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卷纪事（原）

　　又一次坐在浙江大学信息处理中心宽敞明亮的计算机房里，为全省的３２万考生作写作上的评判。大楼的入口处，挂着警示横幅；每一个通向改卷教室的门口，都有工作人员的守侯，似乎在告诉你，这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所有的脚步都是匆匆的，如果不是门口的告示，谁又能想到，全省今年的考生的命运将在这里得到评判。哈，够严肃的话题吧。
　　（一）组长
　　我们的组长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从认识他开始，我就不曾见他笑过。不过也能理解，领导嘛，总需要一点威严，怎能跟普通人一样嘻嘻哈哈呢。忘了跟你介绍了，我所在的小组是改作文的，除组长外，另有组员３０人。组长姓黄，是某市的语文教研员，听说是个特级教师，在省内有点知名度。我们都以仰望的目光等待着他的发号施令。
　　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组长开始给我们发样卷了。只见他托着薄薄的一小叠资料，将一本本样卷飞扬到我们的桌上。样卷干脆利落地落在我们的面前，决绝得不带半点感情，如同我们敬爱的组长一样。教室里是死一般的沉默，只有偶尔的翻页声。
　　然后是讨论样卷。样卷是浙大的专家从众多的考生中随机抽样的试卷，他们根据已有的评分标准先作了评判，然后供我们讨论，然后根据我们的意见进行最后的裁定，以此作为今年的评判样本，因此在没有正式定稿前谁都可以对此提出批评意见。但当大组定稿后，则不能再作讨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文评判并不是改卷老师的水平评判，而是对改卷者是否领悟标准的一个评判。我们的组长大概想树立一种权威吧，凡是浙大老师同意的他都没意见，凡是我们提出的批评意见他都要作一番反面的辩解。比如有一考生写道：＂落花有意，绿叶有情，我犹如那落花，犹如那绿叶，对根有深深的眷恋。＂我们认为这段话很扣题，表现的是爱的主题。组长发话了：不行，本次作文材料讲述的是绿叶对根的情意，而落叶归根阐述的是另外一个主题，记叙文是不能多主题的，因此本篇文章只能打３８分。我的天，太可怕了！我笑问组长：＂儿子对父亲的爱与女儿对父亲的爱有什么不同呢？＂组长一时无语，末了又说：＂但我总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好，最多只能打４２分。况且那文字感觉是小学生六年级的水平啊。＂天！又是一句雷人之语。我身旁的一博士生曰：＂组长，看来我们的欣赏水平也只有六年级的水平啊，怪不得昨晚我看一篇文章就是看不懂啊。＂于是满室哄然。
　　改卷工作就在我们组长的威严与我等小民的玩笑中快乐地进行着。一日下午，大组组长发给我们每人一篇优秀作文，题为《无根者的根》。这篇作文命运坎坷，先是被判为４２分，后被判为５６分，最后大组抽查给予５７分。正当大家认真阅读时，我旁边的那位博士生突然两手一拍，大嚷道：＂哈，我厉害吧，这那５６分就是我打的啊，跟大组才差一分呐。＂这下可热闹了，大家纷纷打趣，要他请客，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才。这时，我们的组长发话了：＂你先别吹，这篇文章是有争论的。那索尔仁尼琴和米沃什在政治上有问题的，院长是看在作者文笔好才给高分的。＂博士不服气了：＂你说他们政治上有什么问题？＂＂他们思想反动。＂组长问答。＂他们不是思想反动，而是以前有过争论，但现在已经平反了。＂隔壁组的一位女教师为博士抱不平。＂有争论的人就是有问题，不能当作事实材料用。＂雷！组长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私下里我还真的有点怀疑，不知我们的大组长是否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米沃什的《白昼之光》，是否听到过普京对索尔仁尼琴的评语：＂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米沃什对祖国的深情自语：＂我是一个波兰诗人，不是立陶宛诗人。＂
　　改卷仍在紧张地继续，争论也仍在继续。笑声不时的从各个角落里飘出来，徘徊在教室上空。经过几天的磨合，组长的脸色有了明显的改观，偶尔，他那白白净净的脸上也会浮上难得的红晕。哎，人啊！
　　终于要结束了。组长怀抱着一叠信封，发给我们每人一个。信封很厚实，掂一掂，沉甸甸的。组长的脸是笑眯眯的。我们的心情也是轻松的。
　　可爱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