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太子的一次对话竟然预示了一个盛世的终结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封建朝代都没有逃脱兴盛衰亡的命运，即使有汉唐这样的盛世，也终究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纵观每个朝代的兴衰更迭，我们得到一个既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得民心？如何争取民心？是每个朝代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态，每个执政者由于性格、能力、素质和水平的差异，执政思想和执政措施又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执政理念决定着一个朝代的走向。
　　汉宣帝和太子的对话
　　封建时代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是秦朝，可秦朝只存在了15年，就被后来的西汉所取代了。虽然西汉取代了秦朝，但汉承秦制，西汉在有形的社会制度上几乎是完全按秦朝的体制来运转的。所不同的是，秦是实行完全的＂郡县制＂，而汉初实行的是＂郡县＂和 分封＂并存体制。西汉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混合＂体制，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汉高祖刘邦分封了8个异姓诸侯王和9个同姓诸侯王，诸侯国直接控制的地区有35个郡，而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才15个郡。
　　事实上，汉高祖刘邦一开始建立西汉的时候，心里憋屈得很。这些诸侯王跟刘邦出生入死，没有他们的帮助刘邦很难只用7年的时间而获得天下。没有巨大的回报和获得感，谁也不值得付出生命作为代价，所以刘邦不得不封他们为王而雄霸一方。如果不封赏，刘邦做皇帝也做不稳当，这些诸侯王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而且他们手中有相当多的核心战略资源，那就是军队。到后来，刘邦慢慢腾出手来，一步一步把这些异姓诸侯王都收拾了，只留下一个长沙王吴芮一个异姓王，因为他还有用处，用他来阻止南越国赵佗。有了吴芮，南越国的赵佗便不能与刘邦直接对抗，吴芮成了赵佗与刘邦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
　　刘邦这个人是典型的＂用人靠前，用不着人靠后＂。对待那些异姓诸侯王，如同＂抹布＂一样，用着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用不着的时候就让他们在眼前消失。刘邦的顶级＂核心谋士＂张良，对他有着深刻的了解，说他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所以等到刘邦建国后，张良就离开了，张良到处云游四海，成为西汉最得善终的人，识人之准，真可谓＂大智慧＂。
　　刘邦死后，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共同治理，西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证明了西汉执政者的执政思想和执政手段是正确的，按照传统理论，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帝和景帝的执政理念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执政的手段就是不去过多的＂盘剥＂和＂压榨＂百姓，让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农业生产。
　　汉文帝刘恒
　　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正是老子的思想。在老子的治国理论当中，＂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是不要＂瞎折腾＂，像＂炖鱼＂一样，如果回来翻腾，一锅鱼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锅＂烂粥＂。＂与民休息＂，不要过多的干涉他们，他们就会慢慢发展起来。
　　这种思想和理念对于大战之后社会生产生活的恢复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老子的治国思想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整个社会缺乏生气，当时整个西汉＂官场＂死气沉沉，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官员普遍碌碌无为。像曹参任丞相的时候，他来了个＂萧规曹随＂，在大战之后，恢复生产的过程当中，这种＂萧规曹随＂作为执政理念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文景之治＂之后，整个官僚系统如果仍然按照旧的体制运行，仍然是＂萧规曹随＂，那么西汉就会出问题。
　　确实出问题了，在上一篇文章里，我们讲过，由于西汉的执政者奉行＂黄老之术＂治理，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内忧外患＂。鉴于此，汉武帝上台以来，改变了原来的治国思想，由原来的信奉老子改为信奉孔子，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整个西汉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
　　汉武帝奉行的＂独尊儒术＂，并不是完全排拆其他的治国理念。事实上这种＂独尊儒术＂真正的核心理念却是以＂儒术＂为主，＂王霸道杂之＂。汉武帝实行这套＂把戏＂就像是＂挂羊头卖狗肉＂，＂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争取民心，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人群。但这种理念在很难在实际中执行和操作，只不过是历代皇帝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一厢情愿罢了。＂王霸道杂之＂的意思就是既用儒家思想行＂仁政＂，争取民心，又要用＂法家＂行＂法制约束＂，民主和法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严格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术。
　　汉武帝刘彻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文帝和景帝创造的＂文景之治＂只不过是一段时期的产物，这种＂盛世＂很难维持长久。而汉武帝上台后，实行的这一套理念和措施才真正使西汉王朝达到兴盛的＂顶点＂。
　　世间万物都是＂盛极而衰＂，当一个事物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这种规律几乎没有例外。汉武帝之后，还经历了两代皇帝，是昭帝和宣帝，这俩位皇帝做得也不错，历史上出现了＂昭宣中兴＂。过了＂昭宣中兴＂之后，西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候汉元帝开始执政，汉元帝叫刘奭（音＂式＂），为什么说从他执政开始，西汉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了呢？因为从他开始实施纯粹的儒家治国，排斥了其他的治理手段，过分强调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和教化作用，过分强调了民主，而忽视了＂法制约束＂在社会治理当中的积极作用。
　　皇帝和太子之间的对话
　　汉元帝刘奭还做太子的时候，他和他的父亲，时任皇帝汉宣帝有一个对话可以看出端倪。有一次，父子俩在一起聊天，刘奭跟宣帝说，父皇用刑太重，应该多用儒生才是。这是汉元帝的执政理念，但是汉宣帝听了之后，脸色一沉说道，我们汉家制度，虽然武帝提倡＂独尊儒术＂，可实际上是＂杂用王霸之道＂，这样才符合时势。汉宣帝由此很担心，曾一度说过，乱我汉家者，太子也。
　　正如汉宣帝而担心的，汉元帝上台后，积极实施他的治国理念，大量启用儒生。实际的情况是，民心必须争取，如果一味的＂杀伐＂过重，肯定会失掉民心，像秦朝那样被下层的人民造反推翻了政权；然而，只注重社会教化，过度地＂讨好＂百姓，而不是去积极教育百姓，引导社会风尚，只注重民主而忽视法制建设，整个社会也会走向衰落。正是这次皇帝和太子的一次对话，预示了西汉＂盛世＂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