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严复与孙中山的中国改造之路有什么不同

　　前两年，我撰写了一部书，其中提到严复关于改造中国的思想主张，并与孙中山的思想方法不同，现在把这一部分的论述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1895年，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提出＂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字，作为他的改造中国的基本宗旨[1]，提出这个主张，主要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弊端之误国，怀有极端的愤慨。认为如果不＂尊民＂和＂尊今＂，则人们还是沉浸在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而不知时代已大不同，整个世界已处于各国各民族激烈竞争的状态中，所以如果中国人仍用固有的传统制度与观念来治国教民，则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列强相争，而在＂适者生存，不适者亡种＂的规律下，很快就会灭种亡国。
　　所以，为了整个中华种族和国家全体的根本利益，必须采取＂尊民＂＂尊今＂的观念，把传统的君主至高无上而民只能顺从服从、古代是圣王盛治而今则是世道不古人心日下的观念彻底打破。这就是严复提出这个八字主张的思想逻辑。但具体到在＂尊民＂＂尊今＂的前提下，如何改造中国，采取哪种路线，才能真正使中国得到改造而适应全新的世界，他则主张采取渐进主义，反对激进的更张或革命。
　　1903年，他在《群学肄言·自序》中提出反对＂以旦暮之更张＂的变法和＂搪突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的激进主义。1904年，他在英国与孙中山见面，对孙中山提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而孙中山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2]
　　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严复与孙中山选择的道路不同，一个是从教育出发，慢慢教育中国人，提高民品与民智，使全体中国人都具有现代的意识，才能使中国从传统进步到现代，所以不能急，只能慢慢来，这是渐进主义。
　　严复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在学习和翻译英国式的现代政治社会思想过程中，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
　　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民众，在德、智、力三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具备一定的素质，才能在这个社会或国家中真正建立和实行符合现代文明的社会政治制度。
　　而当时的中国，严复认为，由于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种种弊端，使得中国的民众在德、智、力三方面都远未达到实行现代制度的要求，因此他的方案是先从教育入手，逐步提高民众的德、智、力，全面改善民众的素质，才能逐步地实行西方式的现代制度。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孙中山选择的激烈革命的道路，他认为在中国不可能从旧有的帝王政体及其衍生的文化形态，一步跨到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形成文明开化的文化形态。
　　1915年，袁世凯有称帝之意，派人向严复示意，严复表示：
　　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3]
　　这仍然是坚持上述的主张，强调在中国的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就算人们在表面上实行了那种制度，而在实际中也只会变成改头换面的帝王制度。
　　他之所以反对某些人＂盲进＂式的＂旦暮之更张＂，就是担心有人利用这种局面来借民主之号而阴行专制之政，此即他所谓的＂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民众没有相应的智、德、力，就不能阻止此种结果的出现。
　　这种情况在严复看来，就是中国的真实国情，故其渐进的主张，自有其内在的逻辑。那些主进激进更张者，其动机也是为了救国保种，但中国的现实会使结果事与愿违，对其后果，严复早就了然在胸，所以主张渐进而反对激进。
　　严复的思想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非常复杂，前后多变，其实如果全面了解他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路程，仔细阅读他一生前后所撰的译著、按语及相关论著，完全可以把握其中的思想脉络与内在逻辑，前后本来一贯，所论并无矛盾。
　　笔者认为，这正是他既治中学，又深研西学后的会通之识，故对中西社会及其制度和思想，都有深知灼见。不了解严复治学阐论的这些背景，对于他的思想主张，都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
　　严复，清代末年的著名翻译家
　　孙中山，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家
　　[1]见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4页。
　　[2]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0页。
　　[3]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