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筹划，世纪难题，万里长江第一桥是怎么建成的？

　　武汉位于全国的中心，同时也是历史上的长江航运中心，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武汉被冠以九省通衢的美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武汉的战略位置再次凸显出来。为了便于攫取中国的利益，列强们想方设法进入武汉，设立租界，开办银行。外国人的虎视眈眈自然引起了晚清政府的危机感，朝廷的肱骨大臣们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场革新运动，史称洋务运动。而在武汉，洋务运动的代言人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
　　不出意料，晚清的洋务运动破产了，不仅是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朽与落后，更多的是科学技术上的硬实力落后。然而原先的洋务派人物依旧对清朝抱有希望，作为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实干家之一，张之洞可以说是为了大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京汉铁路顺利竣工，随后，粤汉铁路也紧锣密鼓的开工了。
　　两条铁路，一条从北京到武汉，一条从武汉到广州，那么在我国的南北航道长江之间建设一座横跨两岸的长江大桥，联通从广东到北京的铁路线，这个想法是非常自然且合理的。说干就干，张之洞请工程师在武昌经过了几次勘测，结果却令人失望，这桥造不起。
　　但是，任谁都明白，桥是迟早都要造的，此桥一日不建成，我国南北的铁路运输便一日不能通畅。如果将中国比做人，那武汉，便是心脏，而这条大桥，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动脉。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同样认识到了长江大桥的重要性，他们将这个庞大的工程任务交给了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詹天佑不愧是我国权威的铁路工程专家，当时他正忙于粤汉铁路的定线工作，提前就在未来的武昌火车站预留了与京汉铁路接轨出岔的位置。具体的选址工作则是由北京大学的师生完成，他们准备仿照英国，建一座中国版的福斯桥。然而当时的中国积贫羸弱，内忧外患。北洋政府也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基础建设上去，这个庞大的工程计划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它的无疾而终。
　　但是，从詹天佑开始，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被提上日程，有了权威的选址和勘探，建成大桥的计划总算是有了着落。历史证明，詹天佑等人的想法是正确的，后来，武汉长江大桥的选址与他们的设想基本一致。
　　没钱建桥是客观事实，但建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有人牵头，有人出资，孙中山先生遂写出《实业计划》一书，书中，再次畅想了武汉长江大桥落地通车，南北一体的未来局面，孙中山提出：
　　在京汉铁路线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应穿一隧道过江底，以联络两岸。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至将来城市用地发展扩大，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或穿隧道。
　　至于行动的实施，这次请来的专家是美国人约翰华德尔。华德尔在实地勘探过后给出的预算是970万银元，这个数字在当初可是一笔大数目，国民政府遇到了和清廷一样的窘境没钱。于是，建桥一事又被搁置。时间飞逝，到了1929年，华德尔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面对着滚滚长江，他又给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然而这时的国民政府内部乱成一锅粥，建桥的资金怎么出，从哪儿出？没人知道。
　　前几次建桥计划，虽然有了相对完善的的方案，但是有心无力，最终计划破产也是可想而知的。原因有三：
　　一是北洋国民政府组织架构上的落后，他们执行力差，凝聚力更差，毕竟是清朝灭亡后，民主政治的首次尝试。
　　二是国内外政治环境上的复杂。使得历任政府不愿意将资源投入到基础建设中。特别是桥梁这类回报周期长的工程，对他们来说，这笔钱远不如建一座军工厂来缓解当务之急。
　　三是全方位的落后，集中在有关长江大桥的问题上就是工业体系上的落后，比如各类材料、各类仪器、各类工具的生产、采购。即使以上所述尽皆到位，凭当时国人的技术水平，又能否撑起这座长达1。6公里的大桥，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
　　解放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终于得到了落实，这次，我们有了建成这一庞大工程决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武汉长江大桥就被列入其中。而在物资方面，当时的神州大地迎来相对的和平。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举国同心大力发展基础建设。至于技术方面，我们更是有了苏联的支持，作为中苏友好的见证，在苏联援华的156个工程项目中，武汉长江大桥赫然在列。
　　这个困扰了中国人半个世纪的难题武汉长江大桥，也就在短短两年时间，顺利竣工通车。
　　从此，南北的重要交通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从广东到北京的铁路一路畅通无阻。时至今日，为中国创造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甚至不能用数字衡量。总的来看，大桥的建成主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兄弟的大力支持，更是离不开用双手创造财富的中国人民，也正应了那句老话历史由人民所创造。
　　今日的武汉长江大桥，任江流东去。波涛涌动。依旧稳稳地矗立在长江两岸。桥面上车来车往，桥面两侧行人游客驻足拍照，钢筋水泥上的鲜活姿态，仿佛唤醒了那些已沉寂在岁月里的英雄史诗。至于那段曾经的过往，将会永远被国人所铭记，所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