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这一生,大事很多,但先从一件小事开始。 北宋有位官员叫作张霭,担任的是侍御史这个职务,七品官。位置不高,但岗位比较关键,属于御史台的编制,主要负责监督执纪,督查百官。 对了,张霭这个岗位更加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可以见到皇上。 这件小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自己的后花园玩弹弓打鸟的娱乐项目。赵匡胤是军人出身,玩点力量型和挑战类的体育项目非常符合他的个性经历。这个时候,张霭非常紧急地请求当面向赵匡胤汇报工作,于是赵匡胤暂停了正在进行的项目,听取张霭的紧急汇报。 从这一点来看,赵匡胤作为大宋第一位首长,同不少创业大佬一样,是比较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见到事态紧急,明白工作与娱乐要两分开。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容易忽略,那就是宫里的工作人员也及时作了通报。这个确实也说明当时整个工作氛围是相当可以的,至少是比较规范的。 但是,赵匡胤听着听着,感觉有点不对。张霭非常着急要汇报的事情是比较日常的,不是那么着急。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所奏乃常事。赵匡胤顿时火大了。 我想,赵匡胤生气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这个人搅和了自己的闲暇时光和娱乐健身的兴头,更是感觉此人处事不当,不明白轻重缓急的道理,估计平时工作能力也是堪忧。一句话,这个人不靠谱。 不靠谱,这可是老板对一个员工极为不利的评价。 这就是你着急要汇报的紧急事项?这就是我需要专门挤出时间来听取的内容?我要是每天这么听汇报,啥都不用干了! 好你个张霭,能见到皇上确实是得天独厚的权力,但也不能滥用啊! 这个时候,按常规来讲,张霭识相一点,诚恳认个错,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许能够扳回一局。作为一个从后周官场一直干到北宋的职场老人,换了几任老板了,这点觉悟肯定是有的,自身能力至少也不会太差。 但人家张霭偏不。 这件小事的高潮部分发生在张霭对待赵匡胤生气的态度,像极了一个吵架的小媳妇。 这时,张霭的神仙金句飚了出来: 我认为我汇报的工作比你那个玩弹弓打鸟要紧急一些。 其实,有时候对于领导而言,错误本身不是关注的重点,重点是犯错后的态度。现在倒好,错了也不认,错了比谁都有理。这样的态度搁谁身上不恼火。 况且管理军国大事,没有一点脾气,不会杀伐果断,这样的领导也干不长。 作为职业军人和健身达人,宋太祖赵匡胤听了这番解释直接暴走,当时就把心爱的玉斧给抄了出来!注意这个玉斧,赵匡胤似乎特别中意这个武器,后面还会在非常重要的场合出场。 一言不合拿玉斧,赵匡胤先生非常干脆暴力。 不过这里是朝廷,不是军营,他忍住没有亲手杀掉张霭,而是用斧柄撞击张霭的嘴巴,用意就是看你这张嘴还给我胡说八道不!直接把张霭两颗牙齿给敲掉在地上。 这时,张霭的神仙操作开始了。他慢悠悠地把两颗牙齿捡了起来,没错,慢悠悠地当着赵匡胤的面把牙齿捡了起来! 这种牙齿在当时再植入回去当然不可能,拿回去也没有收藏价值。在暴力伤害的现场,受害者取走这个东西,那就有意思了。 北宋开国太祖赵匡胤大概有点懵圈,更加恼火地问了一句:咋地,你还想去告我?言外之意似乎带着一丝嘲讽。 你这不搞笑吗? 这时,张霭的神仙金句又飚了出来: 我是不能告你,但自然有记录历史的官员把今天这些事儿给写下来的。 虽然这些现在不能作为呈堂证供,但我说的你做的,将来都会成为一种痕迹,保存到地老天荒。话说我张霭没逼你哟,我只是好心提醒提醒你,你现在可以继续暴揍我,甚至也可以直接干掉我。 看似非常温柔的提醒,也可能演变成赤裸的威胁。 开不开心,意不意外? 赵匡胤一听坐不住了。任何一位君主,更别说是位开国太祖了,现实的威胁总能想方设法处理干净,精神上的打击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这种打击叫作舆论。 舆论来自大众对事件与人物的一种精神反馈。而史书就是一种官方权威的舆论载体,遵循一种从古到今的评价体系。 这件小事流传至今,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的产物。 对于帝王的评价标准从来比平民更加苛刻。节俭爱民如汉文帝,横征暴敛如隋炀帝,等等。而且评价的实际情况比贴标签更加复杂。即使针对如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帝王标杆,也颇有一些微词客观存在。在某种场合,这种微词总是茶余饭后的主题,多少显得非常之不宽容。 这种不宽容还体现在制度实践中。随着封建王朝制度的日益完善,出于一种守住江山的政治考量和形象设计,成熟的帝王档案制度日趋完备。对于帝王言行纪录设置两套专门的工作班底,一个负责记言,一个负责记行,这种纪录行为和专门的工作岗位叫作起居注。 换句话说,皇上走哪都有人盯着,干个什么都有人充当电灯泡和摄像头。比如明朝万历皇帝忙里偷闲临幸了太后宫里一位姓王的宫女,人家肚子大了还不想认账,被太后将起居注搬了出来,来了个人赃俱获,直接决定了明后期政治的走向和大明的国运。 习惯在探照灯下工作已经成为皇帝这个高危职业的必要内容。 当然,人嘛,总希望自己对外形象好一点。对于不利的纪录肯定想着删除或者更改。凭借皇帝强大的权力和资源调动的实力,产生这种念头,更加自然而然。 但是,改写历史难在三点。第一,古代的史官是一种比较特殊严肃的职业,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很长一段时间是家族世袭的。这些人一辈子大概就干这一件事,基本从一开始就能看到职业尽头。所以有的就比较硬气,非常不配合。比如司马迁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就发生过崔杼不满实话实说连续杀史官的经典案例。司马光纪录这件事情或许本身就在表达对史官的一种职业尊重。当然,他自己就写了《资治通鉴》这本书。第二,官方史书只是众多纪录的一种,一些书信、碑文、画作、曲艺、小说等等都可能成为一种纪录,这些东西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了古代大数据,并不能删得那么干净,或者改得那么彻底。第三,哪怕你牛气冲天的君王把前面两个难点都攻克了,但你总有归西的那一天吧?没准继承者就又给改回来了,人走茶凉,过期作废的事再正常不过。 司马迁雕像 这个时候,赵匡胤这位开国君主的超凡领导水平和忍耐能力全面上线了,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好你个张霭,你这会儿反而有理了,我成暴君了是不,你掉两颗牙,我等着被唾沫淹死,是这个意思不?! 这真的是高手过招。一步都不要错。 现在压力给到赵匡胤这边。我现在还真不好治你的罪,更不好杀你,我现在对你的任何态度都将影响整个舆论走向。 没错,张霭生命安全了。损失两颗牙,却保住了命。 赵匡胤的反应是: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非常完美的怒喜交织的表情管理加必要的物质补偿。 行,怕了你了,你说得对,你是好人,这些钱拿去,别再整事儿了。 这件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赵匡胤似乎配合张霭完成了最后的明君人设。从史官的视角和文人的心态看,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那就是君主作为强者不能没有敬畏,文官作为弱者不能没有骨气。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过了段时间,张霭调离了目前的工作岗位,出为河中府判官,到地方上担任行政长官的助手去了。 领导把一个人从中央调到地方通常只有三个情况,第一是好好历练,重点培养,以便将来更好成长。第二是好好保护,远离是非,以便将来再次重用。第三是远离中心,快点滚蛋,越远越好,以便将来再也不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不知道我究竟几个意思,反正我就这么干了。 我赵匡胤可什么都没说啊。 不过,直到赵匡胤去世,张霭再没回过京城。一直等到宋太宗赵匡义登基后,才召了回来,一路受到重用。哥哥调离权力中心的人,弟弟召回来加以重用,这个挺有意思。 小事里面通常会藏着一些重大敏感信息。 从这件小事至少可以看到:第一,从五代十国的乱象到北宋初期,情况正在发生着一些向着平衡和稳定的转向。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互相配合与彼此较劲的奇异局面,更像是某种奇怪的同事关系,而非完全的上下级关系。第二,从赵匡胤开始,舆论对于历史的走向开始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力,至少对于舆论影响力的考量成为政治上非常关键的参数。第三,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成为舆论中的一个参数,但不是静止的指标。 第三个信息其实也不难理解。无论张霭这么干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标榜的是勤政纳谏的君王观和死谏流芳的文人气,赵匡胤反对的是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提倡简易务实的工作作风。显然,经过激烈碰撞,赵匡胤最终在明面上作了妥协。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这是不是古代版的道德绑架呢? 道德绑架一定是生效于某种契约关系的达成。一句话就是:我们彼此都认同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才算数,才有效,大家才能捆绑在一起干事。 捆绑在一起干事的,那不就是同事吗? 不然今天我推翻你,明天你干掉我,那就不叫同事。 五代十国之所以乱,或许可以说就是缺乏某种同事关系。 这种同事关系让大家能在一块或愉快或难受地玩耍。这样的关系从北宋开始逐渐长期地存在,从赵匡胤先生开始逐渐规范地存在。重武逐渐向重文非常稳定地发生着转变。 是不是可以说,从赵匡胤登上帝位的那一天开始,已经完成着从武将向文君的转变呢? 是不是这样?得用一些事实,至少是一些舆论上传下来的事实来说明。 赵匡胤先生被确定为大宋帝国的第一任首长,明面上就是源自于的道德绑架。 绑架是残忍的,道德是高尚的,道德绑架是用一种高尚来掩盖残忍。或许,这至少是一种文明的迁就,通俗说是打人不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