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要把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唱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长大的，歌里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的唱词，这些唱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社会主义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办好事的，把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历史的天经地义。
　　1953年11月4日，毛主席在谈起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时，指出要言及社会主义，他说：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毛主席认为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是一个纲，纲举目张，靠小农经济做文章，不靠社会主义，要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毛主席虽然说的是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事情，但体现的却是他办社会主义的一贯理念和思想。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十分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和生活问题，他说：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他还举了正反两个例子。一个是汀州，政府对群众没柴烧、没盐吃、没房住、米价贵这些问题不讨论、不理会，结果呢？工农代表会议都召集不起来，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就没人响应，没有什么成绩。另一个是长冈乡，对群众生活就比较上心，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碰到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结果扩军、销公债等工作就很突出，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了红军，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
　　毛主席因此得出一个结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就必须做到关心群众的生活，他说：
　　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共产党人就是靠着把为群众做好事与革命联系起来，才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没有群众这个铜墙铁壁，反革命的铜墙铁壁就不可能被打破，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一点都不会存在。
　　社会主义革命呢？同样也离不开群众的拥护，自然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好事，把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人民才能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真心地拥护社会主义。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做好事在走上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性，他说：
　　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人们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
　　1956年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在论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对于工人，他指出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工资。在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对于农民，他首先指出了一个错误和教训，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引起农民不满，于是在1955年少购了七十亿斤，并搞了一个定产定购定销，让农民手里增加了二百多亿斤粮。他还指出要吸取苏联高积累给农民造成的伤害，他说：
　　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导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只争朝夕，力争上游，为了建设一个人民的新中国而奋斗。政治上，把人民管理国家作为一项基本权力，实行官兵一致，官民平等，发扬人民民主，严格执行工农兵在参政议政中的绝对比例，提高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在那个时代，纺织女工吴桂贤、农民陈永贵可以荣登国务院副总理，赤脚医生王桂珍可以成为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这无不是劳动人民政治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和显著特点；在经济上，人民群众享受着社会主义的各种福利，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合作医疗，免费教育，物价稳定，无通货膨胀和高负债之累；在文化教育上，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在医疗卫生上，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了完善的以防为主的医疗卫生制度，消灭了大部分传染性疾病，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人民的生存质量和人均寿命都获得了世界性赞誉。
　　当然，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由于经验等方面的原因，必然也会存在服不好务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的原则是有则坚决改之。
　　人民公社化初期，有些地方由于认识不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了，把按劳分配当成了按需分配，在公社范围内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现象，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财产上调，贷款收回。毛主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纠错，他认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他认为这种行为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两个字退赔，坚决退赔，破产也要退赔。1961年2月8日，毛主席在同一些同志谈话时对于退赔这个问题，他坚决地说：
　　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对于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毛主席也尤为重视，他的几次谈话，都体现出他对人民群众的大爱。1964年6月24日，他在与越南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中国高级干部保健工作：
　　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你不给看？不给治？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当他听到茨坪人民公社的社员反映农村缺药少药、生了病得不到及时、很好的治疗、大城市里的医院老百姓又去不起时，他感到很是惭愧，说：
　　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与一些医务人员进行谈话，他非常严厉地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在这个谈话中，他提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在医疗卫生方面，毛主席进行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卫生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曾在一篇专访中说：前30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说：
　　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毛主席时代，再也没有比为人民服务更响亮的口号了，这句话，概括了一切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初心和方向，把所有的好事都与社会主义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人们在享受各种优越性的同时，自然也把社会主义当成引以为自豪的一种制度，并为之而奋斗。
　　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办了好事，群众自然会把感激之情回馈于党与政府，这种密切的关系在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和故事之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如共产党人为西藏修建道路，搞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帮农奴翻身解放，西藏人民就自然联想到共产党，联想到《毛主席派人来》，就会高兴地唱道：
　　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罗彩云把路开高，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毛主席呀派人来，神兵下凡界罗风扫乌云开，千年的大山被推倒，百万农奴站起来。我们高举红旗火把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呃，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
　　人民群众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的福利和幸福，就会自然地哼唱起《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
　　还有广为熟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库尔班大叔，共产党人把他从牛马不如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让他拥有了土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便把这种感激之情施之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埋头苦干，成了劳动模范，他还要骑着毛驴去北京，坚持要见一见毛主席，最终如愿以偿。
　　1961年1月29日，毛主席在南京同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谈整风整社问题，他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5年6月16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和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他认为建设规模和投资项目脱离了实际，主张留有余地，他说：
　　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1966年7月11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在谈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问题时，他说：
　　一个政府要做一点好事。你们的政府要能为国家、人民做些好事，有些好处，就站得住。
　　这句话，毛主席是说给客人的，更是毛主席几十年经验的高度总结，是毛主席胜利的法宝，为人民做些好事，这是立党之本，立国之本，有了这个本，就站得住，就站得牢，就站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