秋的诀别，大约也是如此吧。就像我去淹城的那年冬天，我在常州兰陵路的黄昏转身，看见没了游人的淹城，以一城的寥落与另一侧的繁华一街相隔。并在氤氲雾霭中，带着残梦几分，似乎忘记又记起了什么人。
　　（三）那时春秋
　　关于忘记，有人向我转述过一位属于境外势力的大人物说的一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显然是有道理的。而我也一向认为，好民族，或者心意完全的人类，通常是要追问事物的来处的，这就像我们的成长离开家园，总要时不时地回望一下高堂凝望的眼神，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一个家族寄托给我们的那一份初心。
　　我们对淹城的追问，也源于此。
　　遗憾的是，迟至今日，考古学界仍是不能确切地知道，2700年前的吴国地区，也就是现今的常州武进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在春秋时期的某一个夜晚，一座巨大的城池悄然浮出地面，并有三河拱卫，对外充满戒心。那之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春秋，那座谜一样的城池，被时光的洪流带走，消失在了江南烟雨的尽头。
　　淹城是直到2700多年后的上个世纪30年代，才在江苏常州的武进湖塘地区重见天日的。
　　那时的民国，也是急于要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叙事，古淹城遗址临世，对民国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直到新政府掌权后的改革开发，这座城池才被鉴定为春秋时期的遗址，名号淹城。至于这座城池的主人是谁，来自什么地方？依旧隔着重重迷雾。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淹城落户吴国的延陵，也就是现在的武进地区，是有一个庞大的土方工程的。考古挖掘显示，淹城占地面积65万平方米，城墙长6500米，城高5米，墙基宽40米，护城河道宽度3050米，共有三条河道环抱。城墙夯土成型，总之工程量巨大。
　　但奇迹的是，如此巨大的土方建城，延陵的现场感不是很强。或者说，吴国延陵没有留下有关淹城的任何文字。甚至整个春秋诸夏，都没有为淹城留下只言片语。给人感觉，似乎从开始到末了，淹城一直坚持与延陵，包括吴国，隔绝生死。甚至和春秋诸夏，相忘于江湖。
　　直到500多年以后，春秋战国已烟消云散，淹城才被东汉的史学家提起。汉代《越绝书吴地传》记载：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我曾在2017年的2月，抚摸过淹城土墩寒冷的骨骼，云空很遥远。那一天我第一次在常武大地，注意到浩渺的地平线向虚空伸展，然后是土墩，城阙，大冢东南雨，依次列入视野，孤独而显赫。
　　其实孤独的，不止是城池和土墩，还有覆盖在土墩上的层层岁月。人类到底是从历史中领受使命的。而历史的崇高性也藏于此。春秋以后，那些进入死循环的王朝历史，大而无趣。但是江山政治学，一直坚硬如铁。
　　《越绝书吴地传》记录淹城的文字，是简约的，简约到让人怀疑文字的发育在东亚是否经过了太长成长期。不过更吸引我的是文中的冢字，它像是一块磁石，引起我的关注。
　　冢是人类历史的定义者。直到现在，依旧是现实世界的意义表述者。我甚至相信，如果没有更高信仰的介入，冢的统治地位很可能会千秋万代。世界上唯有希伯来文明能够借助弥赛亚复活的寓言逃过冢的网罗，其他的人类文化区，都甘愿俯伏在冢的权势之下，让类似清明时节的细雨轻尘，弥漫成无尽无助的光阴。
　　汉语文化区其实更是如此，简单的通过冢家二字同构，就为我们揭示出了既为家园，也为荒冢的汉家真相。也如《越绝书》的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二者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直到有一天，在自己的命数里，零落成泥。
　　（四）彼岸
　　其实想想看，谁甘愿让自己的家园成为自己的坟场呢？淹城的古淹君，应该和春秋时期的诸夏列国国君一样，想过如何从吞噬万物的历史巨浪到来前逃脱的。就像东亚泛神论者在密室接受成仙的辅导，或者像新月地带的天启宗教用祈祷换取救赎。古淹君也应该眺望过救赎的彼岸的。这是我理解淹城之于现实的一个支点。
　　如果不考虑狐狸拜月，救赎大概是唯有人类才有的行为，只是在东亚一直是以人殉和血祭方式展开的。救赎的含义，是协助人类登录现实和灵魂的彼岸。遗憾的是，救赎一词后来被外邦抢注为一个非我族类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概念，爱国者闻之弃之。好在我们已经懂得，现实不过是从人类共围一桌的历史延续下来的一场牌局，换牌是很正常的行为。而救赎也不全是私属VIP特权。至于救赎的国度含义，类似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儒家士大夫对天命的运作相近。
　　古淹君渴望的救赎，和他背后的族属有关。而这是我们无法得知的部分。我们知道的是，在春秋无义战的背景下，淹城如何能够平安到明天，这应该是古淹君最大的心事。
　　我在重见天日的淹城遗址，目睹过古淹君用三城三河的城堡建筑，表述的这种心事。据说这种建筑符合军事城堡的标准，或者说，淹城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综合体，集生活和作战于一身，用来防御诸夏随时到来的危机。而我也一次次仿佛看到在燃烧的战火中，淹城勉力支撑起一场场摇摇欲坠的星辰。
　　但是这些内容通常在大历史叙事中见不到的。而有关淹城的历史叙事，在春秋史记中，也不会记载淹城的百姓如何在城垣上眺望诸夏惊恐的黄昏，以及在有二十八星宿照耀的寥廓夜空下，为淹城值更的古淹君那警惕而恐怖的眼神。
　　但是我愿意相信，古淹君在最后的黄昏一定会有回望的。回望在时间以外的故乡祖屋中，祖先给予他的最后的凝视。然后这位古淹君，一步步登上城垣，在最后一刻关闭了淹城城垣上那来自月亮的古老的光阴。从此让淹城的历史，和悠悠万事，归于岑寂。
　　淹城的隐身和沉默，一直延续了270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古往今来的史学界偶尔会在亦真亦幻之间，记起曾经有过淹城的那些日子。南宋印制的《咸淳毗陵志》孤本这样记载过：淹城在阳湖延政乡。而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写道：淹城，在（常州）府东南二十里，其城三重，壕垫深宽，周广十五里。
　　到20世纪30年代和60年，淹城的一些遗物，独木舟、青铜器、陶器，编钟、三轮铜盘，女人陶纺轮等，从裂开的常武大地上破土而出，然后在21世纪的常州淹城博物馆，陈列为我眼中染着时光之尘的考古文物，而且依旧带着历史深处的孤独，并在当下的异度空间，打量着我这个隔窗相望的陌生人。
　　（五）相传
　　如果用诗意的思考方式理解，我以为文字是从历史的背后透过来的光亮，但即便如此，关于淹城，你要想获得那种清晰的答案，仍是很难。
　　淹城的身世传说，有若干版本，像古老的神话扑朔迷离。版本之一，淹城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四子延陵季子的食邑。季子有三让天下的美名，是一位贤德的君子，也因此让这种叙事变得不可采信，原因当然是儒家向来为大义而灭亲的传统，为大义灭真相更不在话下。版本二，淹城是吴国的囚徒之牢和越国的质子之境，这个说法的底层逻辑，是季子因不满阖闾刺杀王僚篡位，故迁居淹城，并立誓终身不入吴，被发配淹城。
　　版本三，神龟救奄。这则寓言，是将淹城被描述为是因神龟救主而龟化的城池，相信该版本包含有令人敬畏的真相和信仰。只是古今已经不同，他们看为神圣的，我们或许视为轻贱。
　　版本四是关于淹城细节的，也有着引人入胜的悲剧情节。而且它让我在淹城乐园的街巷漫步时，能隐约听到淹城公主百灵姑娘的歌声、笑声、哭声，和她在熊熊火焰中穿云裂帛的嘶喊声！在这个版本种，百灵姑娘以心口洞穿的带血娇躯踉跄着举剑前行，她那紧闭的唇角，咬着殷红的黄昏。之后，百灵姑娘的身躯被古淹君以诸神的名义断为三截，埋为三座古冢，以此献祭给他们的神明。
　　此外，还有相对严肃的史学家版本。这些版本在寻求淹城真相时，是有正史怀抱的。而我也愿意接受顾颉刚们的指引，让幽梦和灵魂回溯遥远的岁月，去展开一场有关淹城的穿越之旅。
　　说到穿越，其实一向如心。路上既有姹紫嫣红，也有荆棘丛生。如果心情好的话，像那类嘒彼小星，三五在东，绸缪束薪，三星在天，这些在水一方的蒹葭幽梦，是随处可遇的。但通常情况下，那种荡湖雪涌、衰草摇曳，野兽出没，甚至饿殍遍地，也是随时可能遇到的荒景。
　　而我仍愿意任由历史的幽梦牵引，在时间的荒原上，或跏趺而坐，或踉踉跄跄地去接受你身前身后展开的一个个时代的背景，然后眼睁睁看着古淹君，以及我们的先人，在茫茫路途中迎着呼啸的风雪，领着他的族众，继续在大地上跋涉或筑城。
　　（六）同化陷阱
　　关于淹城的前世，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他的《古史新证》中这样说道：鲁地有淹中，亦作弇中，淹与弇，即奄也。周公东征，灭奄国，将封在鲁地的长子伯禽，改封到奄，奄就不再叫奄，叫鲁了。淹城被称淹君地、首领被称淹君。
　　显然在王国维先生看来，最初的奄城，是受到周公东征而灭亡的。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封于曲阜。武王卒，周公摄政。其时，殷贵族武庚和东夷反叛，奄国加入其中，战败后，逃亡延陵，也就是今日的常州武进地区。
　　而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奄和蒲姑的南迁》一书中，对此作为更为详细的描述。顾颉刚认为，奄国国君原本是商代诸侯，殷商贵族武庚反抗西周统治，奄国国君主动参加，周公东征后，武庚战败，奄国也就成了周公的最大敌国。在平定奄国时，很多奄人被杀，奄国宫殿被毁，连墙基都挖光，成了池塘。奄灭国后，逃散的奄民，开始四散奔跑，其中南逃的一支越过长江，被驱赶到了吴国的延陵地，也就是常州。这些奄民开始构筑淹城，计划重整旗鼓。但终究湮灭在了西周春秋的世界。
　　奄国追随殷商，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殷商是依靠战争崛起的军事集团，是第一个远东秩序的建立者。这个古老的军事帝国，是以后的东亚和所有华夏叙事的开端。按照另一位学者的说法，殷商的武士军团嗜血如歌，常常以崇高的名义实施杀戮与征服，重组着远东青铜与血的秩序。
　　而血祭是秩序诞生的基础。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伟大的叙事。无关道德，只关乎勇气。事实上在崇高于人类意识之上的怜悯意志，介入人类社会以先，人的欲望，是驱动历史前进的关键动力。殷商之于东亚文明，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但是在大周天子崛起以后，殷商帝国的荣光，开始熄灭，其旧迹也开始被逐一删除。但唯有跨过长江逃到吴地的古淹君，或者说，曲阜奄国的继承者，成为了从殷商背景中逃出来的幸存者，也是春秋诸夏的闯入者。
　　这是一个让人神往的推测。我甚至愿意参与这场猜想的细节，和东夷人一道去参与殷商遗民密谋反抗周天子的暴动，尽管西周代替殷商，的确是历史和文明的进步。
　　但这并不影响我喜悦武庚的复国暴动，而且我宁愿在淹城的叙事中，看到一处没有添加剂的风景。哪怕这个风景，只有幽暗的意识，隐秘的欲望，在劫难逃的命数，深刻的危机，以及人殉中的挣扎和整个族群的血祭。
　　于是我想象着在那个历史以外的曲阜之夜，孤注一掷的殷商武庚看了一眼奄国国君，然后将青铜剑高高举起，而一排排的带伤的殷商武士，也排列成阵，武士们那一双双黑色的眼睛在滚滚暗夜烁烁放光，他们的手上那一把把紧握的弯刀，在月光下哗哗作响。
　　武庚的反叛失败后，那位古奄君从血光中冲出，带领着族人披荆斩棘，一路奔逃，一直逃到在吴国的延陵，并让最后一座淹城城池，成为了殷商王朝在春秋诸夏的最后一个孤岛。
　　再以后，那位古淹君或者是他的继任者，一直坚持着登上每一个摇摇欲坠的黄昏眺望，直到成为对古老的殷商帝国最后的守望。
　　当然现在看，淹城是迟早要消亡的，正如吴国和诸夏，注定药消亡在秦帝国大一统的洪流中。那以后，大一统的理论日臻完善，深入万众人心，让天下苍生认定春秋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民族融合不可阻挡，尽管这种融合不过是一场同化的陷阱。
　　（七）后记
　　在有关淹城的史学研究中，有一些通过古籍查考建立的理论，读起来是很令人欣喜也令人讶异。该理论认为，淹城古淹君是秦始皇800多年前的祖先。
　　在此之前，中国主流学界一直持秦人雄起西方的观点，秦皇嬴政属于戎族。上个世纪30年代，傅斯年、钱穆等学者提出：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并进一步指出而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原因是他们在战国竹简《系年》中发现，奄是嬴姓大国。而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也有秦出自商奄的说法，正与《系年》所记吻合。
　　这当然是值得坚持一统天下的学人著述庆祝的。但我对以上的种种说法，却不以为然。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如何描绘清楚古淹君的面孔。我记得那一天在我逐渐离开淹城的巷陌，我只看到那位古淹君在如画的夕阳和诸夏的黄昏，拖着一个时代长长的背影。
　　2019年的3月，也就是疫情爆发前，我因事再次来到常州武进，恍惚间总感觉是再次进入中吴深空的寥廓天幕。我眺望安静在夕阳下的淹城三处土墩，那里停泊着深邃的历史与静穆的时间。我的内心被牵引着向历史伸展。我试着去依靠常武的黄昏，以为应该如曹雪芹希望的，天尽头要有一个香丘的，用来拾尽百灵艳骨，使一抔净土掩尽风流。但我仍不打算满足。我隐约知道，这土墩对于我应该有一个倾诉的我想。比如，告诉我，当那日子近了，阴影的翅膀，开始在天空飞翔，而古淹君也在准备上路，朝着彼岸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