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校车想到

　　我一直在看关于校车的报导，因为总觉得那里不对味，所以一直都说不出什么，今儿忽然想到所有有关儿童的问题，我们甚少提的是监护人的责任，以前去留洋的同事或他们的朋友，常有把孩子寄在国内养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在洋人那边尽管儿童福利很好，但监护的责任非常重大，成本极高，如果一旦无心失缺，就得面临很重的处罚，甚而面临取消监护人资格——也就是这个孩子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属于这个国家，不是你的人口花息，不存在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问题，更别说赡养义务了，所以养育计划虽然是个人的私事，敢于多生的人还是很少——更严重的还可能有牢狱之灾。所以对于一个需要打拼才能立世的人来说，那几乎是一种奢侈，而成年的骄傲之一就是自己能够养得起一个年幼的公民，所以监护权被剥夺并不是利益的损失，而是一种羞辱。我们的法律本就不同，不管你养没养育这个孩子，也不管你是如何养育这个孩子，但他都是你的私产，或未来的保障，他都必须负担你的未来，所以愿意生，却恨不能让别人去养。生是一种利息，养是一个麻烦，还得公权利介入生育计划。我老人家不知道，看到洋人儿童福利的人何以鲜少提及洋人的生育成本和社会责任？我们能因为一个监护人不能尽到养育责任而剥夺他的监护权么？如果那样是不是更加物议沸腾呢？在我们的现行法律和文化面前，如果你一方面呼吁帮他养，却另一方面希望他能节制少生，倒真应了专家的话无异于缘木求鱼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并非他自己的要求，而是因成年个体的本能需要，是一个成年个体能力的象征，这在自然界中不是也如此么？你觉得自己不是动物了，但你却希望别人去负担超越动物界的社会责任么？如果大家都是以洋人为例，那么洋人是这样的么？弱者的尊严不是量力而行，而是对社会责任的放弃吗？
　　至于校车系统的设计如果要保证及时送达，且不能超载，就必须是区域内的幼儿园、小学人数定额上限一定，且不能超区域招生，不然设计以何为依据？否则超出区域范围的幼儿不是还得应该由监护人负责护送么？我老人家所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规划设计里面，都有社区幼儿园和小学，为什么总有幼儿需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上学？和洋人比我们都几乎是超大社区了，而幼儿教育又怎么适合大班教授呢？这如何能适合因人施教呢？小学教育也是如此，有谁能说说洋人的幼儿园、小学一个班有多少学生？活动面积有多大，是不是一定得配备儿童乐园里的设备——那些设备也是需要成年人陪护才可以玩耍的东西。设备过于齐全的学校，其实已经是负担了很多课外的东西。公立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该面向全民教育才对，不应有所谓的重点——本来洋人也是有的，只不过我们不能有，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同，我们有数千年的血缘加人情的社会积淀，分不清公器与私产。教育的根本在于常识，而不是机巧；对于自然的认知源自于观察，而不是光观，需要的是学习方法。
　　赵充国他老人家早说过了，人是一种避害趋利的动物，而我们聪明人的人多，就更甚。公立的东西一和私立的拉开距离，便成为垃圾，因为没有竞争力，留不住好的从业者。而一但开动国家机器，私营资本便不堪一击。我们总是找不到其中的平衡点，没法让人在是把利润分配到一个细水长流而相对有保障的时间里，还是集中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我们估计是大家都选择过劳死，或者混日子，也绝不能量力而行，更不会去为了某一爱好而做事的，总如巨浪涌来涌去。便是对于宗教也是如此，这几天在看《晋书》，晋一朝司马家儿除个把个先天不足者，前与刘氏、后较之李、赵、朱家诸子，皆可以称贤，何竟至幕府之乱，生民涂炭？无他，司马家儿解覆杯，却无力表率群伦，诸豪竞奢而言庄老，一叶蔽泰山，非不见珠玑，而不见者民生之痛，纵玄而又玄，又何能见之于庄老？晋之一朝，于外所乏者，山西将种，于内所匮者，齐鲁能臣，非关先秦诸子之学，亦实非司马弱嗣所能持——诚如晋恭失国时所言：＂晋氏失之已久，今复何恨？＂——其明如此，在于野必为达人，此所以不能见容于寄奴——朝事本早不为司马氏所能制，其实世人皆知，诸豪所不能忘动者，正司马儿所失甚小故。临渊羡鱼，至少还有所凭，空言谈玄岂能谓之清？谢氏淝水一战，便名垂后世，然＂黄须鲜卑奴＂亦能敌权奸。安石之后，二世而渺无所闻，若辈亦岂能称英豪？
　　昨儿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满蒙弃明季之火器而至鸦片战争之败，然明有红夷火炮不是也没打赢满清之弓马么？我们在汉朝即有浑天之说，而，唐人作《晋书》犹以为确，后世仍以天圆地方为圭，何之？科学假时政以入世，便关于世运，何人敢冒剐族之奇险？晋之清谈所以流毒于后世，并为诸贤所向往，在于文化不再是先秦时各依其理而争鸣，而在于营造气氛以为己之用，使达人亦不能自辨。
　　罢黜百家而独尊一术，文化不以学而因霸立世，其害甚于天灾可知。＂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溢美于前，必罹祸于后，因万物皆有其度。学人最忌者，实为盲人摸象，而不循其因。尔能言，人亦能言，非人不依尔之言即为禄蠹、走狗之流，明辨是非，岂能如小儿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