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就斐然，未来可期首席经济学家调研12周年回顾与展望

　　12年被称为一纪，也是一个轮回。12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生气勃勃的少年，也可以让一棵稚嫩的小树苗生根站稳。在这12年里，中国经济迎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经历了2015年的结构性改革，综合国力不断提升。2020年新冠疫情打断了全球的平稳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迈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12年里，第一财经首席经济学家调研从无到有，逐渐成长为国内少有的长期跟踪市场观点与预期、展示首席经济学家的分析思路与研判的平台。
　　立足当下，行以至远。在亲历12年经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我们记忆？哪些会是未来发展的里程碑？第一财经研究院邀请首席经济学们一起回望过去，研判未来。
　　上图中依次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上左一），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上左二），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文龙（上左三），植信投资研究院院长连平（上左四），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下左一），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下左二），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下左三）。
　　一、回望过去
　　过去的12年，从国际经济环境到国内生活生产，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背后有社会经济规律的必然推动，有突如其来的打断与阻滞，也有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在大海中的航行虽非一帆风顺，但却始终勇往直前，接下来首席经济学家们将从宏观经济、金融事件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回望和总结过去这12年。
　　1、宏观经济
　　历史是由无数看似单个的事件串起的线条。在我们遇到诸多事件里，哪些可能会对我们的未来影响最为深远？首席经济学家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持续推进的对外开放进程、新冠疫情暴发、房地产政策调控、数字经济兴起等都是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这12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41.2万亿元增长至114.4万亿元，实现了质和量的双飞跃。这期间我国经济也曾面临不少挑战，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和关键点。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浓重一笔。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了以前一分析经济就从需求出发的模式，让市场充分意识到供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背后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可以有效解决产能、杠杆等问题，化解当时市场的明显担忧。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转型的一个体现，一个有效方式。
　　在过去12年里，我国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正加快形成。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让人印象深刻。他表示，关于对外开放有三个依次递进的修饰语，一是全面开放，二是高质量开放，三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在过去的12年中，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框架，包括开放制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三个层面。其中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展尤为显著。一是开放制度层面，可以看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逐步健全；金融领域开放不断推进，包括资本市场互联互通、QFII制度、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开放平台层面，可以看到全球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其他经济合作区和开放试验区的建设加快推进；三是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开辟和打造出了美国、欧洲、中日韩之外的新的贸易地区与通道。四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中国强化了WTO、G20、APEC、BRICS+等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作用，新建了AIIB、金砖国家NDB等金融机构，以及推进了RCEP等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形成。
　　放眼全球，在中国加速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却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中美贸易摩擦随后爆发。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加速了中国的制造业转型。他表示，贸易摩擦实际上对中国出口本身影响不大。从出口增速来看，以美元计，仅2019年出口增速出现了明显下滑（增长0.5%）。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商品增加的关税被间接转嫁到了美国普通消费者身上，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升的＂地缘冲突＂导致了价格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在经历了2019年的出口＂低谷＂之后，在全球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凭借卓有成效的防疫制度和全产业链的优势，出口在2020年和2021年再度大放异彩，有效弥补了此前＂贸易摩擦＂造成的损失。事实上，贸易摩擦对中国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中高端制造业方面。不少被＂卡脖子＂领域的短板愈发明显，也让全国上下重新审视了我们与国外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差距，迫使中国政府出台政策进一步加快了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型。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芯片等领域的发展较快，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但仍需继续努力。相信在中国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之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最终会取得成功。
　　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在谈及中美贸易摩擦时表示，虽然中美达成了阶段性贸易协议，但矛盾并未缩小。即使从短期来看，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长远影响难以估计。从历史上看，许多重大事件（例如晚清衰落、美国独立、日本崛起、两次世界大战）均与贸易摩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中美贸易摩擦也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朝着区域化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都会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李文龙表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12年间迎来了真正的＂换道超车＂契机，摆脱了长期跟随西方与受到西方压制的被动局面，找到了中国经济提升效率，形成新发展动能的方向，也改善了社会治理模式，更使得中国经济在若干方面走到了全球前列。然而，也正是因为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所以中国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受到了西方前所未有的遏制。未来，西方在尖端数字技术软硬件领域对中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反遏制将长期存在。
　　2、金融事件
　　自2010年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很多进步，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沪港通与深港通的创设，纳入MSCI等），设立新三板、科创板和北交所，注册制、退市制度、新股发行机制等各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与此同时，打击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规范、财务造假等监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银科控股夏春表示，中国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做法，避免了其他国家在金融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挫折(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等)。值得一提的是，教科书往往只是提供失败的案例，即使有成功的案例也难以直接照搬。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制度上有一些重要的创新，如局部试点，先挑选长期稳健的投资者进行合作，再对投资偏短期的主体开放，制度建设和对外开放两条腿走路等等，这些经验是其他国家可以直接模仿学习的。
　　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直接融资比重提升的趋势已经形成。同时，从新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未来中国的直接融资，尤其是权益融资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正处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关键时期，有四项工作在重点推进：一是在全市场推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以此带动发行、上市、交易、持续监管等基础制度改革。二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差异化制度安排，增强市场中介机构能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三是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优化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机制；健全退市制度；推动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四是创新发展债券市场，包括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交易所与银行间互联互通，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尤其是知识产权证券化。
　　兴业证券王涵表示，新三板、科创板的推出和北交所的正式开市将带来三方面影响：一是使得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二是有助于实体融资进一步市场化，市场更好发挥配置资源功能；三是使得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度降低，市场经济体制更趋完善。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
　　环亚数字金融研究院李文龙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中国从区域大国走向全球大国的关键金融要素。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除了取决于对外贸易、投资和出境游客的规模外，更为关键的是人民币是否能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活动中发挥主要角色。过去12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从金融与货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影响力远未及第二位，进而使得中国的全球利益与全球影响力受到了制约。未来，持续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对外开放至关重要，还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也会因为逐步触及到美国货币霸权而受到美国更多的遏制。然而，只要中国能够保住全球最大贸易国的地位，坚守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势必将不断增强。
　　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我国数字货币DCEP诞生。工银国际程实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模式从线下向线上的转变，数字经济快速崛起，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中国央行未雨绸缪，先行先试，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果断研发并推广数字人民币，走在了全球数字货币升维竞争的前列。
　　金融监管是过去12年金融市场发展无法忽视的词语。资管新规的出台让金融市场迎来新的纪元。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资管新规有效降低了金融风险。资管新规在从限制期限错配、多层嵌套、加大杠杆等方面入手打破刚性兑付，对资金池、非标、杠杆、通道等进行约束规范，明确资管业务准入条件，加强统一监管，有效降低了影子银行规模，推动资金、产品、服务等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的同时，也阻断了风险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的互相传递，推动资管业务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3、科学技术
　　过去12年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首席经济学家们对此颇有感触。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通信技术、纳米级芯片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银科控股夏春表示，过去10多年，影响最大的技术应该是社会进入到4G/5G时代和纳米级芯片的发展，其他和日常相关的技术创新，例如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底层技术的大进步基础之上的。作为对比，中国凭借在推广4G/5G上取得的经济成就，快速拉近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超出了美国事先的预期。这也是美国重点打压中国在5G和半导体芯片产业发展的核心原因。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受制于劳动力数量的制约，甚至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0世纪也是如此。然而，过去12年见证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智能机器替人＂接近到了可以大规模推广的程度，尤其是自动驾驶、自动决策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快，普通劳动力短缺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智能机器人时代＂将在未来20年到来并对社会与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兴业证券王涵认为，人工智能对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改变。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节省精力和时间，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降低了技术使用门槛，让普通人也能随便使用一些高大上的技术；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节省了人工，一般企业也可以用来提高生产工作效率。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过去12年中，区块链技术发展迅速，在多个方面都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应用价值。在我国，金融领域是区块链技术的重要应用领域，金融支付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极大发展，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探索也位于世界领先地位。区块链的使用大幅降低了资金运转成本，降低了银行开户、信用获取、投资等门槛，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节约了不少成本。
　　招商证券谢亚轩表示，＂双碳＂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单一的能源、气候问题，而是会带来产业结构调整、科技革命与经济转型的大变革，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助推剂＂。一方面，高碳污染的产业在此背景下必将受到抑制，甚至是去产能，而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战略产业则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落后产能绝境求生，积极进行技术升级，将带动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研发强度的提升，更快实现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助推工业等领域的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另一方面，＂碳中和＂下不适配的化石能源主导的能源体系势必受到冲击，＂新能源+储能＂、＂化石能源+碳捕捉封存与利用＂将成为未来能源体系的两大发展模式，能源变革转型也将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保障能源安全。基于两大基本国情，会有三条可能的路径。第一大国情是，工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们要保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基本稳定，目前第二产业在能源消费中占三分之二。第二大国情是＂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煤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58%。在考虑中国基本国情的框架下，中国的减碳目标可以通过新经济替代、新能源替代、节能减排、碳吸附等技术综合发力来实现。
　　二、研判未来
　　立足今天，展望未来，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性前所未有，我国还将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给出了预判。
　　1、新冠疫情与未来
　　新冠疫情无疑是过去12年中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从2020年初暴发开始，新冠疫情已经在全球肆虐长达两年，给经济带来了＂伤疤效应＂。
　　银科控股夏春认为，新冠疫情给全球造成的＂伤疤＂主要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猜忌加深，供应链（特别是与公共健康、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重置，劳动参与率下降，供需矛盾深化，通胀可能长期化，国与国、人与人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深化等。虽然一些行业会受益于疫情带来的商业机会，但更多的行业会因此而受损。而不同经济体应对疫情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会改变家庭和企业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和投资机会的预期，从而改变原来的生活、生产规划和资产配置。对于失去这些人力、技术与资金的国家，会造成长期严重的伤害，甚至是永久的伤痕。
　　招商证券谢亚轩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出现的一些迹象值得高度关注：第一，美国移民人数显著下降，同时新冠后遗症（Long Covid）引发的有效劳动缺口也较为显著，导致美国工资增速升至高位，成为美国通胀持续高位的推动因素之一；第二，中国国内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城镇化率速度显著下降，严重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房地产投资意愿，以及相关企业的投资意愿。
　　兴业证券王涵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伤疤＂主要体现在：一是预防性储蓄增加。消费者和企业更多地担心不确定性，被迫储备更多资源；二是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倾向降低；三是部分企业经营受疫情冲击过大，生产投资计划被打乱，甚至被迫退出。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首先，新冠疫情对旅游等服务性行业造成的冲击较大，影响时间较长。其次，居民收入受到的影响较大，导致防御性储蓄力度加大，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比例减少。此外，短期内倒闭潮和失业潮较为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且重新增加大量就业岗位难度较大。最后，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可能会影响扩大生产和参与投资的积极性。
　　疫情拖累着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我国GDP一度下降6.9%（2020年第一季度）。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应采取哪些措施保证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探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约束条件下，银科控股夏春认为中国必须在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进行大力改革来实现外部环境正常化和内部环境稳定化。对外要继续发展与各国的正常经贸往来，要推动和平与发展，要解放思想，继续向发达经济体进行全方位、取长补短式的学习，缩小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对内要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尽快缩小或者去除阻碍经济正常运转的摩擦成本和产业转型调整成本。要在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方面为广大群众提供满意的解决方案，在分配领域要尽快缩小贫富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扩大。要鼓励居民合理投资，通过财产性收入的提升带动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特别应该认识到政治稳定来源于经济发展，中国的中高速稳定增长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途径。
　　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短期以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强化网络型基础设施，既拉动短期经济增长，又为长期发展和结构优化奠定基础。中期的重点是房地产市场改革。正如住建部所表示的，房地产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健全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个体系，努力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完善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人房地钱四要素联动机制。长期的重点是推进共同富裕，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强化国内大循环，并以此带动内外双循环。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应从四方面着手。一是继续＂稳投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仍然是当前经济面临较大压力背景下的重要抓手。应从保障财政资金持续充足，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提升项目审批和资金使用效率以及加快项目建设力度等方面精准施策，带动基建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二是稳地产，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住房金融环境，有效增加土地供应，完善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地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三是加大对民企的纾困力度，包括减税降费、税费缓交和满足融资需求。中小民企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力军，是制造业投资的社会资本的主要参与者，且多数民企从事进出口贸易，因此也是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力量。四是地方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应更加注重＂动态＂，切忌完全一刀切。较为极端化的＂一刀切＂静态管控对于就业和消费的影响较大。可以街道和小区等区域化管控为主，有条件的可精确到门栋甚至楼层，其余群体加强核酸检测频率。在非极端情况下，全社会最基本的生活生产秩序需要得到满足。
　　具体到提振消费方面，银科控股夏春认为，实践证明，只有人、财、物能够自由流动起来，才能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东南亚在美欧经济逐渐走向衰退的背景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就是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则是中国香港，即使政府连续发放了千亿的消费券，对稳增长的贡献也依然有限，毕竟香港的人、财、物无法实现自由流通。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目前环境下，人人都希望更努力地工作，而不是被动躺平，必须主动创造条件使得大家能够顺利地工作，提升收入，去实现＂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被动减少消费，来完成＂债务最小化＂。在目前全球三大经济体都可能陷入衰退这种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环境下，我们需要更多客观理性的思维逻辑，而不是跌入＂思维陷阱＂，视不合理为合理，坐等最坏局面来临。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表示，面对新冠疫情，应以＂戴口罩、打疫苗、验核酸＂作为持续的三位一体防范措施，采取更为精准、灵活与小规模的隔离措施，杜绝减少大规模＂粗放式＂封闭，确保整体社会生产生活与对外交往尽快回归常态，消除社会各方面对经济下行的忧虑与预期。同时，为了支持经济复苏，应对中小企业开展为期3年的减免税费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恢复造血能力与活力，进而增加社会就业，尽快形成＂企业运转-就业增加-收入提升-需求增加＂的良性循环。
　　兴业证券王涵认为，除了疫情防控科学化，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合理引导民众预期，正确看待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外，还应出台更多刺激措施，比如针对短期消费的补贴、消费券等，针对中长期的平台、基建等；此外，需要出台更多税费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比如减税降费、缓税退税等。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针对消费端，一是设计并推出更为灵活而又精准的贷款激励机制。我国在设计贷款时应考虑得更为细致，根据遭受疫情冲击程度的不同、行业的差异以及企业规模的不同出台相应的贷款政策。同时还应增强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配合，提升政策实施效能。财政部可以设计和推出贷款政策，人民银行可积极配合推出疫情企业纾困融资工具缓解融资压力，并对不良率进行兜底以及提高免责和减责比例等，共同覆盖各类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二是加大对居民消费需求提振的支持力度。考虑到基本国情，发放消费券仍是较为实际的做法。但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且发放方式可以更为多样化。建议按照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和收入弹性，多批次、常态化进行发放，并考虑引入一定的消费退税措施。对于企业员工，可通过各地工会组织，以公司日常福利的形式发放，并设置使用范围和时间。对于失业、待业、退休以及自由职业群体，可在所属居委或街道设置领取点。同时，相比消费券，针对部分特定大件耐用商品（如汽车和家电）的各类力度较大的补贴和降价可能对于需求的刺激效果会更好。三是引入财政贴息政策，降低首套房贷款利率。建议引导商业银行进一步提供稳定的居民住房信贷支持，下调居民首套房房贷利率100-150个基点，即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从当前4.25%附近降至2.75%-3.25%。为减轻商业银行的压力，激励商业银行积极投放信贷，可引入中央财政贴息贷款政策，对调降的利率予以财政补贴，实施期限暂为1年。
　　2、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采取改革的办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等重要工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推进了近7年，到目前为止，成就斐然。
　　工银国际程实认为，过去数年的结构性改革提升了微观经济的竞争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改革开放再出发奠定了基础。未来，对内应关注企业和个人预期，打破利益藩篱，畅通上升通道，做好宏观与微观的激励兼容；对外应审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践行新发展思维，落实双循环战略，优化内部与外部的博弈均衡。
　　招商证券谢亚轩表示，到目前为止，结构性改革已经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及脱贫攻坚、污染防治、风险化解防范三大攻坚战。未来应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
　　兴业证券王涵认为已经开展的供给侧改革促进了经济转型，使新经济等领域得到了更多支持和发展，经济转向更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同时，推动了创新，高科技行业得到了明显发展。此外，更多中小企业由此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更趋完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如实体杠杆率偏高，传统行业的债务压力要注意化解；应关注地产行业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地产行业要回到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调整过程中的风险；改革的大方向要坚持，但要注意节奏，关注对经济可能带来的压力和风险。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12年来，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逐步形成，金融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实体的力度不断增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总资产超过400万亿元，银行业资产总额是2011年末的3倍之多。股市和债市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直接融资比重有所提高。注册制改革、北交所设立等不断完善着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当前信贷余额与社融存量规模是12年前的3倍，金融对制造业、信息产业、科学技术等重点领域与普惠小微、三农、中西部地区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强，金融供给侧改革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前，金融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金融业双向开放持续推进，未来将继续为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动力。他认为，未来要素投入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应获得更多关注。他表示，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土地、劳动力、矿产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具有不可持续性，未来应该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提升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动性；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增强要素集聚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应持续深化产业结构改革与区域结构改革。
　　3、碳达峰与碳中和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调整能源结构，促进水电、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二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钢铁、石化等传统高能耗产业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三是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与推广应用。四是完善与碳减排相关的财税政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增加资金投入。
　　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摆脱煤炭依赖，融入新能源电气化，构建新型低碳、清洁的能源体系是大势所趋。能源转型背景下，锂电池、燃料电池、风电光伏，以及支持多端口新能源接入的配网、储能和智能电网改造等产业会有较大的发展机遇。对传统高耗能产业不能全盘否定，在＂双碳＂约束下，电力、钢铁、化工、交运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或将给节能环保行业带来历史机遇。可以重点关注节能技术和装备、高效节能产品、节能服务产业等领域，如新型节能材料制造、热电联产改造、智慧能源体系运营等。另外，应用端的节能同样具有发展潜力，可以重点关注建筑、交运等领域的节能新技术，如BIPV等新模式。碳吸附是实现碳中和的最终途径，未来存在大量技术创新空间。目前技术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当前仍以项目制的方式推进，未来存在大量技术创新的空间，可以重点关注碳汇项目、CCUS技术。
　　在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如何应对这些困难？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认为，首先，双碳目标主要是欧洲国家倡导的，前提是清洁能源技术不断发展和高效与清洁能源能够做到有序保障。然而，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最近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危机，迫使欧洲国家重启低效＂肮脏能源＂与核能，＂双碳＂目标的实现势必受到影响。因此，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确定因素，始终把能源安全摆在第一位。一旦高效能源（如天然气进口）受到影响，煤炭势必还会是压仓底的核心能源，双碳目标必须要服从于能源安全这一底线。其次，对碳达峰技术进步的挑战以及由此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2030年之后中国碳排放就面临了天花板，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就不能靠增加碳排放来实现。中国在人均GDP方面如何追赶美国，挑战极其严峻。中国面临着唯有通过技术进步大力提升能源效率与开发清洁能源这一条路。这其中的不确定与成本需要充分考虑与提前应对。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表示，困难可能会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内部的矛盾与阻力。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要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短期内低碳转型会对经济运行带来一定压力和挑战，包括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加剧通胀压力，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相当大份额的高碳行业经营和转型压力大，围绕减碳的调整可能引发就业问题，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其次是外部环境的挑战，包括后疫情时期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全球通胀高烧难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和打压等。因此，在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和激进的做法，遵循多目标协调、统筹推进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制定减碳任务和动态路径。此外，加强更多元化的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深化资金和技术的多边合作。
　　招商证券谢亚轩认为，未来应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统筹好经济发展、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安全等多方面的关系，就要明确设定优先次序：首先是避免能源危机，保障能源安全，其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后才是能源结构的优化。
　　4、中美竞争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中美关系全面长期战略博弈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
　　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李文龙认为，未来10年，中美＂斗而不破＂的格局基本不会改变，这关键还是由双方综合实力决定的。然而，中美摩擦的领域将不断扩大，从贸易扩展到科技，并可能逐步扩展到金融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发展与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对我国而言，＂韬光养晦＂与＂保持战略定力＂应仍是主要的国际战略。不断提升人民满意度、积聚与突破核心技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双循环＂是中国未来10年的主要任务。
　　兴业证券王涵表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一直会存在。他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做好自己的事，增强中国自身实力是应对中美关系最有效的途径，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对内加强宣传，合理引导预期，对外同美国在现有国际框架下有理有节地相处。
　　植信投资研究院连平认为，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摩擦让制造业回流并冲击中国产业链，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高端创新，通过金融战尽可能打击中国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中美博弈可能具有长期性。未来中国应坚持对内改革创新，对外开放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引领经济合作发展。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将高水平、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合作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深入地建立与东南亚、欧洲、日韩、中亚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实现合作共赢。
　　感谢参与本次专题讨论的各位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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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整理 | 何啸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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