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立二十一中

　　1944年，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初三毕业留念。
　　抗战爆发前我国并没有国立中学这一概念，各类中学一般是由地方自行创办。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流亡青年学生进入关内，如何安置他们成为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1932年，教育部在北平设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这是国立中学产生的开端。全面抗战爆发后，数十所国立中学先后成立。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这些中学一律依照数字命名，因而，设在安徽省太和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被命名为国立二十一中。抗战时期国立二十一中的建立，为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作出了贡献，其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设过程
　　日寇在侵占中国大片土地后就实施奴化教育，如汉奸张岚峰在豫东地区没收英美教堂所办之教会学校后，就改建成伪华北中学，并以自己为校长招收沦陷区青年学生，以便实施训练。各级学校里，日寇规定日语是必修课，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升级。在沦陷区的各种伪校中，由于奴化思想充斥着整个教学活动，学生的内心极端痛苦，因此，他们时常采取一些机灵的办法来应对。当时我们都说谁念日文，谁就是亡国奴。孩子们仅能以敷衍的态度表达反抗之意，好在授课者是中国老师，老师看我们不念日文书，也不好意思强迫。每届考试，全班拒绝作答，大家都得零分。中国老师只好叫我们重考，让大家抄书作答，所以求学期间既没有念日文，也没有念英文，就是念中国的古文。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未来社会的主人，如置之不理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重视对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救济工作。如蒋介石曾致电鲁苏豫皖边区的军政长官汤恩伯，要求自沦陷区来归内移青年学生可先送西安中央战干团收容。
　　其实，就鲁苏豫皖边区来说，当地游击区政府曾对教育采取了各种应变措施。1941年秋，原萧县县中改为临时中学，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学生白天上课，晚上分宿在农民家中。1942年初，萧县籍第三十一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苏豫皖边区挺进第二路总指挥王仲廉驻防皖北太和县，王仲廉向鲁苏豫皖边区长官汤恩伯建议创设边区战时中学，争取沦陷区广大青年，同时又可为国家储备人才。恰在此时，萧县县长王子石带领萧县临时中学迁移到太和并寻求王仲廉的帮助。于是，3月份王仲廉分别在皖北、豫东召开边区各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在教育方面，最终决定以萧县临时中学为基础成立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由王仲廉担任校长。具体工作方面，丁熙民负责全面工作，刘汉川、桑逸卿负责延聘教职员，李寿山、李厚庵分别负责筹备粮草和教室建设，同时还决定聘请在河南开封师范执教的仝菊圃负责教务工作。4月，战时中学筹备处在太和县的徐禅堂正式成立，计划招收学生500名，并定6月2日开学。
　　在大量招收学生的同时，王仲廉一方面请三十一集团军招训处拨款解决学校经费，一方面电请教育部给予帮助。7月，学生入学后，为解决校舍问题，王仲廉决定在太和城内征用山西会馆和部分公用空房，改建校舍。8月，教育部刘季洪到皖北视察，王仲廉向其表示希望战时中学能改为国立中学，9月教育部同意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改名为国立二十一中。10月初，山西会馆改扩建工程完成，校本部迁入山西会馆。10月10日，国立二十一中举行开学典礼并挂牌仪式，王仲廉到校发表讲话，此后学校走上正轨。
　　1944年1月，教育部任命仝菊圃为国立二十一中校长，中原战争爆发后皖北的太和县成孤岛。6月，仝菊圃从重庆返校，不久教育部电促学校尽快西迁，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人分批，路分段西迁，第一批先到镇平，待二、三批到后再集中西迁安康。9月10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因学校要西迁，学生焦躁不安。仝菊圃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国难当头，时局紧张，我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和大家在一起的我会和全体师生员工一道，同命运，共患难，生死与共的，希望大家信任我，帮助我，共渡难关。10月11日，学校组织第一批学生西迁。12月4日，仝菊圃带领第二批学生出发。第二批同学走后，李厚庵主持校务。随着中原战事结束，皖北一带又进入相对平静时期。
　　1945年2月，教育部任命王仲廉为国立二十一中校长，6月14日，学校高中部第一届高中生在陕西山阳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人宣读王仲廉的训话，其勉励学生说，深望诸生珍重前途，期成远大，庶不负国家教育之恩，即本校诸师友均预有光荣焉。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在陕西山阳、蓝田及皖北太和的国立二十一中学生欢呼雀跃，庆祝胜利。1946年7月，遵照教育部国立中学复员办法，国立二十一中返回江苏后改为省立连云中学，非江苏籍员生各返原籍就业就学。在陕西的校产由留守人员造册移交当地驻军。在太和则由李厚庵造册全部无偿移交给太和县，此后安徽省在此基础上创办省立太和中学。
　　教育特点
　　国立二十一中是抗战时期由鲁苏豫皖边区在敌后建立，并直辖教育部的一所特殊战时学校。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该校学生的生活艰难，学习条件也十分简陋。在其短暂存在的几年中，国立二十一中的教育特点都非常鲜明。
　　首先，注重知识的传授。在艰苦的岁月中，国立二十一中为培养学生早日成才，制定了各种促进人才成长的机制。例如，教师认真备课，各种教学活动也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引导学生面对烽火连天的祖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呼唤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该校教师都是博学之士，因此他们多方面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如语文老师翁世吾讲文天祥的《正气歌》时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的精髓；数学老师季绳武讲高中平面几何、范式大代数，从不看讲义和课本，对每个定理和例题，都讲得清清楚楚，对一些难点的题目，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说得明明白白；生物课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可是任课教师杜长泰讲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列举大量的生动事实，使同学对动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地理老师孙崇基每讲到祖国各地某地方时，除讲地形、地貌、气候、物产和风光，必然要讲到它在国防上的重要作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其次，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国立二十一中虽在太和安全区建立，但日伪近在咫尺，因此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制度。彼时，全校编成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在军事化的管理下，学生每天的生活按号声作息。早晨从起床号开始，出操，上课、下课都听号令指挥，直到熄灯号结束。学生吃饭也是军事化的，不管严冬酷暑都是摆在院子里的地上，八个人一围，教官喊一声开动才能开饭。有时夜间紧急集合，号声一响，在规定时间内，要把衣服穿好，帽子戴正，绑腿打好，有的同学慢了，就拎着皮带走，绑腿拉多长，未能按时做好，就要遭到教官的训斥，大部分的同学，还是能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学生通过军事化的生活，加强了纪律，这对刚从沦陷区逃出来而又带自由散漫习性的青年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再次，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尽管学生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军事管理严格，但各班学生仍不断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例如，各年级的各班级都组织编辑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出壁报，内容多与抗日有关。1943年1月8日，学校组成以高中部为主的83名代表参加冬令营活动。2月4日春节，校本部演出话剧《雷雨》《无名英雄》等。3月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5月4日，学校组成代表队参加边区组织的论文、演讲、歌咏、篮球等比赛。1944年，太和县举办春季运动会，国立二十一中获得篮球比赛冠军。1944年6月，《国立二十一中学校刊》创刊，该刊设置多个板块，特别是收录学生文章的栏目众多，有学生文选学生日记选学生习作选笔谈等。
　　最后，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疯狂的奴化教育，国立二十一中的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1943年春上海淞沪战役中的部分战士经过太和，音乐老师组织学生临时学会唱《八百壮士歌》，以欢迎800壮士代表的到来。欢迎会上，同学们唱出了热泪，战士们眼睛饱含泪花。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教育部长陈立夫致电仝菊圃要求学校大量发动适龄学生入伍。为此，该校成立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知识青年志愿动员征集委员会，同时强调志愿从军者除遵照部定优待办法办理外，并得另为精神上或物质上之优待，以资激励。校长仝菊圃在为响应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告本校同学书中说：知识的最大效用，就是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求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传统。他勉励学生不要瞻前顾后，我们要抱定为国牺牲的决心，踊跃应征，实行从军，人人以能亲临前线执戈为国为荣，杀敌为快，改革过去颓风恶习的社会，树立举国一致为国效命的新风气。正如时人言，在一次动员会上，校领导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爱国将领的英雄事迹，讲到台儿庄大捷和上海八百壮士誓死守土报国的壮烈形象，继而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军。记得全体师生听完报告后，群情激昂，齐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要学戚继光，我要做忽必烈’等歌曲，一时人心沸腾了，当场争先恐后踊跃报名。
　　此外，国立二十一中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为整顿校风，学校督促学生增加自习时间，虽在假期内，亦严禁学生无故外出。学生信件，除分别登记外，并详加检查，以免有不良分子，乘此假期，有所活动。
　　历史价值
　　国立二十一中设备虽简陋，学生生活也很清苦，但由于战火的磨炼，学生多能刻苦奋发，励志向上。也正是如此，国立中二十一中的创办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命脉。据相关统计，国立二十一中的学生90来自沦陷区，论籍贯以安徽、江苏、河南最多。那时，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离家出门还是第一次，我们既高兴又害怕。由于国立二十一中的学生大多经济来源与家庭断绝，致生活发生困难，为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1944年该校依照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奖学金办法实施奖助，又规定确有经济困难无法缴纳，苦苦乞求免缴者仍给予特殊通融，减为缴纳一月、二月或三月者，甚至有一月未缴者还另给工作以代替。
　　其次，培养了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战爆发前我国的教育并未普及，战时教育更困难，因此学生求学不易，所以国立二十一中教育学生应时刻本刻苦的精神，表现乐观的态度，努力向前向上去求欲学之学与应学之学。每天太阳未升起，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在校园各处响起；晚上学生们认真整理笔记、演算习题、抄写英语及温习其他一些功课。每到星期日，很少见有学生结伴到郊外游玩，他们大多是三五成群到郊外的林中、河岸边埋头读书。1943年黄河泛滥，皖北饥荒，学校断炊。有的同学家里还能补助一点，没有补助的同学便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一天发现一枣树，枣子熟了，我真馋极了，打下一些，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不幸受了风寒。经医生检查，患了肺炎。无钱治怎么办？张医生帮我想办法、找路子，求助于城内两家药房，我给他们买药卖药，赚个跑腿钱来治病。每天我早起，披星戴月，摸往界首，八点左右就到了，买好药再往回赶，不容有一点怠慢，来回100多里路，这样我用自己赚的钱，治好了病。学校主体西迁后留在太和的同学由于平汉铁路被日寇占领，生活经费一时供应不上，他们只好去挖野菜，吃树叶、麦苗维持学习。诚如时人回忆，条件差难不倒有心人。你拿一床被，我拿一床被，两三床被叠在一起，就成桌子了。上面放上一块硬纸板，纸板上放上一盏油灯，我们四位同学围着这简易桌子，席地而坐，就学习起来了。
　　再次，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坦率地说，抗战前的教育大多只是注重书本知识，由此也导致了学非所用，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为此，校长仝菊圃曾勉励学生说读书是青年的唯一任务，学以致用是读书的目的，为己为人，为公为私都有用，学校主张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因此学生皆以劳动为重要内容，举凡筑路、填操场、补墙壁，皆由教师率领学生为之，使学生不仅有科学的头脑，还要锻炼成农民的身手。1944年春，沙河水涨，堤坝岌岌可危，训导处主任及教官督率学生协助太和县政府在界牌集等地筑堤抢救，诸生深夜前往，努力工作，颇得一般人士好评。由于师范生将来要下农村，师范部曾先后办理2所民众学校，每班有学生50人，由成绩优异的学生授课。此外，每周还出版大众壁报，由各班学生轮流担任，张贴在要道通道，供给民众以新的消息及抗战知识。1944年2月，学校开辟农场一所，一方面增加生产以解决学生菜食问题，一方面能使学生之实习，增多其农事经验。学校农场基地在校舍以南，分南北两区，其中北区为实习农场，南区为蔬菜区，实习区所种各作物、树苗、蔬菜等专供学生实习之用，使学生能从实习中得来农业经验，以求与学理上两相附合，更能增加其信念，以树将来改良农业之基。由于生活艰苦，学生吃不饱的现象经常发生，同学们意见很大。因此学生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由各队选出学生代表组成，学生自己领米面、领菜金，监厨，这一措施实行后效果显著，保证了同学安心学习。
　　最后，增强了学生的爱国情怀。要争取抗战胜利，民族复兴，就要求所有的国民都具有一副热烈的心肠，这一热烈的心肠如火如荼，烧化了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所有的进行时遭遇的顽强，更烧化了敌人所加予我们的野蛮的全部力量。抗战时期国立二十一中地处抗击日寇的前沿重地，他们对于战争有深刻的认识，也最能感受到国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现实，因此学校非常注重爱国观念培养。教师张止戈初到校时，同学们总会有些议论。一天有位同学在课堂上问他：我们流离失所，这怎么能‘止戈’呢？他以极谦虚的口吻认真回答：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就是要拿起枪来抗战到底，决不能‘止戈’。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打内战，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这就是止戈的含义。诚如学生所言，这是抗战的洪炉，我们正在这里锻炼着金刚般的体躯，准备着不久的将来，杀回东北，杀尽那可恶的、汉奸、鬼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添上一些光辉，为家乡的父老们出一口闷气。想那时定有许多人向我们赞颂，说道真正是顶天立地的中华男儿。（黄伟，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