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入觐制度是包含着誓言贡物和严格规定的臣服仪式

　　蒙元时期，入觐制度是包含着誓言、贡物和严格规定的臣服仪式。蒙古草原王朝时期就有大兴宴饮的传统，凡遇重大节日、盛大聚会、战事大捷之时，都要饮酒作乐，畅享饕餮。
　　元朝建立以后，对于宴饮更加讲究：诸王宗藩、蒙古贵戚首领、万户千户长前来觐见皇帝，事毕后享用的食物蔬果庶品等物，就有专门的机构掌供宣徽院。除宴饮宾客外，宣徽院还负责对蒙古千户万户的合纳差发、养马刍粮的管理。
　　1287年世祖曾罢置宣徽院，五年后复立。其下常设机构包含尚食、尚药、尚酝三局，但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动，如世祖朝时曾将太府监并入，后又并入太医院、拱卫司及教坊司，成宗时并入光禄寺。宣徽院使常由其他职官兼任，中书右丞相线真、中书左丞相塔剌海、中书左丞孛罗答失等人都曾担任这一职位。
　　宣徽院的设立保障了前来觐见皇帝的诸王贵戚的饮食用度，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入觐事务机构的设置，但它管理的项目过于庞杂，无偏重倾向，极易导致推诿责任，事务混乱的情况出现。纠仪官
　　元世祖在王恽、耶律楚材等儒臣的提议下建立朝仪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蒙古大臣和黄金家族的成员在行政上一贯具有随意性，因此很难被规范下来。仁宗朝时仍有此问题，马祖常曾上奏章：百官朝见奏事，古有朝仪。
　　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集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使后世无所监观，则于国家太平礼乐之盛实为阙遗。为解决朝仪不讲而行的问题，元廷采取备执礼员的解决方式，设置纠仪官就是其中之一。
　　《元史百官志》中未记录纠仪官的设置、铨选方式、品秩俸禄等内容，但《礼乐志》中记录册宝摄官时明确记载了纠仪官的设置：上尊号册宝，凡摄官二百五十有六人，纠仪官四人，上皇太后册宝，凡摄官二百五十人，纠仪官四人，授皇后册宝，凡摄宝官百八十人，纠仪官四人。
　　究纠仪官其作用，可从担任过纠仪官的曹元用相关职责窥得：泰定二年，授太子赞善，转礼部尚书，兼经筵官，及大朝会，为纠仪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无争门而出之扰。又谓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当序正班，当自为一列，后皆行之。
　　在大朝会时，纠仪官的作用主要是配合仪凤司和教坊司等礼乐机构，维持仪式现场秩序，避免出现不遵仪制的过失行为。
　　关于纠仪官如何设置，《新元史》中记载如下：延祐二年冬，彗星见，纳言：宰相之职，代天理物，今天象示变，盖由燮理非人所致。时宰相为铁木迭儿，闻纳言憾之。三年元旦，陈朝仪，殿廷百官将序班行礼，铁木迭儿乘轿坐殿中，纳适纠仪，乃前问曰：此百官朝会之所，丞相不宜坐此。
　　铁木迭儿怒而去。不数日，左迁大都路总管府判官。改陕西行台都事，召还，除中书省左司都事。时任监察御史的董纳在朝贺典仪时担任纠仪官，指出宰相铁木迭儿不应坐于朝会时的正殿中，数日后，铁木迭儿被降官为大都路总管府判官。
　　元文宗即位的朝贺典仪上，王士宏也被授纠仪官一职：泰定帝崩，燕铁木儿见起兵大都，遣使迎文宗于江陵。文宗即位，改元，百僚朝贺，敕士宏纠仪，殿陛肃然，授工部尚书，士宏进言：刑不可黩，赏不可滥。
　　由此看出，担任过纠仪官的董纳和王士宏并未长期在纠仪官任上，而是在朝仪前被临时任命此职。结合《百官志》中并未列出这一官职及其所属机构，笔者猜测纠仪官为逢朝贺典礼前，皇帝临时任命的职位，所授予该职的官员通常为皇帝亲信，可直接禀报不遵序班行礼之人，目的是为了解决立朝仪数年后仍朝仪不肃的问题。翰林院官
　　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立翰林国史院，《百官志》言：翰林兼国史院，秩正二品。中统初，以王为翰林学士承旨，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
　　翰林国史院有承旨、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等职官，在礼部领会同馆事之前，常由翰林院官领事。如任翰林集贤直学士的程钜夫，兼领会同馆事，又有任集贤院使的亦黑迷失，同样领会同馆事。
　　此外，翰林院官撒里蛮、阎复等人都曾同时兼任会同馆官。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抵是皇帝考虑到设置翰林院官的参与便于整理入觐国家和人员的觐见信息。
　　《燕石集》中记载：（英宗至治元年）公始授翰林修撰承务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预修仁庙实录，辞直而不俚，公初由甲科入馆职，雅为学士。明年冬，安南国遣陪臣赖辅主等朝贡回，以本职充馆伴使。
　　此记载中翰林院官负责撰修国史，有时还需起草诏书，那么英宗命其陪同安南使臣的目的应是便于收集觐见信息，补足朝贡内容，便于修史时加以利用。
　　蒙古经历从草原时期大蒙古国的征服至元朝建立后的政权巩固，实现了梯山航海，殊服异状的景象，也成就了万国来朝的盛况。通过入觐制度将诸方诸臣聚集起来，缔结盟誓或劝赏黜陟，巩固了蒙元王朝的政治统治。
　　同时，这一时期的入觐制度也包含着蒙汉两种政治体制的多元互嵌，在诸方入觐的过程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沟通融合。入觐制度的政治意义
　　蒙元时期的入觐制度具有深远意义，其中政治意义最为重要，诸方诸臣通过觐见的方式与蒙古统治者缔结盟誓，确立臣服关系，保障了君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同时，统治者通过入觐制度对前来入觐者考课封授，劝赏黜陟，使他们直接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从而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君臣之间的权责义务
　　1217年摩诃末征服斡思蛮后，到所辖波斯行省的独立的和世袭的突厥督军处去接受朝觐，格鲁塞将这次朝觐称为胜利的巡行，因此，可以看出入觐作为臣服仪式的一部分被全世界普遍认同。
　　蒙古征服时期诸部的入觐多以联合和结盟为目的，但前去觐见者和被觐见对象之间并不是平等关系，因此名为结盟，实为臣服。
　　青年时期铁木真的崛起离不开与客列亦惕部王罕的结盟，他在初次觐见王罕时带去了珍贵的黑貂皮袄，双方的关系在《蒙古秘史》中被定义为义父子：客列亦惕部的王汗以前曾和父汗也速该互相结为安答（义兄弟），因为和我的父亲互称安答，那么也就如同父亲了。但实际上成吉思汗与王罕并不是平等意义上的结盟。
　　当成吉思汗在征战中获得一定的将士，具有一定实力的时候，想要同王罕家族联姻，却遭到了王罕之子桑昆的拒绝：我们家的女儿如果嫁到他家，只能站在门后做妾婢，仰看坐在正位的主人的脸色，他的女儿如果嫁到我家，是坐在正位上做主人，俯视站在门后的妾婢们！这体现出两家之间的安答关系仅为表面。
　　实质上成吉思汗是王罕的臣仆，那么此先觐见带去的被秘史称为礼物的黑貂皮袄实为贡物。铁木真在1206年召开的忽里台大会标志着大朝会被确立为蒙元王朝的一项制度，这一时期黄金家族通过忽里台大会集体议事，宗室亲王的权力很大。
　　柏朗嘉宾在他的行纪中提到成吉思汗颁布的一道敕令：无论任何人，如他骄傲自大，以至于未经宗王们推选而主动提出想成为皇帝，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处决之。
　　这表明理论上新任皇帝需要得到王室宗亲在忽里台大会上的承认才可顺利登基，虽然诸王宗亲在实际中并不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但至少证明他们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力。正如罗新所说：这种资格虽然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承认他们的资格是新君的政治责任，也是构建政治联盟的前提。
　　另有一条史料也可佐证诸王勋贵在忽里台选汗大会上的言辞很有分量，《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提到：劝进之初，诸侯王未一，唯一王阘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近侍阿里海涯）曰‘臣所有之’。书出乃决。
　　可见塔察尔的一纸文书在意见纷纭的情况下具有分量，对最终推立忽必烈为皇帝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秘史》中记载铁木真被选为汗时贵族首领阿勒坛、忽察儿、撒察别乞等人对铁木真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墟在无人烟地面里者，这般盟誓了。结语
　　总的来说，可见，诸臣通过自我认定义务的方式与新汗建立盟约，自此，臣下需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皆受命于可汗，当然，可汗也需在经济上予以回报，并与黄金家族共享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