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感同身受不一定是好事！太善良的人总会觉得痛苦

　　在现代社会，行善变得愈发困难了。2007年，人类实现了一项不寻常的＂壮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首次比生活在城市外的人多14。预计到2050年，地球上将有2/3的人居住在城市中。然而，人们越来越孤立15。
　　1911年，英国大约有5%的公民独居；而一个世纪后，这一比例变成了31%。独居现象在年轻人群体中和城市中心地区增长最快。如今在美国，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独居的人数是1950年的10倍。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人们见到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但了解的人却更少了。需要人们定期与他人接触的仪式性活动，如团队运动和外出购物等，都已让位于网上的＂孤独活动＂。
　　在街角的商店中，两个陌生人可能会聊一聊篮球、各自的学校或电子游戏，逐渐了解彼此；而在网上，人们对陌生人的最初了解常常是自己最不喜欢的部分，如自己反感的意识形态，而这让他人在有机会成为＂自己人＂之前，先成了＂他人＂。
　　实验研究发现，与面对8个、10个或上百个受害者相比，人们对单个受害者会产生更多共情。对人类的祖先来说，一次只与一个人共情是有道理的。如今，这一本能正使得人们遭受挫折。
　　人们＂淹没＂在对苦难的描述中：2010年，数十万人在海地地震中丧生；800万也门人不知道下一顿饭要从哪里获得。这些数字在使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让人们不知所措，并最终变得麻木。在重压之下，人们对他人的共情之心崩塌了。
　　01
　　为什么要选择共情
　　从柏拉图到高尔顿，到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再到流行文化奇迹《星际迷航》，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共情。如果共情是一种特质，那么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如果共情是一种条件反射，那么人们无法改变此时对彼此感受的觉察。
　　当共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家人、朋友或所在群体内时，一切进展都会很好。但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则坏消息。这意味着，当人们无法与他人共情时，其实是触及了神经回路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变得越来越无情，越来越孤立。
　　众多实验研究表明，共情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特质，它更像一种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增强这种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
　　不妨想一想饮食习惯和锻炼习惯。众所周知，人类是从活动不断、食物匮乏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人类养成了对脂肪、蛋白质和休息的偏好。如今，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充斥着快餐，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来获取食物。
　　如果本能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们会早早地进入坟墓。显然很多人都不接受这种做法。人们努力保持健康，不断调整饮食，并坚持锻炼，因为人们知道，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同样，即使人类进化到只关心某些方面，人们也能超越其中的局限。无论何时，人们都可以像调节音量按钮一样调节共情，如学会倾听难以相处的同事，或者为遭受苦难的亲人提供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与远方的陌生人、外人甚至其他物种共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将共情能力从进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共情是一种古老的常规力量，就像身体强壮、反应敏捷或者擅长拼字游戏一样。虽然有些人的共情能力天生就比别人强，但也取决于自身的选择。正所谓：久坐不动，肌肉萎缩；保持活跃，肌肉强健。
　　02
　　环境影响共情能力
　　从幼年到成年，环境会对共情能力产生持续的影响。例如，得了抑郁症预示着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变得难以与他人共情；剧痛会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改变人们对他人的共情。当人们制造痛苦时，共情会减少；当人们忍受痛苦时，共情会增加。
　　通常，人们免不了会给他人带来痛苦。如，肿瘤科医生常常传达坏消息：患者的癌症恶化了；治疗失败了；恶性疾病将夺去患者的生命。2017年，在美国，经营者每月会解雇约3.4万名员工。心理学家乔舒亚·马戈利斯和安德鲁·莫林斯基称其为＂必要恶行＂。
　　人们很容易同情癌症患者和新近失业的人，但那些实施必要恶行的人其实同样值得同情。例如，约50%的肿瘤科医生表示，每当他们宣布坏消息时，都会感到强烈的悲伤和压力。在实验中，即使假装这样做，医学生的心率也会升高。
　　当人们伤害他人时，更有可能鄙视自己，而不是关心他人。由此产生的内疚感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大规模裁员期间，解雇他人的经营者会出现睡眠问题和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平复情绪来进行自我保护。
　　在《选择共情》这本书中，马戈利斯和莫林斯基发现，大约有50%实施必要恶行的人会远离他们伤害的人。在裁员期间，经营者努力迫使自己不去考虑员工的家庭状况，避免更多的对话，而尽量言简意赅；不得不传达坏消息的肿瘤科医生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治疗技术方面，试图忽略患者的痛苦。
　　为了自如地生活，伤害者常常会责备受害者或者使受害者去人性化，这一过程被称为＂道德脱离＂。20世纪6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曾要求被试反复电击另一个人。被试的反应是否认电击会造成伤害，甚至认为受害者并不讨人喜欢。
　　有实验证明，造成痛苦的人的共情范围会缩小，即会让互相关心变得更加困难，而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往往会因此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袭击、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创伤是动摇人们生活基础的心理地震。
　　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往往更容易与他人共情，经历过重大创伤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过帮助的幸存者更容易恢复，他们也更有可能转而帮助他人，并且在这种帮助中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力量、更牢固的人际关系和全新的使命感。
　　03
　　警惕过度共情
　　没有任何一种情绪体验是绝对有益或绝对有害的。焦虑让人难受，但它也可以激励我们面对挑战。快乐让人感觉良好，但它也可能转变为躁狂。有时，我们可以更多地运用共情，但过多的共情也可能会削弱我们的能力。
　　二三十年前，卡拉·乔因森创造了＂共情疲劳＂这一术语，它表示的是共情带来的重复性损伤。乔因森写道：＂人类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医护人员往往会觉得‘我总能多给予一点’，但有时他们真的无能为力。＂
　　在《选择共情》中，虽然乔因森关注的是护士，但共情疲劳会毁掉任何经常被痛苦包围的人。仅在美国，就有数千万人常常为苦痛折磨。例如，患有慢性病的人大部分时间都需要亲人的照顾。照顾配偶或父母是一种道德责任，虽然它的确很有益，但也很有压力。看护者看着亲人遭受病痛和伤残，无计可施，也无法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此难以有效地工作和维系良好的关系，而这个过程会持续损耗他们的身心。与其他人相比，看护者更容易罹患抑郁症，整体健康状况也更容易出现问题。
　　对父母来说也是如此。人们倾向于将疲惫视为提供良好养育环境的典型特征：相信自己已经给予了孩子一切，然后想再多给予一点。
　　但是，践行这一理念可能会给父母带来身体上的伤害。在一系列研究中，父母报告了自己的共情能力，而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描述了自己的情感生活。结果发现，共情能力强的父母的孩子愤怒较少，情绪波动也较小，能更快地从压力中恢复。但共情能力强的父母也付出了代价：他们表现出慢性炎症和更明显的细胞老化的征象。当孩子经历抑郁时，与共情能力弱的父母相比，共情能力强的父母会经受更多炎症的影响。这就像是关心孩子的父母将自己的幸福转移给了孩子。
　　即使没有孩子或生病的亲人，人们也很容易因关心过度而紧张。现代生活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扩展共情范围，记者和活动家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他们通过展现苦难的画面来激发人们采取行动。这就是救助儿童会和美国爱护动物协会的广告背后的逻辑：看到一个饥饿的孩子或一只无助的动物，怎么会有人不关心，怎么会没有人提供帮助呢？
　　04
　　如何提高一个人的的共情能力？如何改善共情缺失的社会现状，消除不同群体间的偏见和隔阂？如何减轻过度共情带来的心理上的负担？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这本书里。《选择共情》是斯坦福大学副教授贾米勒·扎基多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娓娓讲述了当今社会的人们因为缺乏共情带来的人际交往不畅、职场恶性竞争、医患关系紧张乃至种族隔离等问题。
　　同时，贾米勒·扎基还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新观点——共情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而是一种可以习得和发展的能力。并且他结合前沿心理学研究成果，给出了＂如何提升共情水平＂的实践方法，使本书成为一本既饱含温情又科学实用的佳作。
　　当所有人的共情能力都得到释放和发展，我们的生活、人际关系、组织和社会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理解并学会共情，也能让愈发冷漠分裂的世界更加包容与温暖。                                Cheers Publishing/湛庐文化选择共情                        ￥39.95                                                                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