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校园生活的童年 看着现在幸福的孩子们，再想想我那三个孩子的童年，虽说没有当今小外孙女、外孙子这样，但是，要和我的童年相比，那可真是天上地下。我的童年和上学念书无缘。 从很小的时候，人们都夸我聪明，现在想来，那时的＂聪明＂也只能体现在乖巧上。因为我学查数的年龄，已是我外孙女流畅地讲外语的岁数了。更别提＂知其数，识其文＂了。在我的记忆里，直到解放以前，我好象就没有看到过什么书。 我的童年大致可用三个字概括，＂苦＂＂野＂＂闲＂。 至于＂苦＂，在衣、食、住方面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但是，在我幼小心灵深处的苦，也只有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味到，这就是＂同病相怜＂ ? 把爸爸目不识丁，妈妈也没有读过书，但是靠她的聪明，从小就好问，在她脑子里积累了不少的东西，什么＂百家姓＂＂三字经＂都能背过来，大凡妈妈会的，我基本上也都会了。妈妈常给我讲读书识字升官发财的故事，妈妈讲故事的时候，我常提出一些妈妈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怎么不能读书？＂＂我什么时候升官发财？＂妈妈总是说：＂孩子啊，你呀命苦哦，生到咱穷人家，肚子都保不住，哪儿还有什么书念呢！＂当妈妈察觉我有点迷惑时，妈妈会设法给以扭转。＂孩子，可别灰心，你命大，一切都会好起来。＂妈妈真的当起了我的老师，她会的字几乎一个不落的都倒给了我。妈妈的心情得以平静。然而我呢，越是识了几个字，就越发的想念书。不能得到满足的求知欲望，在心里搅和，搅和的你难受，苦！ 至于饥寒交迫日子里的衣食，对于童稚少小的顽童来讲印象不是很深，特别是妈妈支撑的这个穷家，总是能让我们吃饱穿暖，平日我们接触的人群多是穷家子弟，横向比较也还觉得不错，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尝过好日子的甜头，所以也就没有觉得苦。 ＂野＂可是男孩子求之难得的＂美＂事儿。在富人眼里这个＂野＂是充满贬意的，而对父母来讲则是无奈的现实。 从五、六岁开始我就和大孩子们一起混，由于＂穷＂，我们那个小村子里就没有几个上学的，从我哥哥（或更大点的）到我这个年龄段，直到解放前，都没有一个上学的人，十多岁的年龄段里总有二十来个男孩子，即不上学又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除了帮大人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以外，就剩了一个＂玩＂。在玩的过程中就自然地产生出＂头领＂。我们大小孩牙子公认的＂头领＂叫小万儿，如果用现代的时髦称呼，应该叫＂大腕儿＂才对。他在我们村甚至于临近几个村子都是出了名的＂野 ＂ ，他麾下的兵丁—我们这些孩牙子，也不夯虎，个个都＂野＂的常给家长惹祸。因为我小又比较胆小，在这群野孩子中非常不显眼，惹了祸也没有我的事儿。其实＂大腕儿＂经常组织我们的集体活动并不多。一类是战斗型的，比方说，因为什么事情和临近村的孩子们发生了矛盾，他就出面发出号令，向他们发起进攻，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有组织有准备，而对方显得就象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往往都是在我们一阵砖石瓦块、水枪和沙枪的轰击下溃不成军。而我们则是在＂万儿＂的统领下凯旋而归。即使没有什么矛盾，时间久了，总没有战争也不好过，临近村子的孩子王们，约定个时间确定个地点，打一场演习式的、有准备的对抗仗。常常是原本的演习，会因为某方面不遵守规则，而演变成＂实战＂。我们的头领也经常带领小分队，搞小动作，例如，有一天晚上，大家在一起玩，玩的好高兴，大部分孩子回家睡觉去了，他留下我们三四个＂亲信＂，到一个园子里偷甘蔗，事先他告诉大家，只能拔起，不能折断，否则会发出声响被人发现。因为我人小，力气小，只管抱甘蔗。就这样，神不知鬼不晓的弄来十多根甘蔗。怎么吃的我已不记得啦，但那惊心的过程，深深地留在我个记忆里。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一＂偷＂，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种＂野＂性，没有几个大人喜欢，可是在解放前后的几年间，组建和操练儿童团的过程中，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再加上我们多是苦贯了的孩子，有那股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的儿童团，在各项活动中总能拔尖，记得我们还在区里的大赛中获得过头奖。 ＂闲＂也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特征。现代的孩子们，几乎是从生下来就＂忙＂，孩子忙，大人更忙。从胎教开始，就再也没有闲时候了。什么学前班、特长班、辅导班，更甭说从小学就开始的＂正常＂课的不正常教育和学习方式，使学生、老师和家长，都生活在紧张忙乱之中，要说＂闲＂，他们只有科学地利用时间，忙里偷个＂闲＂吧！而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一没有学上，二没有广播电视，再加上地少没有多少农活，尤其是冬季，除了拾点柴禾之外，那就只剩下一个＂闲＂了。闲是自然的，但是当我比较懂事后，就实在闲不住了。 小孩子的潜能和精力是成人难以理解的，你看那些七八岁孩子，从早起睁开眼就＂忙乎＂，直到晚上脑袋一搭枕头就入梦乡。一整天里他就没有个＂闲＂的时候，也没有个＂闲＂的地方——真可谓全身心的忙。我在忙些什么呢？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说是闲地在干什么呢？ 早晨得早早起来去拾粪。这是妈妈安排的，必须完成。为什么，家里种地又养不起猪，那时侯也没有化肥，种地的肥料就靠拾粪，早晨起来是拾粪的最佳时间。村边有狗粪、猪粪，偶尔还能拾到人粪，沿着大车道可以拾到牲口粪。曾家湾是个有名的集镇，牲口市也很大。五天一个集，更是拾粪的好日子。这样一年下来，我家的肥料就不成问题了，加上我家地少，每年种地，我们上的肥总是比别人家的多。种地不施粪，一年瞎胡混。为了种好地，不至于胡混，我每天起的都比较早，在农村，凡勤谨人都有早起拾粪的习惯。早晨起床背个粪筐围着村子转一圈，有粪就拾点粪，拾不到粪只当溜个圈。这也是农村评价人的优秀条件之一。 一般日子里的白天最难熬。穷人家的女孩子，从六七岁就有活儿干了，我姐姐从六岁开始就跟着奶奶学习纺线，当我记事时，姐姐已经是村里有名的纺线能手，而且跟妈妈学会了织布。可是，我们一般大小的穷哥们，就不像女孩天天有事可做。多半是闲的难受。我是最怕闲着的（直到如今仍然是）。一有空儿就往四姨家跑，到那儿去看四姨父做木匠活儿，虽然一直没能亲手试巴试巴，但是，什么锛、凿、斧、锯及木匠常用的辅具，都是在那儿见识的。这跟我后来的业余爱好做木匠活不无关系。解放前我们家地处游击区，打仗的事经常发生，什么子弹、手榴弹就不是什么稀罕物，我们小孩子也常常弄到。化弹头倒铅做＂锡＂锞子，用子弹壳制作火药枪，拆手榴弹倒黑火药做小炸药包。记得有一回，我和对门的哥哥小记，实验自制的小药包，连续爆炸了五六个，个个都象枪一样的响。我们两个正高兴呢，没等我们继续实验，就有人拎着包袱跑出家门，他们还以为有了情况，赶快跑＂敌情＂。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那儿玩火药，搞的浪烟地动火药味呛人。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顿，跑出来的人们又坦然的回了家。 实在＂闲＂不住了，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刻＂影人＂。我们家是驴皮影的发祥地。皮影戏普及得不得了，逢年过节要唱影、谁家红白喜事要唱影、许愿还愿的要唱影，冬仨月各凑份子也得唱影。所以，不管大人小孩都会唱几段，什么生、小、大、冉都能整上几句。至于刻影人就不是人人能干的了。当然，我也就是瞎整着玩儿。记得最得意的作品是影戏里的两个有名的喜剧丑角，一个是大手色，一个是小球色。前者是个巨人，硕大的脑袋、巨大的下巴，一条胳臂上长着一只笨拙的大手，他的本事都体现在这只巨掌上，他和后者交锋，只需一个巴掌就可以把他打入地下。小球色则是其小无比的侏儒，他能钻天入地，经常在大球色头上手上自由蹦窜。两者均是影戏里补缺的，一旦演出现场出点什么问题，他们二位立刻出来救场。他们语言幽默、动作滑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角色。可是经我一雕刻，可动的部位少了，动作也就不那么可笑了。我和几个要好的小哥们，组成了影社，胡弦是自己做的，自家的窗户当影窗，一个人兼几个角色，反正是闲的没事找事。 我十岁那年才解放，解放以后上的学。七八九岁闲在家里，我还真学了一些东西，比方说珠算就是学前学的。刚解放村子里分土地、缴公粮等需要打算盘的事情我是经常到场 , 而且，我打算盘的速度和精准度都是被长辈们所认可的。 由于我的表现，在同龄群体中体现了相对的成熟，不但自己实在闲不住，好象家长和左邻右舍的长者也不大喜欢我再闲下去了。九岁那年，一个春夏之交的晚上，妈妈和我说：‘今天下午西头张大爷（张慎德）托人来咱家，想叫你去给他家放牛，我没有直接答应人家。’‘为什么不答应呢！’我急着问。‘他家的大黄牛你放得了吗？而且每天早上都得起大早。’我说：‘没问题的。他家那个牛老实着哪，我还给他家饮过牛呢！我牵着它到西坑去饮水，老顺当了，它总是走在我前边，拽着我走。’‘你乐意呀？那你可得吃点苦喽。’‘妈妈你就答应他家吧，我干得了。’我心里开始想事了，听妈妈说，放一个月给一斗小麦，一斗（我们那个地区一斗粮食时 5 斤）小麦正好够一个人的口粮。＂大小口一个月一斗＂么。 我常和孩子们讲‘我八九岁就挣钱了’，就是指放牛的是儿。我的东家就老两口，说起来我们还是一家子。张慎德虽然和我爸爸的名字都排个＂慎＂字，但是我们两家还比较远，不用查家谱，从张家老坟的布阵就一目了然。我的东家正好是张家老坟的看护员。老坟历史悠久。解放前从这个老坟里就已经分出了三个行政村——我们村西张庄（小张庄）、大张庄和筌里。三个村几乎全姓张，又各有各的祖坟，而且，每个坟地也都是比较大的，都有十几代的规模。尽管如此，按老规矩，每年清明节各村祭扫了自村的祖坟后必须到张家老坟集合，集体拜祖。而后，由我的东家出资招待上坟的全体老少爷们。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给他家放牛后，我才知道，他看坟并不是白看尽义务，老坟四周大约有二十余亩地由他种，收获全部归他所有。这样看来，他和张姓的关系也就摆平了。 真正有意识地去体味生活，体味农村生活，体味农活儿，好象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至今，凡是一回顾童年的生活，这段给别人家干活的经历，总会在脑海里翻腾一次。因为这短短几个月的生活，使我懂得了很多。按东家的要求，每天早晨必须在鸡叫三遍的时候把牛牵出去放，在早饭后东家用牛干活之前，把牛牵回家。牛必须吃饱。为了放饱牛，就必须知道这个牛爱吃什么草，什么地方有这种草，什么时候到哪个点儿去放，我都不发愁，我最打楚的是早晨起早，实在是太难受了，尤其是刚刚开始的那几天，每天都是在妈妈的推搡催促下起床。一旦牵上牛融入放牛的群体，融入田野的环境，就好象和天上的鸟一样自由。看起来很单调的活，每天起早牵牛、放牛、饮水、送牛，但是在田野里和伙伴们的活动却是丰富有趣的。用弹弓子打鸟、掏鸟窝、挖鼠洞、采野果其乐无穷。两三个钟点的野外活动后，满载着欢乐骑在油光锃亮的牛背上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按理说薪水还不低呢。但是，我只干了三个月，就辞掉了。辞掉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在第三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历险，第二件事＂怄气＂。 有一天，鸡刚刚叫过三遍，我和小鼠（张焕泽）、小狗（张伟栋）各自牵着牛往村外走，突然间听到枪声。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战争，对枪声并不惧怕，只是异口同声地说‘快点跑’！小狗牵着大黑尖牛跑在最前边，我牵着黄母牛在后边。三个牛好象都很懂事，齐刷刷地快步往外跑。刚要冲出村口的刹那间，‘别跑啦！把牛拉回去。’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敌人（我们那个地方过去把日本鬼子叫敌人，后来把国民党的各类部队统称为敌人）围村了。而且一定是伙会（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叫还乡团）来抢东西，大牲口更是他们最想得到的猎物。天还没有大亮，什么东西也看不太清楚。我从小胆小，听到喊声就吓了我一跳。‘小狗儿，快点跑！’这是小鼠儿发出来的命令。我们每个人都狠很地给牛一鞭子。刚跑上村外大道，＂叭儿，叭儿！＂＂叭儿，叭儿！＂几声枪响，伴着牛前边的子弹打起来的沙土，我们终于给镇住了。我们乖乖地把牛牵到他们指定的地点——庙前的小广场。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拨被圈回的了，那里有十几头牲畜，还有不少的人。小鼠儿和小狗儿各子跑回子家送信，我则径直跑到东家家去找东家。东家不起床，老太太急了眼。不一会儿就甩动着两只小脚，和我一起来到庙前。正好看到孙志义挨一个伙会儿抽嘴巴，他想要回自家的骡子，跟人家讲理。吓得我心里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伙会儿头儿样的向我们走过来，并且打着招呼‘哎呀，您怎么来这儿？’‘哦呀！是你们哪？他大姑父，咱家的牛也被圈来了。’我一听老太太和那个人的对话，马上就明白了，那个人肯定是她大女婿，人们经常议论的伙会儿大队长。不管咋的，这个牛断然是不会被抢走啦。‘孩子啊，你们快去放牛吧！’老太太一句话，把那三头牛全要回来。我们三个小子，马上牵着牛冲出人群，快速的离开人群；快速的离开村子，到我们熟悉的天地＂潇洒＂。然而，脑海里的后怕刻骨铭心。这件事儿，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讲，算得上是一次历险吧！ 第二件事儿，是由于我的幼稚，引起的＂怄气＂。 在我放牛的日子里，总的来说是以快乐为主。脑子里也没有什么雇佣、剥削、压迫的概念。可是，到后来，有些议论传到我耳朵：什么‘那么大点儿的人就知道挣钱了’，‘他们家也是，怎么舍得叫个孩子起大早吃那苦呢’！我嘴里不说，可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免不了时不时的闹点情绪。有一天，因为骑牛，我和小鼠儿闹了矛盾。我放的牛特别温顺，怎么骑它都成。我想什么生活骑，就把它牵到地沟、坡棱下借个高岗就上了牛背。实在找不到高坡，只要我把缰绳一拉，叫它低下头，我一脚蹬在它的龙门角上，它就会漫漫地一甩脖子把我送上脊背。我在它背上可以正骑、倒骑和侧骑，为了显巴自己的能耐，有时还在牛背上做站立等动作。小鼠和小狗儿羡慕的不得了。小狗儿的大尖牛挺凶没人敢骑，小鼠儿的老母牛顶人，一般人到不了跟前。他俩只得求我才能过一把骑牛的瘾。今天小鼠儿又来了瘾，在回家的路上要骑牛。他平时都直呼我小名，可今个就叫我二叔了：‘二叔，今儿我有点累，让我骑骑牛吧！’那没说的，都是好伙伴，‘好哇，可是你的牛我不敢牵。’他说：‘没事儿，我把缰绳给它盘上，它会跟着走的。’小狗儿牵着大尖牛在前边走，老母牛紧跟着大尖牛自己走。小鼠儿拉过我的牛就要骑，因为路上没有可借用的高岗上牛，只好蹬它的犄角了。不知道它今天犯了啥毛病，小鼠而的脚刚要去蹬牛角，它就头一晃，眼珠子一瞪＂呋＂的一口长气，朝小鼠儿袭来。小鼠儿可不是等闲之辈，抓着鞭子就抽打。打一两下我也就忍了，可他打起来还没完啦。更可气的是，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今天我打死你个吃里爬外的家伙’。我一听这话是‘话里有话呀’，我放的牛是他二爷爷家的，我肯定属于外人了，吃里爬外无非是指这牛太听我的话了。一旦我急了眼也不是好惹的。‘你放下鞭子，别再打我的牛！’我大声地喊着。‘什么你的牛，它是我二爷爷家的，你是个放牛的。’他这句话把我给噎了个倒仰，再也没说出话来。好在他也停住了手。我闷闷的回了家。一天都不愉快。第二天妈妈叫我起床，我就不起，妈妈问我：‘怎么啦？’我就是不说话。‘不舒服啦，你咋不吱声啊？’我的佞劲真够气人的，凭你怎么问就是死闷着，＂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两个伙伴已经把牛牵出来在我家门口等我。在妈妈的敲打下，我终于起来了，一见小鼠儿，我憋在肚子里的怨气有翻上来，我没有去牵牛，而是跑到后屋奶奶那儿躲起来。这可气急了妈妈，‘今天你不说出个理由来，我就饶不了你！’我横下一条心，就是不怕把事而闹大。结果真的闹大了。妈妈对我动了手，打的虽然不重，但是，我却铭记在心，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打我仅此一回。哥哥替我放了一早晨牛。后来妈妈知道了我的心事，到了月底，把这个差使辞了，结束了放牛娃的＂历史＂。 我们家是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解放前的两年，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很多很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决得那两年也很长很长。我不放牛以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进展，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减租减息＂、斗争恶霸地主、农会领导着要求长工资，村里成立青年队、儿童团、妇女会。这些和我们家都有关系，爸爸是农会的，得到了长薪的好处。哥哥参加了青年团，我和姐姐加入了儿童团。青年团是干大事的，象什么支前抬担架、挖沟破坏交通等都是他们去做。我们儿童团管站岗、放哨和送信什么的。村子里的大事儿，各个组织都得参加。我们那个行政村即没有地主，也没有恶霸，和别的村相比，显得很冷清。就在这个时候，蹦出来一个活靶子。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东家张慎德。张慎德是我们村有名的滑嘴皮，不但爱说，而且很会说，一张嘴就是一套一套的。再加上他家日子过得殷实，自己还会点武术（这是他看坟的本事），说话，从无遮拦。有一回妇女会在他家开会，会后他发现放在炕头的花生种口袋破了个洞。第二天他就在当街讲：妇女会开会偷吃他家花生米，还编了顺口溜。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妇女会不干了，找了村委会。我记得，我们村自从抗日那个时候起，就有个大家认可的村长，还有个保长，两个人都不错。所谓的村委会也就是村长和几个村里爱出头的人。解放前夕的村委会已经有了共产党。既然靶子自己跳了出来，为了改变村里的冷清局面，村委会为了保护妇女的声誉。开了一个批判会，张慎德向妇女们赔礼道歉。村里还罚他买十领炕席用来搭剧台。 谁知道，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就是我给他家放牛的那年冬天，不知道从哪来了那么多国民党的军队。我们村里住了很多兵。这个时候，我的老东家又跳了出来。他天天要找村长要炕席钱。当时的村长是我家隔壁的孙志山，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个时候，正是革命低潮。村里的党员们都很耽心，怕他向敌人亮了底。于是就向解放军的区小队做了汇报。没有过几天，张慎德就被掏走了。又过了没有几天，他就被送回来，给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