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说你在学生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吗？

　　本来学的好好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老师不再是老师，别称臭老九，学生不再是学生，红卫兵。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整个文革时期度过的，66年上小学，76年高中毕业，十年动乱一天没落，所谓的深刻记忆无非就是串联，批判，游行，武斗，搞得乌烟瘴气的
　　学生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校长被一帮不好好读书，智商堪忧的家伙，逼着在课桌底下爬来爬去，人性就到从那个年代一点点缺失的。
　　一九六一年下学期我上小学四年级，正值三年生活困难时期，那时带二只糠做的饼子做午餐在学校吃，到放晚学的时侯腹中饥饿空无一物在回家的路上晕倒。不久我便自动失学。我以亲身经历不赞成歌颂那苦难的年代，也衷心希望当下年青人珍惜物质条件优越的美好时光。
　　约1968年，记得上初中时，老师头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说，明天去公社开公审大会。第二天早上，同学们排着队，到公社去。人民法院是审判一个叫田作雄的，大意是，田作雄先是贪污了粮票，但经教育不改，又贪污了两千多元钱，在人民法院审理后，群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高呼口号严惩田作雄等。最后人民法院判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领导讲话后，就立即押到不远处的某个地方被枪决。自己确受到了革命法纪的教育。可能那时候我还小，或者被枪毙的人很少或者心地纯洁，我还替他惋惜，这么好的工作，还要贪污？
　　文革时期，一个细雨濛濛的黄昏，一辆停在一家商店门前的卡车后车厢上，躺着一具被两米左右长的钢钎直插太阳穴的年轻人的尸体。
　　还有在街上张贴的一张附有文字和照片的告示，照片中躺着的，是一具经医院检查后的年轻人的尸体，并有医院的尸检结果也是在文革时期。
　　1967年清明节，学校组织扫墓，这次不是去烈士陵园扫墓，是去郑州大学校园里给二七烈士扫墓，就是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在武斗中死去的人。我那时候才十二岁，但那个场面在脑海里几十年都挥之不去。就在老郑大校区金水河北岸院子里，从金水河边进去西边的空地上，二三十个坟头，都立了碑，全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学生，只有一个超过三十岁的，是当时二七公社总头目的司机。他们的父母和家人都在痛哭，他们的战友在卖力地给他们添坟，每个坟墓都添的非常高大。可是我一想埋在下边的人都比我大不了多少，真的害怕。
　　不能忘记：1968年我们学校几个有责任心的老师顶住左风，为我们这些六六届小学毕业，因无产阶级大革命离不了校的学生组织每天半日的文化课学习，可才几天就有几名想法激进的学生闹事把它操了，课上不成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这批人根来考不起来，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被耽搁的。
　　我76年上学，到期未语文课本很破旧了，封面没了。上厕所把打开封面的第二页扯下来擦了屁股，丢在茅坑里，被高年级一同学看见了，他说被干部发现，我会被枪毙。他一副惊恐严肃紧张表情，当时我被吓得好多天都战战兢兢。那一页是一幅彩色头像。
　　一九六四年我上初一，记得是冬天，下午放学，有个同学有两张电影票让我和他一块儿去看电影，地点在劝业场附近的新闻影院，片名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散场天都黑了，和同学走散了。我家住北站外，比较远，想快点儿回家就得坐公交。我身上只有五分钱，坐到终点北站可能是一毛钱。我上了一路公交，对一位女售票员说：打一张五分钱的票，售票员说：没有五分一张的，你坐到那？我说就五分钱能坐到那算那，她还问我到那下车，我不好意思说坐到北站，就说在十月影院下，她收下五分钱，给了我一张六分钱的票，也就是说，她替我花了一分钱，我估计，我要说终点下，她也会替我花五分钱。多少年过去了，这位好心的售票员阿姨，一直记在我心里，一分钱也让我感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