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度媒体《欧亚时报》(EurAsianTimes)网站刊载了一篇文章,声称我国为东风系列导弹发展了一套隐身发射系统,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到美国全境。文章还指出,我国已经将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技术应用到公路机动导弹发射系统上,并且将在下一代武器装备中广泛应用。 其实,将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应用到武器装备中,不能算是我们的独创,欧美军工强国也在普遍使用。比如在美国的F35系列战斗机上,飞行和作战管理系统就采用了类似的设计。通过计算机辅助决策,可以减轻操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有助于指挥体系的扁平化和多域信息共享。 计算机辅助决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在冷战时期就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很多先进防空系统,都具备基于目标威胁程度,决定抗击先后顺序的能力。比如著名的宙斯盾系统就是如此。不过,在过去类似的系统运用的层级较高,除了国土防空和舰艇之外,大部分的地面武器平台都无福消受。而随着技术的成熟与进步,目前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已经广泛下沉到具体的作战单元上,比如战术飞机与直升机、主战坦克与步兵战车等。 实际上,计算机辅助决策的本质是基于概率统计和算法的编成,需要大量的试错试验和经验积累作为支撑。所以,只有装备包含完备的作战要素,有完整工业体系提供配套的强国,才有能力将这项技术运用到最基层的战斗单元。因此,在未来的武器装备换代中,维持国防自主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正因为如此,以老欧洲为代表的没落老牌帝国主义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地区强国,不可避免地会难以跟上新军事变革,从而产生焦虑的情绪,进而在媒体上越来越多地表露酸葡萄心态,这点我们需要体谅。当然,身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其国内的军工利益集团,必然会为了争夺预算,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所以,不管是敌人的捧杀还是棒杀,我们都要保持冷眼旁观的态度。 从技术层面上讲,在越来越强调发现即摧毁的大背景下,侦察与反侦察斗争的重要性,将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基于高速战术数据链和大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将为武器系统的操作人员提供更为及时、准确和全面的战场态势参考,在提高进攻端火力打击效能的同时,还为防御端规避火力打击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具体的作战运用层面,最为显著的积极变化,就是防区外远程火力的反应速度和打击精度大幅度提升。因此,动中通、随停随打将会成为最基本的硬性需求。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上就有非常具体的表现。在北约国家提供的情报与通信支持下,乌克兰政府军装备的M142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就利用快速发射和转移的短平快战术,多次成功袭击了俄军重要目标,而且至今尚未发生可证实的损失。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提到过,在我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可靠性日趋稳定,在2016年南海对峙落败之后,美军对西太平洋地区的作战部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正在尝试通过前沿部署陆基远程火力,通过不对等交换来削弱我们的战略反制能力。其中,美军极为倚重的AML自主多域发射器,就是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在陆基远程打击平台上的运用范例。 由于在地缘上的劣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为了应对已经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当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高重要战略资产的战场生存能力。因此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新式的PHL191和DF17等装备,对于大量以DF11A和DF15BC为代表的老式装备,我军也都进行了信息化改造,实现了全天候、全地域的无依托发射能力。正是这种高度灵活的作战形式,形成了难以提前发现和压制的特点,从而体现出类似于第五代战机的隐身(Invisible)效果。 相对战役战术层面,在战略层面我们更需要这种出其不意的能力。我国一直以来坚定地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两不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可靠的二次反击能力。但是,因为地缘环境过于恶劣,使得我们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像美国一样,具备海基核力量的靠前突击,甚至都不能保证有效的海基二次反击能力。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可以信赖的只有陆基核力量。 不过,核力量在运用上与常规力量有些不同。首先,基于我国后发制人的战略核威慑的原则,只有看得见的威慑才是可靠的威慑。密集布置得超加固地下发射井就承担了这一作用。但是,仅凭借超高抗力加固技术,利用核武器最小引爆距离与时差获得的生存能力还不够可靠,而预警发射带来的误判风险和舆论压力太大,所以必须要再搭配上高机动车载发射系统。 因此,与中近程常规导弹与中远程核常兼备导弹提高生存能力的方式一样,以DF31AG和DF41为代表的车载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也需要高度信息化的人工智能辅助程序协助,实现随机部署和随机发射的能力,才能做到在被敌人发现之前打出雷霆一击,让敌人彻底毁灭在风暴与烈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