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不英（增四）杨俊建议趁瓦剌内讧出兵征讨，为何被于谦驳回？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前期最大的战争失败，数十万大军面对蒙古瓦剌大军时全军覆灭，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也做了俘虏。战后明朝国力断崖式下跌，丧失了对北方草原的军事控制力，就连首都北京都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岌岌可危。如果不是于谦力排众议，调集明朝剩余的军事力量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明朝极有可能出现南北两宋的混乱局面。当时的明朝人视土木堡之变为国耻，战后许多文臣武将都提出重振军备北伐复仇，但始终没有成行。尤其是在景泰三年时，边将杨俊提出的北伐建议还被于谦驳回，断送了明朝人的复仇之梦。
　　于谦是北京保卫战的第一功臣，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反对迁都南京，坚决主持了北京保卫战，恐怕蒙古瓦剌大军会借着土木堡战胜的势头，一举吞并明朝在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因此历史上对于谦的评价非常高，不论是在明朝历史中，还是在中国二十四史的史书上，于谦都能在文臣中排在第一序列。于谦最为让人敬佩的既非优秀的治国理政的才能，也不是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是在北京处于最危急时力挽狂澜的能力和勇气。从北京保卫战的决策过程就可以看出，于谦是将明朝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不畏战且文武兼优的名臣。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景泰年间出现北伐蒙古瓦剌复仇的呼声时，于谦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当时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朝廷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于谦来处理。而从瓦剌被迎回的朱祁镇只能待在南宫做太上皇，无法插手朝廷的政务。明朝迎回朱祁镇后，朝廷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恢复在战争中损耗的国力。这些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是重振北京的防卫和明长城沿线的军备，解决军队中的腐败和武备缺乏的问题，加强对蒙古瓦剌的防御。到了景泰三年的时候，这些军事上的整顿基本完成，于是朝野出现了北伐复仇的呼声。
　　发出这些呼声的文臣武将很多，有的是明英宗朱祁镇时代的旧臣，也有的是明朝北方边境的将领，他们视土木堡之变为国耻，希望朝廷出兵北伐瓦剌以雪耻。同时蒙古瓦剌中也出现了变故，主导蒙古政务的瓦剌太师也先和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内讧，双方起兵互相攻伐，这也给明朝乘虚而入带来了最佳的战机。很多文武大臣认为，这是明朝雪耻最好的机会。此时出兵北伐蒙古，必能捡个渔人之利，一举荡平出现复兴势头的蒙古诸部，彻底解决北方边境的大患。可是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战机，掌握明朝兵权的兵部尚书于谦却表示反对。
　　当时上书朝廷提议北伐的大臣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锦衣卫小旗聂忠和游击将军杨俊。聂忠甚至愿意将家眷送到都察院的牢狱中做人质，亲自率军北伐蒙古。杨俊则通过正式的渠道向于谦上书，请求趁着蒙古内讧出奇兵攻打其巢穴，一举荡平蒙古大患。这样的呼声受到了朝野的广泛支持，一方面是因为土木堡之变成为明朝人心中的国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朱祁镇被俘彻底点燃了明朝人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但是向来作为主战派的于谦则表达了反对意见，将杨俊提出的北伐上书驳回，实在让人意想不到。
　　后世很多历史爱好者们对这段历史非常的不解，因为这种态度与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之前的强烈主战态度截然相反。当时北京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绝大多数朝廷文武都要求南迁南京，甚至有人提前就安排家眷南逃。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于谦却力排众议选择依托北京城与也先的蒙古大军决战，实在是大无畏的勇气。因此没有人会认为于谦是临战怯阵的小人，都认为他会支持朝野的北伐呼声。可是杨俊上书后却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反而被于谦主导的兵部驳回，让人感到非常疑惑，这也引起了朝野很多的议论。
　　没有人认为于谦会怯战，实际上于谦也不是怯战的人。有的人认为是明朝军队腐败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不是出击蒙古的时候，只能韬光养晦。也有人认为明朝迎回朱祁镇时和也先签订了合约，贸然出兵北伐是撕毁合约，有损明朝天朝上国的颜面。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早在杨俊和聂忠上书之前，于谦就已经提出过北伐的想法，但没有在朝廷讨论通过。既然当时是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主动提出的，这说明于谦认为军事制度改革后的明军已经具备的出击草原北伐蒙古的战斗力。
　　于谦选择这个时候提出北伐，同样也考虑到了蒙古内讧，也先和脱脱不花互相征讨而带来的战机。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是明朝自永乐年之后重新控制蒙古草原的最佳时机。至于也先和明朝签订的合约，实际上并没有在于谦考虑的范畴之内。于谦虽然是文臣，也是儒学大师，但却不是迂腐的文人。他能够力排众议打赢北京保卫战，这就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与也先签订合约是为了迎回朱祁镇的需要，于谦也知道也先答应和解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脱脱不花。双方当时也算是各取所需，并不存在什么天朝上国的颜面问题。
　　从战机来看，杨俊、聂忠与于谦是不谋而合的。聂忠是负责蒙古草原情报的锦衣卫，对于蒙古内部局势的变化非常了解。土木堡之变前蒙古入侵明朝，是蒙古太师也先主导，联合蒙古大汗脱脱不花进行的多路大军联合攻击。当时瓦剌部在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脱脱不花虽为大汗，也不得不听从也先的。北京保卫战后瓦剌部在北京城下被重创，脱脱不花乘机拉拢鞑靼等反对瓦剌的部族，起兵与也先争夺蒙古的统治权。杨俊当时是负责巡徼真、保、涿、易诸城的游击将军，对关外蒙古军事变化非常了解，认为此时正是明朝渔利的良机。
　　从史书记载来看，于谦先提出了北伐的想法，在朝廷内阁讨论中没有被通过。在杨俊和聂忠上书兵部后，于谦知道再次提交到内阁也不会被接受，干脆直接就将其驳回了。从这个过程看，当时明朝北伐的阻力其实并不在于谦和兵部，而是在于朝廷内阁之中。综合当时朝廷的政治形势来分析，可以发现于谦虽然是掌控朝廷军政大权的大臣，但是在很多地方受到掣肘。他作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拥立明代宗朱祁钰上位的第一人，却没能进入内阁，这说明他还是受到皇帝猜忌的，这样的情况也称为他提出北伐建议受阻的因素之一。
　　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当时明朝内阁没有通过北伐建议，和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于谦是兵部尚书，这成为北伐天然的阻碍。并不是说于谦阻碍了北伐，而是于谦的身份和功绩让朱祁钰产生了猜忌，也让朝廷大臣嫉妒。前文讲过，朱祁钰虽然是于谦拥立的，也给予了于谦在朝廷中最大的权力，但却并不放心于谦。他怕于谦成为权臣，所以阻止于谦入阁。于谦的功高震主也让朝廷很多大臣嫉妒，所以他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如果进行北伐。朱祁钰和大臣们会怀疑于谦借机揽权，在明朝没受蒙古威胁时，他们不会主动发动战争。
　　第二方面，朱祁钰当时的心思并不在北伐复仇上，而是在与朱祁镇争夺储君的主导权上。朱祁钰登基后，皇太子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朱祁钰一直想让儿子朱见济当皇太子，但受到大多数朝廷大臣的反对。景泰三年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双方为了皇太子之位进行拉锯战。如果发生北伐战争，朝廷的重心势必要放在北伐上，那么皇太子之事便不了了之。朱祁钰不想给朱祁镇做嫁衣，所以力图废掉朱见深，改立朱见济为皇太子。所以他不会允许朝廷大事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自然会阻碍北伐计划。
　　第三个因素，兵部当时并没有拿出能够带头率军出征的大将人选。因为土木堡之变的关系，明朝的大多数精兵强将在战争中覆灭，所以明朝还有些缺少统率将领。虽然在北京保卫战中涌现了石亨、杨洪等一批将领，但都不足以成为北伐大军的统帅。提出北伐建议的杨俊只是游击将军，而聂忠也只是锦衣卫小旗，两人都不是大将。尤其是杨俊，他在土木堡之变前的战争中面对蒙古军一触即溃，丢失独石永宁等十一城，这才迫使朱祁镇改道土木堡，最终全军覆灭。所以朝廷对武将之流非常不信任，需要用知兵的文官统率大军。
　　在当时的朱祁钰朝廷中，知兵的文官只有两位，一个是于谦，一个是王骥，但这两位朱祁钰都不敢用。朱祁钰一边要防范于谦成为权臣，一边又离不开于谦镇守北京。朱祁镇虽然当了太上皇，但依然有很多旧臣希望他能复辟。一旦于谦离开北京，朱祁镇的旧臣搞复辟的阴谋，朱祁钰很可能被搞下台。而王骥本身就是朱祁镇最为倚重的军中大将之一，正统年间为朱祁镇委以重任，三次出任征讨麓川的统帅。如果让王骥当北伐蒙古的统帅，朱祁钰会担心王骥趁机掌控兵权，甚至会出现造反围攻北京的事情。
　　因此在这些政治上考量的情况下，朱祁钰首先的想法是将皇位坐稳，逐渐驱逐朝廷中朱祁镇留下的旧臣，而非考虑北伐蒙古报仇。实际上对于朱祁钰而言，蒙古人对他不仅没有仇，而且还有恩。如果没有也先大军在土木堡击败了朱祁镇，朱祁钰根本没有当皇帝的机会。
　　正是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考量，朱祁钰才将保住皇帝宝座，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放在了第一位。于谦提出北伐被内阁阻止后，他就看出朱祁钰的心思了。此后虽然有杨俊等人提出北伐建议，蒙古草原上也因也先和脱脱不花的内讧带来良机，但于谦考虑到政治上各方面的原因，也只能将北伐的建议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