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有着共同的底线原则2张宏良

　　问：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中国的经济在这方面还存在哪些制度缺失？span
　　答：我理解你这里使用自由经济的含义，是指不能为所欲为的乱来。不过，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讲，的确是自由经济，只是关键的关键在于，这种自由必须是买卖双方的自由，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自由，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比如我们上面讲到的股市，违规者有非法获利的自由，受害者没有获取赔偿的自由；开发商有扒掉居民房子的自由，居民没有进住开发商家里的自由；老板有非法占有工人财产（拖欠工资）的自由，工人没有非法占有老板财产的自由；商家有制假售假造成消费者损失的自由，消费者没有造成商家同样损失的自由；医院有将贫困患者拒之门外造成死亡的自由，患者没有追究医院刑事责任的自由；学校有高额收费获取暴利的自由，学生没有拒缴学费的自由等等。正是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一个正常的市场必须是双方都有自由的市场，对方的自由就是自己的风险，风险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还会给对方带来利益，为了避免自己损失和对方获益，大家就都不敢轻易违规。
　　让违规者风险大于收益，让受害者收益大于风险，是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管理经验，无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现代市场文明最发达的美国，在管理上的共同特征，就是设法让违规者的收益无限小，让违规者的风险无限大，并且要让受害者获得额外收益，让维护公平举报者和打击违规者获得惊人重奖。只要处理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市场就能正常运转，美国证券监管就是很好的实例，大家都知道美国证券市场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市场，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就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管理的干干净净。
　　一是发动群众监管，美国法律规定，凡是举报股市违规者，以违规资金的20奖励举报者，并且不用自己举证，由被举报者自己举证，这意味着你发现一个违规庄家立刻就发了，足够吃一辈子，大家都想发现违规者发大财，违规者很难藏身。可是我们前些年出了一个打假英雄王海，很快就被立法部门、政府部门、商家和媒体联合消灭了，最荒唐的是王海状告天津劝业场厕所收费违规，天津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劝业场退还王海一人3角钱，官司打了2个月，胜诉的王海只是收回了多收的3角钱，类似的判决向整个社会宣告了违规者的伟大胜利。所以说，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绝不是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的问题，而是在制度和法律上人为设计的结果。
　　二是有罪推定原则，就是被中国知识精英咒骂了30年的司法原则，有罪推定也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由被告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其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论，要证明自己无罪，就拿出证据来。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300家券商就是害怕举证而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还有德国一家养鸭场发现鸭子出了问题，又不知道是谁家饲料的问题，干脆把全国饲料厂告上了法庭，所有饲料厂都要举证，要想避免高额举证费用，就会互相举报主动查出真凶。如果中国现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消费者可以随时状告商家厂家，由商家厂家自己证明和消费者的损失没关系，证明自己产品服务没问题，所有的验证费用由商家厂家承担，还会有这么多伪劣假冒商品和有毒有害食品吗？就中国人的主动性来讲，我想肯定不会超过三天，所有伪劣假冒产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会消失的干干净净。所以，今天的伪劣假冒和有毒有害产品，同样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尽管设计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其危害已经使发展经济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
　　三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保证美国市场文明的一大法宝，源自于中国改革前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处理，把事故分为两种不同性质：道德问题还是一般责任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决定不同处理方法。如果是一般责任问题，则属于事故性赔偿，该赔多少就多少；如果属于道德问题，则启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公司来讲就是破产，把全部财产赔偿给对方，对于超级跨国公司来讲也要伤筋动骨。98年美国通用汽车案就是典型，一家三口开通用车出了车祸，其中女儿受伤，通用公司因为无视设计缺陷可能给消费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国加洲法院裁定属于道德问题，惩罚性赔偿43亿美元。43亿美元即使对于通用汽车这种大公司来讲，打击也是足够沉重了，足够记取一辈子。还有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公司，就为一次做假账主动拿出20亿美元赔偿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司法部的饶恕，最终被逼破产。
　　四是信用档案制度，和以往中国档案制度的作用一样，一旦有了道德污点无论走到哪里都抹不掉，小污点难受一阵子，大污点难受一辈子，搞跨英国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法律在经济上和事业上判决了这位金融天才的死刑，永远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我们中航油公司总经理陈久霖，就是因为在新加坡市场上隐瞒了一笔期权交易的信息，被新加坡判处4年徒刑还挨了鞭打，至今还在新加坡监狱里，所以新加坡市场才和美国市场一样的干净。
　　其实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管理制度已经很完善了，我们搬过来就可以了，根本不存在所谓制度建设的探索问题，目前中国市场的混乱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制度缺失问题，实际上是制度的反向设计问题，是人为的反向设计，目的是维护权贵资本集团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过去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其实质是为掩盖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问题。比如过去一直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叠床架屋地制订各种法律法规，无所不包地对市场进行各种规范，结果市场秩序不仅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恶化，法制建设的唯一成果就是形成了权利的日益市场化，法制建设变成了权利市场化建设，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所长就能拥有100多个情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法制建设，那个车管所长是不可能养得起100多个情妇的，市场加法制，就使他通过权力的出售拥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这就是中国的贪官污吏拼命高喊法制建设的奥妙所在。反过来看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就会发现，人家的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而是道德经济，是伦理经济，是诚信经济，包括法制本身都是以道德为根本，以道德为标准，法制的法不是指社会法，而是指自然法，什么叫自然法？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讲的天理良心。法律一旦违背了天理良心，就会成为作恶的工具，就会成为逼良为娼的恶法，中国搞法制建设法制经济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司法领域一直就是腐败最严重的领域，所谓法制建设也就变成了用腐败最严重的领域去治理腐败不太严重的领域，结果只能是所有领域的腐败都越来越严重。现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应该纠正过来了：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观念的工具，舍弃道德搞法律，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一部《水浒传》都在讲逼上梁山的道理，被什么逼上梁山的？就是被恶法逼上梁山的，恶法统治是一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