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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炎黄子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容置疑。 在曾经强大时,外国人都非常羡慕我们悠久的、一脉相传的、世界上唯一没有断代的中华文明,都以能够与我们交往而自豪。 他们主动学习我们的先进文化,借鉴我们的先进经验,去发展自己,也才有了后来的东亚文化圈。 那么,为何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会出现一批"疑古派"来否定我们的历史,甚至怀疑夏朝的真实存在性。 他们的自我否定是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还是崇洋媚外的心里在作祟,还是西方学者的别有用心呢? 2
自近代以来,由于我国积贫积弱,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了拯救中国,许多学者将各种西方思想引入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夏朝是否真实存在,便成为了中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 我国的学者为了证实夏朝的历史真相,引用西方的考古经验来评判,得出了怀疑的结论。 这也正是西方列强乐意看到的事情,因为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总想着全方位超越中国,以否定中华文明来打击民族自信心,弘扬西方文化,企图长期欺负我国才是目的。 然而,历史不可否定,不是谁说没有就没有的,那么否定夏朝真实存在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按照西方考古学来讲,古代文明是否真实存在要具备三个要素,也就是:一要有文物来佐证,比如精美的青铜器;二要有比较发达的城市建筑;三要有文字记载。 为了证实夏朝的存在,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挖掘和研究,虽然发现了一些质量较好的青铜器、成熟的宫殿建筑和一些文字和符号,但是无法破解文字的含义,只能证明商朝以前存在一个古文明,但是不是夏朝,就有待考证了。 这也成为西方考古学者理所当然的实证了。 在我国考古学兴起之前,我们对夏朝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和一些民间传说。 除了《史记》以外,关于夏朝的有关文字记载最早出现在西周王朝,而且没有系统完整的历史资料,只有一些只言片语。 比如人们一直认为最早的史书是《尚书》,其实并不如此,因为《尚书》里还收录着《虞夏书》,也就是已经失传的古籍《虞书》和《夏书》。 但是它们大都在西周时期失传,只有一小部分被整理在《尚书》之中。 据说,郭沫若当年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虞夏书》,也没有任何头绪,直接将其称为"天书",根本读不懂。 国学大师王国维用了两年时间研究,也只能读懂一小部分,而且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只是觉得与殷商的甲骨文有相通之处。 后来,又有许多考古学家研究发现,《虞夏书》的文字是用古雅语编写,然而,古雅语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失传了。 所以,《虞夏书》几乎没有被破译。同时也说明,不是夏朝存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今的科技还不能破解夏朝的文字符号。 西方学者对我们夏朝存在问题持否定观点,是有原因的。 一是西方自以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见不得我们有辉煌的历史文明,想方设法来否定夏朝,是别有用心;二是他们没有生长在我们的国度,对我们的文化一无所知,仅凭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科学严谨的考古方法来论证我们的历史,有失偏颇。 我们中华文化从未断层过,与西方断断续续、零零散散的几百年的历史比较起来,可谓源远流长。西方几百年的历史都没有弄清楚,又凭什么来评判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呢? 然而,西方否定夏朝的存在也就罢了,为何我们中国人还要否定自己的历史文化呢? 3
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派,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 他们对东周以前的文献都持怀疑的态度,还提出了"疑古而不信,不信古而不言"的观点,直指我们夏朝的不存在,原因是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可以证实。 不仅如此,他们还出书《古史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时间疑古论,大行其道,风靡全球。 尤其是以顾颉刚为首的那句名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一句话一经出世,整个世界对我们夏王朝的历史议论纷纷。 顾颉刚那句话的意思是:时代越是向前发展,传说中的古代历史周期就越长,传说的各种人物被神华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仅仅凭文字资料来判定历史,并不可靠。 正好当年我国的考古学还是一片空白,除了文字记载以外,没有任何有关夏朝的文物来佐证,没有夏朝的文字来说明,疑古派便有了怀疑的理由。 疑古派还怀疑《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他们认为,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距离夏朝有几千年的历史,就像今天的我们去写汉朝的历史一样,时间太长,只能靠传说,所以真实性值得怀疑。 然而,疑古派也没有任何考古证据和史料,来证明夏朝的不存在,他们也只是靠逻辑推理来下定论。 疑古派根据这一论断,不仅怀疑夏朝,甚至连殷商、西周乃至三皇五帝都怀疑存在真实性。 他们的论点非常富有想象力,比如顾颉刚推断《大禹治水》的真相是:大禹连人都不是,只是一种像蜥蜴一样的"一条虫",大禹治水是不存在的,是后人杜撰的。或许在今天的人们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确实有不少人相信此观点。 直到西周文物"遂公盨"出土,记载了有关大禹治水的事情,才证实了顾颉刚等人观点的荒谬。 不过,疑古思潮在古代就有,孟子就曾经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于文献史料,不能全信,更不能全然不信。 唐代的刘知己就说过:"史学家应具史才、史学和史识。"也就是说:史学家要具备学识、文才和博学多识,而且更要忠于历史,实事求是,不能以论代史,必须论从史出。 所以,疑古派的正面价值也不能全盘否定,我国的考古学就是在他们的鞭策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正因为有了疑古派这些学者们的怀疑,才有后来的了"夏商周"断代历史修复工程,让人们不得不重视文物的保护和探寻,让人们知道历史文献如《史记》这些史料的珍贵。 夏朝真实存在需要实证,那么夏朝不存在同样也需要有实证。面对西方考古学家和我国疑古派的质疑,我国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4
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夏王朝是公元前2070年建立,是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但是,至今无法找到任何夏朝时期的文字史料,考古学家不得不通过遗址来研究。 夏王朝的重要遗址有河南偃师二里头、洛阳东干沟、陕西七里铀、和山西夏县等地,最接近夏朝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发掘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与史书记载的内容相似,但是没有发现文字,也就不能下定论,只能疑似存在。 但是,这里也发掘出了目前所知、被世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干道和交通枢纽遗址。 当时挖掘二里头遗址的队长曾表示过,研究夏朝问题,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更多地对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朝遗存,进行分析和研究,还原夏朝当时的社会生活。 提到二里头,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名字不能忘记,他就是夏朝二里头遗址的最先发现者徐旭生。徐旭生在20世纪50年年代就开始对夏朝的各种线索进行收集。 70多岁的他前往豫西一带寻找夏朝遗址。在二里头村,他们看见村民正在挖鱼塘,挖出来许多陶片,在对其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陶片是殷商时代早期的。 由此推断,这里可能有古代城市的遗址,随即他们发现了20多处遗址。 考察结束后,徐旭生在北京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1959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队进驻偃师二里头,开启了长达60多年的田野发掘工作。 期间,考古工作队发现了大量建筑,为夏王朝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使夏王朝从神话传说,化为真实可碰的历史。 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曾说,从二里头遗址到周代的青铜文明,由祭祀活动中的器具到礼书上的"礼",无论是文物还是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脉相承的。 据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有300万平方米,通过62年才发掘了1.7%,按现在的速度发掘,估计全部完成还需要3000年。因此,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后来人不断的研究与考证。 5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可能莫名其妙的失去,只会因为时间的长久,史料的缺失,而一时无法确定。 但是,我们坚信中华文明是最古老、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一点自信必须要有。千万不能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而否定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背叛。 随着大量古代文物的出土,疑古派对夏朝存在的怀疑声音也逐渐销声匿迹了,西方那些所谓的以科学严谨作风自称的学者也闭嘴了。 疑古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但不能成为否定中华文化的绊脚石。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生长土壤和历史传承,西方国家的考古经验,我们可以吸取优秀的一面,主动过滤掉糟粕。 如果不结合我们的文化实际,拿其他国家的考古方法来判定夏朝的存在或者其他历史真相,那么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心,相信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