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是这样诞生的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寄托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出现往往被视为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之一，被称为文明之光，直至现在依然是承载人类终极梦想、展开人类最大想象之所。
　　有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看，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可能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城市，距今有 8000 年之久。这座城里有1000 多座土砖砌的房屋，人口超过6000。
　　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城市，1979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那么，城市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文 | 赵燕菁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筑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编辑 | 李亚飞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最原始的城市秩序
　　尽管研究城市的数学工具越来越高深，但就对城市的最基本的认识而言，却依然令人惊讶的浅薄。正如芒福德所说，＂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
　　航拍上海浦东。图｜图虫创意
　　也正是因为对城市的理解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同一个世纪前（甚至更早）的城市研究相比，城市科学并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进步。尽管现代空间分析越来越抽象，使用越来越多的数学，但离城市发展的实践却越来越远。
　　这就提醒我们，要想重建规范的城市研究，并使其成为一个可以指导实践的学科，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修补数学模型，而必须从思考最原始的城市秩序开始。
　　早在上个世纪60 年代，芒福德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的、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这个秩序就是城市的制度。
　　在传统空间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几乎所有空间分析模型，都将制度假设为无影响（或至少对不同空间秩序的影响是无差异的）。
　　制度是城市发展内在的＂隐秩序＂，是城市生长的 DNA。城市兴亡过程中的＂物竞天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优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城市间竞争乃是不同城市制度间的竞争。地理位置上的优劣，并非像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决定城市成长和消亡的主要原因。城市规划中的＂制度设计＂，是远比＂空间设计＂更加重要的学术领域——尽管这一领域中，目前的城市规划几乎是一片空白。
　　2 传统的城市定义
　　在维基词典中，根据古德奥的研究，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的永久定居点＂。但紧接着，维基词典就澄清说＂还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区分城和镇＂。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卷中，城市被定义为：＂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合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重要＂。
　　成都春熙路东大街夜市。图｜图虫创意
　　拉泽尔在其《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中给出的城市定义为：＂城市是占据一定地区，地处若干交通线的永久性的人类集居区。＂
　　日本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山鹿诚次给出的定义稍微复杂，但实际上也大同小异：＂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人口集团密集地域，它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并与之相依存＂。
　　社会学虽然同地理学有着巨大的学科差异，但在关于城市的认知水平上却惊人地相似。沃思等在《城市社会学》中写道：＂工业、商业、信贷的集中地。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城市是当地那些共同风俗、情感、传统的集合。＂
　　传统经济学对城市的认识，也令人意外地雷同。奥沙利文在《城市经济学》中认为：＂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一个地理区域内在相对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的人，那么它就是城区。换句话说，城区就是一个具有相对较高人口密度的区域。＂
　　柴尔德企图用10个一般的特征，描述历史上最初的城市，其中第一个就是＂超过正常水平的人口密度和规模＂，连维基词典都认为这个描述性的分类，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城市。事实上，不仅柴尔德的定义，迄今几乎所有的城市定义都是描述性的。
　　芒福德在《城市是什么？》一文中提出：＂城市是一个集合体，涵盖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神经丛、经济组织、制度进程、社会活动的剧场以及艺术象征等各项功能。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不仅创造了剧院，它自己就是剧院。正是在城市中，人们表演各种活动并获得关注，人、事、团体通过不断的斗争与合作，达到更高的契合点。＂
　　芒福德＂社会戏剧＂的比喻虽然很形象，但却非一个规范的城市定义。这个定义无助于划分城市和乡村、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无助于解释城市的衰落和兴起，无助于理解和选择城市的空间结构。＂剧场＂的隐喻看似与其他定义有所不同，实际上都只是描述了城市活动的表象。
　　至于其他学者，为了与众不同，往往把城市定义得更加玄奥，几乎无法成为可靠分析的基础。法国著名的城市地理学家什梅尔就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这与其说是城市的文化角度定义，倒不如说更接近玄学。
　　简·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一书中针对建筑产生后才出现城市的传统观点，提出城市的出现先于建筑。为了解释这一观点，她设想了一个相邻狩猎部落从交易狩猎用的黑曜石（用来制作锐利石器）开始，带来人口增加，随后又发现了谷物种植并最终定居下来的故事，来描述城市的起源。
　　尽管她的故事很吸引人，但对解释城市的出现，却同样没有什么帮助。同其他理论一样，简·雅各布斯仍然隐含地将人口数量上的聚集，作为城市形成的主要判定条件。她以为只要解释了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解释了城市的产生。但她的故事仍然没有告诉我们，城和乡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在实践中，由于没有规范的定义，城市仍然只能按照其规模特征来界定。美国人口普查局规定聚居2500人以上的区域称为城市(应该包括小城镇)；2500人以下者称为村庄。中国规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为特大城市，50万～100万人口的为大城市，20万～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10万～20万人口的为小城市。由于城市规模门槛定义不同，城市人口在不同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那些基于国家间城市化水平比较的实证研究，因此成为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工作。
　　可以看出，在几乎所有学科里，城市的定义都主要体现在与农村地区的物理密度和产业差异上。这类基于直观感觉得出的定义，也许反映了城市的某些特征，但却对理解城市的内在成长机制没有任何帮助。
　　城市是不同于＂乡村＂的一种概念，并没有一种定义能准确说清楚这些＂不同＂是什么。正像维基词典所承认的那样：＂尽管城镇的形成有很长的历史，但关于古代的定居点是否被认定为城市仍然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足够的证据宣称在那些条件下，世界历史上诞生了第一批城市。＂以规模为基准的定义，使我们很难在＂大的村庄＂和＂小的城市＂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之所以无法界定城市生成的条件，乃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城市定义。
　　3 经济学的城市定义
　　在所有社会学科里，经济学最接近科学的规范研究。奥佛拉梯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解释人口最初为何要在空间上集中时认为，城市只有当其好处足以抵消其坏处时，才可能持续存在。而城市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递增的报酬和规模经济。所谓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就是当经济规模扩大时，＂产出增长大于支出增长＂。
　　西安古城墙。图｜图虫创意
　　奥佛拉梯用一个臆想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这个例子来自最古老的建城理由——＂军事防御＂。在这个例子里，投入可以是任何一种用来防卫的物品（比如，城墙），产出则是防卫区域里每一件物品的价值。
　　奥佛拉梯得出结论：＂城市防御被匪帮劫掠具有的经济性，就成为解释为什么人们聚集到一起生活的一个原因＂。
　　奥佛拉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洞见。他试图从生产一侧（城墙成本—收益），而不是从消费一侧（居民交通成本节省），解释城市的起源。
　　按照奥佛拉梯的模型，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城市将会不断扩张，直到所有的人都被一座城墙所包围。
　　这个模型已经很接近奥尔森提出的＂流动—常驻的匪帮＂的政府模型。作为制度经济学最主要的先行者之一，奥尔森提出了政府（城市）形成的原理。
　　奥尔森认为，诸如＂和平＂这样的公共产品（如城墙），是垄断的竞争者（常驻的匪帮）出于自私的目的强加给居民的。而居民通过缴纳税赋获得保护，进而与常驻的匪帮分享＂和平秩序＂带来的巨大好处。
　　这就意味着，公共产品不是自发生成的（比如人口的自发集聚带来规模效益），而是由出于自私目标的特定生产者有目的地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比如企业和城市居民），必须以某种方式（被迫或自愿）为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付费。
　　奥尔森的理论则表明，（城市）最优的区位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区位＂生产者根据市场公共产品＂投入—产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例如，以防卫为目的的城堡可能选在高山、隘口，以贸易为目的的城市可能选在区域中心或出海口。随着公共产品的不同、技术的进步，最优区位也在发生变化。交通成本只是生产者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要素（包括区位）时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4 制度角度的城市定义
　　奥尔森的政府（城市）理论是一个伟大的突破。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抽象故事里，第一次有了具体的情节（交易）和明确的角色（生产者和消费者）。
　　尽管奥尔森没有直接提出城市的定义，但他的政府（城市）理论，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应用到对城市形成的解释上。如果我们将＂城市＂视作一组公共产品（安全、教育、交通、绿化……）的集合，实际上也就从制度的角度给出了城市的定义：城市是一组通过空间途径盈利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或者按照规划师的习惯，将城市定义为＂公共产品和服务赖以交易的空间＂。
　　根据这个定义，有没有商业化的公共产品交易，是划分城市与乡村的分水岭。城市的起源在于，第一，存在公共服务；第二，这些公共服务是以空间交易（如税收）的方式来提供的。符合这两个要件的空间地域，我们就定义为城市；反之，则属于农村。
　　新定义可以使我们清晰地划出城乡的制度分界：不论定居点或贸易点规模多大，只要没有公共产品交易，这种居民点也仅仅是自给自足的＂人口堆积＂，并不能构成一个＂城市＂；反之，只要有人出售公共服务，哪怕没有一个买主，也可以构成一个原始的＂城市＂。由于这个城市特征是从制度角度定义的，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制度原型＂——一个理论上最纯粹的城市原始形态。
　　这个定义为城市的诞生指定了一个清晰的制度起点：从流动到定居，不是城市的起点；从狩猎到农耕，不是城市的起点；从周期性的集市到永久的市场，也不是城市的起点——城市的起点，是通过交易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的空间。找到这个空间，也就找到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
　　这个定义同时也将自发形成的＂聚落＂和＂集市＂排除在＂城市＂之外，尽管这些自发的人口集聚和活动的区位可能恰巧和未来的＂城市＂重合，但在一个政府收费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之前，不论人口和活动规模多大，其都不能称作一个＂城市＂。
　　居民和企业定居一个城市并支付相关费用，就意味着购买了一组公共产品集合。这些公共产品可以是最原始的防卫设施（城墙），也可以是更为复杂的司法、治安，以及更现代化的消防、卫生、供水、供电、道路、学校……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是单一的主体，比如城邦君主，也可以是多个不同主体的组合，特别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城市中，公共产品和服务往往是多层次的——比如中央政府提供国防、地方政府提供道路、小区物业提供物业服务。
　　城市内部同时也会有许多＂次城市＂，比如不同的＂学区＂，提供独立服务的居住区、开发区等。这些区域享受的服务水平不同，支付的费用也不同。相应地，居民或企业可以同一个单一的主体交易（如计划经济），也可以分别与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交易（缴交不同的税费给不同层次的＂政府＂）。
　　同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不同，被称作＂城市＂的公共产品，是通过空间手段进行交易的。由于提供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给排水、电力、电讯等）和公共服务（消防、治安、学校等）成本大多是服务半径的函数，且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使用的人越多，平均成本越低），为了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样的基础设施要服务尽可能多的人口。
　　这就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城市都具有规模大、密度高的人口特征——不只是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居民或企业）为节省交通成本，自发地向区位较好的空间集聚（这是几乎所有空间经济模型的基本假设），同时也是因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是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来提供高水平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在单位面积内维持足够的消费密度，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才能分摊成本，压低价格，并在城市竞争中胜出。
　　这就意味着，传统城市定义中的高密度的人口，并不是城乡差别的内在本质，而是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技术手段，是不同公共产品提供水平差异的外在表征。换句话说，高密度只是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和城市竞争的自然结果，而非城市形成的原因。
　　＂空间＂在区别城市型公共服务与非城市型公共服务时，起着关键的作用。提供公共产品并不自动构成＂城市＂，只有在特定区域内供给公共产品并依托空间区域收费时，才构成＂城市＂。收费的桥梁或高速公路，构成一组公共服务，但并不必然构成一个城市。但如果桥梁的用户和收费模式，是限定在某一个区域——比如说不是通过过桥费，而是对特定区域的居民附加养路费，同时对非特定区域内的用户予以排除，这个特定的区域就是理论上的＂城市＂。类似的例子还有热力、燃气、教育等的提供方式。比如，一家一户的供热（炉子）不构成＂城市＂，但如果在一片区内集中供热，统一收费，则构成＂城市＂。
　　同样，收费的学校和园林不构成＂城市＂，通过向限定区域收税并对纳税人免费开放的公园和学校，才构成城市。换句话说，＂城市＂是由那些通过空间收费效率比其他方式效率更高的公共服务所组成。
　　空间的边界（如小区和政府行政辖区）意味着对应的交易和权利（或者产权），城市的不同组织，在其法定边界内从事公共产品的交易。不同组织对空间的争夺，可以视作对征税权的争夺。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是私人（国君），也可以是垄断组织（政府），还可以是集体自治组织（小区或民选政府）。不同的供给模式在市场上竞争，好的模式胜出，坏的模式出局，从而构成不断的制度创新、演化和进步。
　　5 发现城市的＂双螺旋结构＂
　　城市是各种＂政府＂服务的叠加和组合。一个城市居民，可以在享受中央政府服务的同时，享受地方政府和小区的＂政府＂的服务。
　　城市不是消费者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公共产品(比如防卫）的供给者发明、创造的（如城墙），它通过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居民）来摊薄固定成本（如城墙），获得递增，城市政府同企业家一样，其核心工作就是发现并设计最优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
　　城市只是一个可以加载各种＂公共服务＂的空间平台。
　　城市的制度原型，第一次将城市的生产者引入空间经济规范分析——城市乃是由供求双方（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企业）根据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交易的结果，从而直截了当地解决这个城市研究的难题。
　　根据城市的制度原型，城市及其体系的形成可以视作＂自然＂＂制度＂和＂交通＂三个过程空间效果的叠加：
　　其一，想象一个均质无差异的空间。自然、气候、土壤、区位的不同，使得空间的拓扑形态产生变化，塌陷成不同的＂自然洼地＂。＂自然洼地＂的深度，并非由＂自然＂决定，而是取决于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比如，当交通技术进步时，运输成本降低，原来具有交通地理优势的区位相对其他地区的优势（洼地深度）就会减少。轮船技术的进步会使原来铁路枢纽的重要性下降，甚至使其被港口枢纽取而代之。同样，农业技术的进步、水资源利用技术的进步，都会强化或弱化某些区位的相对优势。要素（主要是人口）为了降低成本，向这些＂洼地＂汇聚，但这些＂洼地＂还不能算是＂城市＂。
　　其二，随着城市生产者在特定的空间提供公共服务（比如防卫)，空间上相应地会形成＂制度洼地＂。这时，真正的城市开始产生。为了降低成本，城市的＂生产者＂往往会选择＂自然洼地＂以增加＂制度洼地＂的深度。城市基础设施的提供，则进一步增加了特定区域相对于周边竞争区域的深度。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洼地的深度），取决于两个＂洼地＂的叠加效果。
　　其三，城市的出现又会通过交通的＂成本效应＂使周边地区出现新的＂皱褶＂和＂塌陷＂，从而为次一级的城市形成新的＂洼地＂。
　　寻求城市制度原型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最原初、最简化的概念开始，构筑一个完整的城市理论框架，从而将商业模式和企业制度引入城市研究的视野。
　　1998年，科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科斯写道：经济学家常引以为豪的是：达尔文之所以能创建进化论，主要是由于他阅读了斯密、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但若把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和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做一个对比的话，生物学已经相当成熟。今天，生物学家已经详细掌握了生命体的复杂器官、组织结构。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在经济学领域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就！
　　今天城市科学的水平就像早期生物学，我们只知道城市的表象结构（细胞质、细胞核），却不知道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DNA、基因）。将城市抽象为最原始的制度原型，就如同生物学中发现的双螺旋结构。
　　依托这个原型，我们可以将自然、技术、历史、文化因素逐渐还原进去，从而理解城市中复杂的因果关系，解析现有产权制度的缺陷，并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剔除原来＂制度＂中的缺损基因，设计新的健康基因（商业模式），从而将城市研究提高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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