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怀念启蒙老师，袁炳纲美文王老师

　　《王老师》作者：袁炳纲
　　王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上小学那年，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一年秋，那年我虚岁七岁，王老师没有在年龄上卡我入学，别的孩子至少虚岁八岁。
　　也许是因为我小时肯长，看上去个头比同龄人高一点，面容老气，给人感觉年龄大点吧。也许，我的父亲也是老师，王老师看在同事的面子上，网开一面，给我开了绿灯。
　　反正我在那十多个人的班级里，至少比别人小一岁，以至于原本我一堂兄，因上学比我晚两年，在村子一直称我为兄，叫了我十多年哥的现实。
　　这简直和部队一样，不看年龄看军龄。其实中国人好象从来就是这样看人看事物的，不是有出门看天色，进门看成色的俗话？还有看菜吃饭，看人做事等醒世恒言……
　　我也是这样看王老师的。王老师人高马大，大裆裤子圆口布鞋，裤筒底用布带扎着。上衣是老式的大襟长衫，系纽扣要到很不顺手的腋下去系。周身上下没有一个口袋，擦鼻涕的土布织成的手帕，用一根线绳子拴在腋下的用布绺挽成的老式纽扣上，并在那大襟下边藏着，不，正确的说法应该叫装着。
　　王老师那手帕，为了系带方便，拴绳子的地方弄了个疙瘩，疙瘩是手帕内偏中的位置用手帕上自身的布隆起扎的。绳子扎在疙瘩上，手帕不会滑落。
　　正象王老师有时生气了，抓住我们某个人头顶的一撮头发，这头发下面，自然带着一块头皮。如果再狠一点，把这头皮抓起来，在皮下转圈扎了一根绳子，使皮形成一个疙瘩一样。
　　王老师剃着光头，头的顶部比一般人的高一点，所以脸显得忒长。颧骨高，嘴大而窝一点。再说他那眼睛，小而长，并时不时眯着。 ＂怪不得一村人都叫你王眯眼。＂我看着刚认识的王老师，心里这样说。＂王眯眼＂是我村人送王老师的外号。
　　王老师穿着土气，面容老气，看上去俗气，一点儿也不象我想象中的老师的形象。
　　可不是吗，王老师备课，批阅学生作业，全部用老古董——毛笔。两支小字毛笔一支插在红色墨水瓶里，一支架在那带有笔架的砚台上。 王老师喜欢在他那黑色的石砚台上蘸水磨墨，那石砚台上有专门磨墨的坑。王老师爱叫那些学习好的学生站在他的办公桌旁，给他研磨墨，看他如何握毛笔，如何写毛笔字。
　　王老师握毛笔要求大拇指，食指，中指捏住笔杆，无名指在后，并稍偏下一点，这样，写汉字那＂提＂的笔画时，会利用无名指向外向上的张力弹力，轻松一点。又说：这样握笔是＂标准姿势＂。
　　王老师拼音教得不行，这也难怪，王老师家在离我村五里外的凉马村。凉马村号称十里烂凉马，人口多达二千余口，自然村四五个。但王老师的家不烂。
　　王老师的先祖据考证明朝时在城里卖坨坨馍。这位先祖人朴实，生意讲诚信，面又是自家地里产的冬小麦，用原始的石磨磨的。自家的地属渭北山区唐昭陵旁的山地，这里阳光充裕，雨水丰沛时小麦熟得滚溜儿圆，所以面的质量很高。 面好了馍好，馍好了吃馍的人多，加之陕西人习惯吃馍，故几年下来，这位朴实勤劳的先祖发了家。于是在老家又置庄宅又买地......
　　王老师属这个路北家族的一个分支，分家时分得地多，解放时因地多，被认定地主成份。
　　可地主成份没带分子，如果地主成份再带上分子，就属于地主分子了，地主分子是需要管制的，一切活动要受人民政府的监督，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过，这分子帽子在一个家族似乎有某种规定的数量，可以变通。
　　我三爸的岳丈原本是地主不带分子的，分子按理是他的兄长的，可手足情深，这个兄长脾气不好，凡事爱和人较真，弟怕兄长吃亏，主动请求把这顶帽子给他戴上。工作组准允了，指标达到了，人换了，帽子给他戴上了。反正在他们兄弟之间，又没给别人。
　　穷不离猪，富不离书，到清朝时，满人当了皇帝，王老师家还属于不穷不富的农户，所以他家既养猪又读书。也算是家风不变，耕读传家吧。
　　王老师去读书了，那时读的是国语，蒙学学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王老师边耕边读书，他的老师穿长袍马褂，他后来当了私塾先生，也穿马褂长袍。这也可能算继承传统穿衣文化吧。
　　解放后，王老师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身份转换了——人民教师或叫教育工作者，被公派到我们村教书。
　　王老师教学严谨，课堂扎实，课后作业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甚至苛刻，虽然上级已经明令禁止体罚学生了，可王老师还时不时搞一点残留的体罚。所以教学质量一直在我们建陵乡名列前矛，深受我们坡北这个小村人的拥戴，我们村上的人一直不让王老师调离我们村。 时代变了，教材也变了，那时的课本是语文和算数，内容是：拼音字母，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人手口，马牛羊……
　　拼音字母王老师没有基础，似乎教得不行，什么四线三格，什么一七八不的变调，什么前鼻韵母，什么卷舌音等，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印象最深刻的是王老师的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似乎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变化，识字教学是王老师的强项：严得很，教法还是私塾先生那样呆板，每课的生字，都要求听写，并且笔画顺序要求严格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的规范顺序书写，并要求一丝不苟。 这时的王老师，便在原来土气老气俗气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气：是厉气了。谁的生字听写不下去，王老师会给你设单锅另灶，必要时，甚至会抽你脖项。 王老师一生气，声音大了，个子更高了，眼睛也不眯了。大声，大眼，大个子，大襟衣服也显得没有以前那么长了。
　　王老师确实太严厉了，一次，天黑得书上的字实在看不清了，还不放学，还让你读书写字。实在忍不住了，终于有几个同学向我努了努嘴。这意思我知道，是让我提醒王老师，放学。 我当时天资颇聪慧，也算是王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吧，这话我敢说，别的人不敢说。＂王老师，书上的字实在看不清了……＂我嗫嚅着。 ＂再弄一时，你看你村人都把我叫王眯眼哩，我这眯缝缝眼都能看清，你们那么大的眼还能看不清！＂王老师声色俱厉，不留一点余地。 王老师抓识字教学，凭的是功夫。这功夫确切说：是时间，是死记硬背。
　　除了延长放学的时间外，他还提早到校时间。 当时的学校是古庙改造的，这古庙在我们村子的南边涝池岸旁边，离村还有大约五百米距离，来校要经过几块麦田，早晨到校过早，我们害怕，那时有狼，时不时有狼叼娃的噩耗。
　　因而，一年四季，每天早早的，王老师便起床来到村口接我们，从不间断。 王老师的教学，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有时又很能结合实际，一次全乡搞文艺汇演，我和另一名同学表演了等同于如今的一个相声节目吧。反正我两个分别从舞台的后两个角，跳着蹦着出来，嘴里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社会主义好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相声的内容是关于鸡的，只记得词有：公鸡母鸡来航鸡，娃娃爱的掐仗鸡，老婆爱的下蛋鸡，还有黄土地里大胡基（土坷垃）……其实今天不是这些鸡，今天这机是耕地用的拖拉机，磨面用的磨面机，织布用的织布机，纺线用的纺线机，天空飞的是飞机，地上放的是打麦机，左一个机，右一个机，新社会，新器机……
　　这个节目是王老师编排设计的，内容紧跟时代脚步，在比赛中获得名次，我也得了奖品——一本象样的笔记本。
　　王老师还有一样时髦新潮的物件——一枚条章。这枚条章专门配有一个盒。盖有卡槽可拉开，里边除了搁那个浅黄色塑料章外，另一头有专门的印色。那章子是两头都刻字的，一头是＂好学生＂三个字，另一头是＂王致达＂三个字。
　　这枚条章的作用有二：一是专门给背诵过课文的学生，在书本目录后边盖的。你哪篇课文在他跟前背诵了，他便翻开你的语文书，在扉页那课的目录位置处，用章子蘸上红印色一按，便出现了三个红字：＂好学生＂。 一本书，他教完了，目录上好学生也要盖完。那时，他要求所有课文全部背诵，一课也不能马虎。 当然，人拿起章子，往往不可能细看那头是＂好学生＂，那头是＂王致达＂，也不看字的反与正，所以我们那时的语文书的目录处，一学期下来，全都是正着反着的＂好学生＂和＂王致达＂。
　　我们那时背地里经常说：好学生是王致达——＂王眯眼＂。但不管正反，反正都是红色的。
　　红色在那个时代，代表的是前进的方向，是全民推崇和喜爱的色彩。
　　我们学校那时有学生四十多人，年级一二三四，四个年级，王老师有时忙不过来了，那枚印章便交给第一个背诵过课文的学生掌控，其他人在这位同学跟前背诵后，让这位同学盖那枚神圣的印章。
　　那时，为了争到这枚印章的掌控权，我常常第一个在王老师跟前背过课文，什么＂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什么＂小五更＂＂刘文学＂到现在还记得一些文中的语句。
　　当然，无论谁掌控这枚印章的盖印权，是丝毫不能循私舞弊的，因为王老师经常抽查。为此，我虽得到王老师的夸赞，但经常得罪不少学友，有时导致他们和我几天不说话。
　　那年夏天，王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买来了槐木和椿木板材，一下子给学校打了大约三十套课桌凳，并马上用红漆油漆好。一直爬在木板上上课做作业的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再也不怕书包没处放了，再也不会因桌面凹凸不平而划破纸了，我们张狂得只差吼起来了，老想寻一个发泄的机会。
　　终于这么一天到了。那天王老师去乡上开会去了，把学校交给我们几个所谓学习好的，稍微大点的学生管理。 那时已经到了冬天，学校门外的涝池已经结了厚厚的冰，那过去安放神像，如今改造成教室的古庙，房顶的雪也开始融化了，房檐头雪水滴滴嗒嗒向下流着。院子里冰冻的土地化开了，脚踩上去容易湿鞋粘脚，我们就在教室里发泄疯狂。 我们把新课桌并在一起，不知谁在哪里捡拾了一块牛的脊椎骨，还有人在家里偷来了小娃的花衣裳，给这块骨头穿上。之后，用一根向日葵秆从椎骨中间的空隙穿入，站在桌子上，扭起秧歌，唱起了秦腔木偶戏。 我们南腔北调，狼腔古怪地，不着天不着地的跌绊鼓捣，尽情地丰富着这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文艺会＂，完全忘记了王老师走时的吩咐。 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拍。由于以前没给一名同学盖＂好学生＂那枚印章，一个同学把我们告发了。虽然说，临王老师回校前，我们已打扫完＂戏场＂，象平时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并装模作样地写划着，似乎没留一点痕迹，但那名同学在王老师的砚台下压了一封告发信。
　　信的内容是我们如何唱戏，如何扭大秧歌，如何垒桌子，至今还记得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把桌子垒得足足有一丈来高。
　　这么严厉的老师，遇上了这么调皮的学生，这么调皮的学生又干下了这么不着边际不靠谱的＂勾当＂，王老师简直气昏了，简直要咆哮了。
　　好处是王老师当时已近五十岁了，年龄使他还能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象审犯人一样审查了我们一通，又象收拾贼一样收拾了我们一番以后，宣布处理政策：每人赔桌凳损失费三角。王老师没有打我们，原因恐怕是参于的人太多，法不治众吧。 当我们一行＂坏＂分子端端正正，不，应该是端端低着头，正正掉着手，甚至有眼里含着泪花时，那名告状的同学站在王老师旁有点揶揄，又有点得意，还有点幸灾乐祸。这时，我们的行列中又有人给我努嘴使眼色了。
　　＂王老师，疙瘩把你那漆桶取出来，给上边架了从涝池砸来的冰块，在太阳底下晒。冰消了，水淌不下去，他又用自行车辐条给上面钻了三个眼，你看看你门背后的漆桶。＂我边说边看着王老师，告我们状的同学小名叫疙瘩。我真有点气不过，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你这个疙瘩太不是个疙瘩了。 火点着了，王老师看了看漆桶，又补充宣佈：＂疙瘩赔一元伍角。一个眼儿五角，三个眼。＂我们那一行＂坏＂分子，当时乐得只差又要唱戏发泄了......
　　孩子终归是孩子，这恐怕是天性吧。
　　老师还是老师，这不，第二天大清早，尽管罚款还没有完全到位，王老师又在村口接我们了，又仔细检查每一个同学的手和脚，如果谁的手和脚上冻裂的口子太大了，他又会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从墙上的报纸包中取下那块已经发黄了的老猪油，点亮煤油灯给你烫伤口，并不时地吩咐不要怕疼，越疼越好得快。
　　这时的王老师确实不象老师，倒象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有人说天冷冷的是穷人，天热热的是所有人，其原因是穷人冷天衣服单薄，抵挡不住凛冽的西北风带来的寒气。
　　冬天，王老师比平时更象老师一点，尽管他也和大家一样，戴着袖筒，扎着裤腿，但王老师有一双苏州棉窝窝，那棉窝窝那么大，那么臃肿，真象电影里地主老财穿的。
　　王老师还有一皮褂子，尽管这褂子和常人一样，是披在身上的，领下有一相当长的布挽的大扣子，为了防止褂子滑落，从颔下这头拴到那头，但面料似乎比常人的好一点，且干净一点。 苏州棉窝窝我村只有看病的二先生老中医有一双，其他人没有。皮大衣有的人好几个，不足为奇。不过电影中的地主都有瓜皮毛帽，都戴老式有点色的石头眼镜，似乎还都拄着相当讲究的龙头拐杖，这三样，王老师没有。 一阵西北风来了，王老师象常人一样，照样往下缩脖子，恨不得把他那光头缩进衣领里。总之，王老师不象地主，不象农民，也不象先生。那王老师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
　　确切一点说，王老师还是先生，还是老师，那天我捣乱作怪，学村上跛子三爷走路的样子，跛子三爷撵不上我把我告到了王老师跟前，王老师对我这个得意门生雷霆大发，勒令我上门向三爷赔礼道谦。我被逼无奈，含泪去了......
　　转眼又一个夏天来到了，该王老师清伙食账了，王老师拿出毛笔记下的账单，又开始付费了。王老师平时吃的是派饭，一个娃一天，俗称一天吃一个＂娃＂。 有时有粮票，王老师一顿饭付一角钱，三两粮票。有时没有粮票了，王老师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麦，用小麦支付。 因嫌一家一家过称麻烦，王老师改用搪瓷缸量，也不知他这一缸够不够一斤，反正他按一斤算。一斤小麦三角钱。但王老师用缸量时很小气，明明看到缸抹平了，他又把大手立起来，用掌边的立棱再刮一下，使平面一下凹进一个类似半圆的坑。
　　王老师这神态，常常使我想起语文课本中的地主刘文彩。我真想说：＂你就是一个身边的刘文彩。＂但不敢说。不知王老师这满缸的麦子会不会超出标准的一斤重量，更不知刮了以后麦子的重量够不够一斤。
　　反正，一装进学生的书包回家后都倒进了家里的麦囤，没有人实际计量。更何况谁家的家长都不会计较这一斤半两的，尽管那时粮食异常困难，饿肚子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村家长觉悟不高，但肚量不小。
　　在王老师严厉苛刻的教育教导下， 1965年秋，我们学校四年级八名考生，在全乡升完小的考试中，又一次名列前矛，前十名我村占了三名。当然又是打了个满窝，全部升学，一个不剩。 升入高小以后，我进一步认识了王老师识字教学的扎实性，因为我们村的学生识的字明显比别校来的学生多，并且都能写出来。王老师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又高大了一些。 高小上了不到二年，课也学得差不多了，受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便乱了。我们这些够不上红卫兵的毛头碎娃只好落了个红小兵的光荣称号。虽然小，我们照样写大字报，照样摇旗呐喊跟着时代的车轮向前滚动着。
　　那时是公元一九六七年春夏交接的当儿……
　　此后，听到王老师的消息便是王老师在全县教师集训会上遭到了严肃的批判…… 再此后，是王老师被开除了公职的消息......
　　记得当时我曾打听原因：一是在他家的阁楼里抄出了蒋介石的画像；二是生活作风问题。不过，第一条罪状有凭有据，不能说无，应该叫确切，第二条罪状据说一直没有落实。
　　但不管虚实，王老师被开除公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是大会上宣布的，是文化革命的赫赫战果之一。 后来，尽管几次碰到了王老师，心里还准备着上前问候一声，但总因人多没有走上前去。有时甚至面对面时，还是有意避开。我不知我这种做法是正确还是错误，只是事后觉得心里有些许愧疚。 其实，问一声和不问一声对王老师已经无所谓了，他那时已经是个农民了，身体已相当佝偻，头也低下了许多，嘴里似乎掉了牙，那大嘴陷下去了，导致颧骨更加突出，那眯着的眼更眯了，并且深深陷进去了。 头上向后拴着条肮脏的毛巾，脚上是一双烂得棉花能看见的棉窝窝，手上没有戴袖筒，光手反向插进两个袖子边沿。仍然是大裆棉裤大襟棉袄，不同的是和我们当年上学一样，右肩挎着一个长长的布袋。
　　我们那布袋是装书本的，不知王老师这布袋是装什么的，一付寒碜可怜相…… 时间大概前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了，那些文化革命中处理的人慢慢开始平反昭雪，有的已恢复了公职，开始工作了。
　　可王老师还没有，听说王老师为此事不停奔波劳顿，那肩挎的长布袋内装着锅盔，经常往返于凉马到礼泉县城的路上。
　　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其原因是没人能证明他那所谓的作风没有问题。但这二个人间的事，谁能证明呢！况且，又是这种＂花＂事。 好不容易，王老师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恢复了公职，但这时王老师的年龄已到了退休年龄，不能再工作了。
　　不过，按照政策，政府给王老师补发了工资，让儿子接了班。王老师总算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听说王老师这次解决他这问题，是某单位内部人提醒的：不要拿可怜来弄事了......
　　我这时又做出了准备，下次见到王老师时一定要送上句问候。可是，没有下次了。不久，王老师病故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这时，我又一次愧疚，总觉得心里欠王老师一点什么，所以我写了这点短文，权当对王老师一次迟到的问候。
　　作者：袁炳纲，生于一九五五年，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镇坡北村人。一九七二年参加教育工作，执教于坡北初小。一九九六年调入原建陵教育组，二零一五年退休。小学高级教师，从小热爱文学，先后在陕西日报，咸阳日报，秦都文艺刊物，西部网络文学等平台上发表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