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是这样诞生的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寄托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出现往往被视为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之一，被称为文明之光，直至现在依然是承载人类终极梦想、展开人类最大想象之所。
　　有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看，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可能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城市，距今有8000年之久。这座城里有1000多座土砖砌的房屋，人口超过6000。
　　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城市，1979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那么，城市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文赵燕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筑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编辑李亚飞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最原始的城市秩序
　　尽管研究城市的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但就对城市的最基本的认识而言，却依然令人惊讶的浅薄。正如芒福德所说，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
　　航拍上海浦东。图图虫创意
　　也正是因为对城市的理解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同一个世纪前（甚至更早）的城市研究相比，城市科学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进步。尽管现代空间分析越来越抽象，使用越来越多的数学，但离城市发展的实践却越来越远。
　　这就提醒我们，要想重建规范的城市研究，并使其成为一个可以指导实践的学科，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修补数学模型，而必须从思考最原始的城市秩序开始。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芒福德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的、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这个秩序就是城市的制度。
　　在传统空间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几乎所有空间分析模型，都将制度假设为无影响（或至少对不同空间秩序的影响是无差异的）。
　　制度是城市发展内在的隐秩序，是城市生长的DNA。城市兴亡过程中的物竞天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优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市间竞争乃是不同城市制度间的竞争。地理位置上的优劣，并非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决定城市成长和消亡的主要原因。城市规划中的制度设计，是远比空间设计更加重要的学术领域尽管这一领域中，目前的城市规划几乎是一片空白。
　　2传统的城市定义
　　在维基词典中，根据古德奥的研究，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的永久定居点。但紧接着，维基词典就澄清说还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区分城和镇。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合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重要。
　　成都春熙路东大街夜市。图图虫创意
　　拉泽尔在其《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中给出的城市定义为：城市是占据一定地区，地处若干交通线的永久性的人类集居区。
　　日本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山鹿诚次给出的定义稍微复杂，但实际上也大同小异：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人口集团密集地域，它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并与之相依存。
　　社会学虽然同地理学有着巨大的学科差异，但在关于城市的认知水平上却惊人地相似。沃思等在《城市社会学》中写道：工业、商业、信贷的集中地。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城市是当地那些共同风俗、情感、传统的集合。
　　传统经济学对城市的认识，也令人意外地雷同。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中认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一个地理区域内在相对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的人，那么它就是城区。换句话说，城区就是一个具有相对较高人口密度的区域。
　　柴尔德企图用10个一般的特征，描述历史上最初的城市，其中第一个就是超过正常水平的人口密度和规模，连维基词典都认为这个描述性的分类，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城市。事实上，不仅柴尔德的定义，迄今几乎所有的城市定义都是描述性的。
　　芒福德在《城市是什么？》一文中提出：城市是一个集合体，涵盖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神经丛、经济组织、制度进程、社会活动的剧场以及艺术象征等各项功能。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它自己就是剧院。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人、事、团体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契合点。
　　芒福德社会戏剧的比喻虽然很形象，但却非一个规范的城市定义。这个定义无助于划分城市和乡村、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无助于解释城市的衰落和兴起，无助于理解和选择城市的空间结构。剧场的隐喻看似与其他定义有所不同，实际上都只是描述了城市活动的表象。
　　至于其他学者，为了与众不同，往往把城市定义得更加玄奥，几乎无法成为可靠分析的基础。法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什梅尔就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这与其说是城市的文化角度定义，倒不如说更接近玄学。
　　简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一书中针对建筑产生后才出现城市的传统观点，提出城市的出现先于建筑。为了解释这一观点，她设想了一个相邻狩猎部落从交易狩猎用的黑曜石（用来制作锐利石器）开始，带来人口增加，随后又发现了谷物种植并最终定居下来的故事，来描述城市的起源。
　　尽管她的故事很吸引人，但对解释城市的出现，却同样没有什么帮助。同其他理论一样，简雅各布斯仍然隐含地将人口数量上的聚集，作为城市形成的主要判定条件。她以为只要解释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解释了城市的产生。但她的故事仍然没有告诉我们，城和乡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在实践中，由于没有规范的定义，城市仍然只能按照其规模特征来界定。美国人口普查局规定聚居2500人以上的区域称为城市（应该包括小城镇）；2500人以下者称为村庄。中国规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50万～100万人口的为大城市，20万～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10万～20万人口的为小城市。由于城市规模门槛定义不同，城市人口在不同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些基于国家间城市化水平比较的实证研究，因此成为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工作。
　　可以看出，在几乎所有学科里，城市的定义都主要体现在与农村地区的物理密度和产业差异上。这类基于直观感觉得出的定义，也许反映了城市的某些特征，但却对理解城市的内在成长机制没有任何帮助。
　　城市是不同于乡村的一种概念，并没有一种定义能准确说清楚这些不同是什么。正像维基词典所承认的那样：尽管城镇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但关于古代的定居点是否被认定为城市仍然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足够的证据宣称在那些条件下，世界历史上诞生了第一批城市。以规模为基准的定义，使我们很难在大的村庄和小的城市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之所以无法界定城市生成的条件，乃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城市定义。
　　3经济学的城市定义
　　在所有社会学科里，经济学最接近科学的规范研究。奥佛拉梯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解释人口最初为何要在空间上集中时认为，城市只有当其好处足以抵消其坏处时，才可能持续存在。而城市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递增的报酬和规模经济。所谓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就是当经济规模扩大时，产出增长大于支出增长。
　　西安古城墙。图图虫创意
　　奥佛拉梯用一个臆想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这个例子来自最古老的建城理由军事防御。在这个例子里，投入可以是任何一种用来防卫的物品（比如，城墙），产出则是防卫区域里每一件物品的价值。
　　奥佛拉梯得出结论：城市防御被匪帮劫掠具有的经济性，就成为解释为什么人们聚集到一起生活的一个原因。
　　奥佛拉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洞见。他试图从生产一侧（城墙成本收益），而不是从消费一侧（居民交通成本节省），解释城市的起源。
　　按照奥佛拉梯的模型，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城市将会不断扩张，直到所有的人都被一座城墙所包围。
　　这个模型已经很接近奥尔森提出的流动常驻的匪帮的政府模型。作为制度经济学最主要的先行者之一，奥尔森提出了政府（城市）形成的原理。
　　奥尔森认为，诸如和平这样的公共产品（如城墙），是垄断的竞争者（常驻的匪帮）出于自私的目的强加给居民的。而居民通过缴纳税赋获得保护，进而与常驻的匪帮分享和平秩序带来的巨大好处。
　　这就意味着，公共产品不是自发生成的（比如人口的自发集聚带来规模效益），而是由出于自私目标的特定生产者有目的地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比如企业和城市居民），必须以某种方式（被迫或自愿）为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付费。
　　奥尔森的理论则表明，（城市）最优的区位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区位生产者根据市场公共产品投入产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例如，以防卫为目的的城堡可能选在高山、隘口，以贸易为目的的城市可能选在区域中心或出海口。随着公共产品的不同、技术的进步，最优区位也在发生变化。交通成本只是生产者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要素（包括区位）时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4制度角度的城市定义
　　奥尔森的政府（城市）理论是一个伟大的突破。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抽象故事里，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情节（交易）和明确的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
　　尽管奥尔森没有直接提出城市的定义，但他的政府（城市）理论，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应用到对城市形成的解释上。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作一组公共产品（安全、教育、交通、绿化）的集合，实际上也就从制度的角度给出了城市的定义：城市是一组通过空间途径盈利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或者按照规划师的习惯，将城市定义为公共产品和服务赖以交易的空间。
　　根据这个定义，有没有商业化的公共产品交易，是划分城市与乡村的分水岭。城市的起源在于，第一，存在公共服务；第二，这些公共服务是以空间交易（如税收）的方式来提供的。符合这两个要件的空间地域，我们就定义为城市；反之，则属于农村。
　　新定义可以使我们清晰地划出城乡的制度分界：不论定居点或贸易点规模多大，只要没有公共产品交易，这种居民点也仅仅是自给自足的人口堆积，并不能构成一个城市；反之，只要有人出售公共服务，哪怕没有一个买主，也可以构成一个原始的城市。由于这个城市特征是从制度角度定义的，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制度原型一个理论上最纯粹的城市原始形态。
　　这个定义为城市的诞生指定了一个清晰的制度起点：从流动到定居，不是城市的起点；从狩猎到农耕，不是城市的起点；从周期性的集市到永久的市场，也不是城市的起点城市的起点，是通过交易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的空间。找到这个空间，也就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
　　这个定义同时也将自发形成的聚落和集市排除在城市之外，尽管这些自发的人口集聚和活动的区位可能恰巧和未来的城市重合，但在一个政府收费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之前，不论人口和活动规模多大，其都不能称作一个城市。
　　居民和企业定居一个城市并支付相关费用，就意味着购买了一组公共产品集合。这些公共产品可以是最原始的防卫设施（城墙），也可以是更为复杂的司法、治安，以及更现代化的消防、卫生、供水、供电、道路、学校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是单一的主体，比如城邦君主，也可以是多个不同主体的组合，特别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城市中，公共产品和服务往往是多层次的比如中央政府提供国防、地方政府提供道路、小区物业提供物业服务。
　　城市内部同时也会有许多次城市，比如不同的学区，提供独立服务的居住区、开发区等。这些区域享受的服务水平不同，支付的费用也不同。相应地，居民或企业可以同一个单一的主体交易（如计划经济），也可以分别与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交易（缴交不同的税费给不同层次的政府）。
　　同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不同，被称作城市的公共产品，是通过空间手段进行交易的。由于提供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给排水、电力、电讯等）和公共服务（消防、治安、学校等）成本大多是服务半径的函数，且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使用的人越多，平均成本越低），为了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样的基础设施要服务尽可能多的人口。
　　这就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城市都具有规模大、密度高的人口特征不只是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居民或企业）为节省交通成本，自发地向区位较好的空间集聚（这是几乎所有空间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同时也是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是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提供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在单位面积内维持足够的消费密度，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才能分摊成本，压低价格，并在城市竞争中胜出。
　　这就意味着，传统城市定义中的高密度的人口，并不是城乡差别的内在本质，而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技术手段，是不同公共产品提供水平差异的外在表征。换句话说，高密度只是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和城市竞争的自然结果，而非城市形成的原因。
　　空间在区别城市型公共服务与非城市型公共服务时，起着关键的作用。提供公共产品并不自动构成城市，只有在特定区域内供给公共产品并依托空间区域收费时，才构成城市。收费的桥梁或高速公路，构成一组公共服务，但并不必然构成一个城市。但如果桥梁的用户和收费模式，是限定在某一个区域比如说不是通过过桥费，而是对特定区域的居民附加养路费，同时对非特定区域内的用户予以排除，这个特定的区域就是理论上的城市。类似的例子还有热力、燃气、教育等的提供方式。比如，一家一户的供热（炉子）不构成城市，但如果在一片区内集中供热，统一收费，则构成城市。
　　同样，收费的学校和园林不构成城市，通过向限定区域收税并对纳税人免费开放的公园和学校，才构成城市。换句话说，城市是由那些通过空间收费效率比其他方式效率更高的公共服务所组成。
　　空间的边界（如小区和政府行政辖区）意味着对应的交易和权利（或者产权），城市的不同组织，在其法定边界内从事公共产品的交易。不同组织对空间的争夺，可以视作对征税权的争夺。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是私人（国君），也可以是垄断组织（政府），还可以是集体自治组织（小区或民选政府）。不同的供给模式在市场上竞争，好的模式胜出，坏的模式出局，从而构成不断的制度创新、演化和进步。
　　5发现城市的双螺旋结构
　　城市是各种政府服务的叠加和组合。一个城市居民，可以在享受中央政府服务的同时，享受地方政府和小区的政府的服务。
　　城市不是消费者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公共产品（比如防卫）的供给者发明、创造的（如城墙），它通过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居民）来摊薄固定成本（如城墙），获得递增，城市政府同企业家一样，其核心工作就是发现并设计最优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
　　城市只是一个可以加载各种公共服务的空间平台。
　　城市的制度原型，第一次将城市的生产者引入空间经济规范分析城市乃是由供求双方（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企业）根据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交易的结果，从而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城市研究的难题。
　　根据城市的制度原型，城市及其体系的形成可以视作自然制度和交通三个过程空间效果的叠加：
　　其一，想象一个均质无差异的空间。自然、气候、土壤、区位的不同，使得空间的拓扑形态产生变化，塌陷成不同的自然洼地。自然洼地的深度，并非由自然决定，而是取决于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比如，当交通技术进步时，运输成本降低，原来具有交通地理优势的区位相对其他地区的优势（洼地深度）就会减少。轮船技术的进步会使原来铁路枢纽的重要性下降，甚至使其被港口枢纽取而代之。同样，农业技术的进步、水资源利用技术的进步，都会强化或弱化某些区位的相对优势。要素（主要是人口）为了降低成本，向这些洼地汇聚，但这些洼地还不能算是城市。
　　其二，随着城市生产者在特定的空间提供公共服务（比如防卫），空间上相应地会形成制度洼地。这时，真正的城市开始产生。为了降低成本，城市的生产者往往会选择自然洼地以增加制度洼地的深度。城市基础设施的提供，则进一步增加了特定区域相对于周边竞争区域的深度。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洼地的深度），取决于两个洼地的叠加效果。
　　其三，城市的出现又会通过交通的成本效应使周边地区出现新的皱褶和塌陷，从而为次一级的城市形成新的洼地。
　　寻求城市制度原型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最原初、最简化的概念开始，构筑一个完整的城市理论框架，从而将商业模式和企业制度引入城市研究的视野。
　　1998年，科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科斯写道：经济学家常引以为豪的是：达尔文之所以能创建进化论，主要是由于他阅读了斯密、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但若把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和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做一个对比的话，生物学已经相当成熟。今天，生物学家已经详细掌握了生命体的复杂器官、组织结构。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在经济学领域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就！
　　今天城市科学的水平就像早期生物学，我们只知道城市的表象结构（细胞质、细胞核），却不知道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DNA、基因）。将城市抽象为最原始的制度原型，就如同生物学中发现的双螺旋结构。
　　依托这个原型，我们可以将自然、技术、历史、文化因素逐渐还原进去，从而理解城市中复杂的因果关系，解析现有产权制度的缺陷，并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剔除原来制度中的缺损基因，设计新的健康基因（商业模式），从而将城市研究提高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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