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车劳顿,欣欣然的去,疲劳倦怠的回,真是截然不同的种心情和状态。不管是线上抖音上的心声呐喊,还是线下众人的感叹,大概都是异曲同工的心态吧。在人山人海行军式的旅程中,精神上没有得到更多的放松,身体却已超负荷,呵呵,这就是我们大都数人的五一假期。是不是你开始怀念和更加喜欢上班的日子了?写到此处,我不免骄傲而狡黠笑了笑,嘿嘿嘿,真想和广大"劳苦大众"们握手拥抱,并告诉他们我更加热爱我的工作了,至少不用在炎炎烈日下像个鱼干一样排队几个小时,我更加喜欢我的办公桌,还有窗纱后面的那一排绿植和绿荫。如此说来,难道一点收获没有吗?用得着这么消极吗?是啊,一句名言不是说吗?读书万卷不如行万里路!一路的行程,所见所闻所感颇为丰富而沉甸。 女儿早早的提前一个月就筹划(预谋)好了她的五一假期:南京溧水2019咪豆音乐节。虚岁16岁的小人儿(实岁14),车票,酒店,地址,行装等等一切自己搞定,我和先生一点没有参与,只是30号中午她准备好了才微信上告诉我们一声:老妈老爸我走了。如同她往日里背着书包上学出门时的一声告别招呼。当我还在她婴儿肥的嗲笑回忆中沉沦时,事实将我救赎,我的宝贝长大了,她的羽翼逐渐丰盈,迎接她的是另外的一番天空。等时光蹁跹之后,剩下的只有白发的我和行动迟缓的先生相依相伴,共度余生。少年夫妻老来伴。虽然前段时间和先生有些不愉快,但深知这个道理,便释然了。看再多的心灵鸡汤,还不如用自己的大度包容煮一碗清汤来得养胃益心。 由于孩子还小,又是女孩,先生总是一百个不放心,提议咱两也去,可以不进场音乐节会厅,但可以场外看看女儿住的酒店,观察和什么朋友同学一起?吃的怎样?东西够不够用?如果有急需,咱们还可以后方支援。我心里暗笑我先生就是奴隶的命。虽然明知天下父母心,可我比他放得开。成长就是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不经历哪有阅历?温室的花朵从来不能抵抗风雨和雾霾。每年节日里都有大家庭的聚会,我们参加完了酒店的聚餐以后就在家人的叮咛道别声中启程了。此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从离开久住的小城到达溧水是夜里22:38分,女儿已经在散场的途中,我们只管在车内一窥究竟即可。如我所愿,一切安好。会面女儿,商定第二天2号我们三人去南京的几个景点游玩一天,其实最想去的是我,一直想看看侵华南京大屠杀同胞纪念馆。先生完全充当的是司机,女儿是陪伴。幸福是什么?幸福也许是物质带来的满足感,更多的是家人的健康和陪伴,家庭的完整和和谐。 如期而至,上午都是在拥挤的排队中度过,一直排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蜗牛式的到达展馆的门口。全部真家伙武装威严的年轻人站岗和维持次序,义工们负责捐款和发放白菊和纪念品。 排队的其间,会让你的五官大饱感受:高矮胖瘦,奇装异服,雅的俗的,嘈杂声抱怨声孩子的哭声,黄色皮肤白色皮肤,汗味和优劣不等的香水味......如果说社会是个大染缸,这里就有个小染缸,但很有意思。这里的染缸没有褒贬之分。纯粹只是比喻一下。 进入展厅,先是室外露天的石雕。看着一座座痛苦的表情,内心的同情和痛苦愤慨一并如山崩海啸一样轰隆隆而汹涌。日本的反人类的孽行让我们的同胞深入炼狱,让无数的家庭破裂,让老无所养,幼无所依,让国家生产经济跌入底谷。逝去的同胞我们只能 缅怀祭奠你们,同时也不忘国耻国恨,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团结安定。对于我们全家的绵薄之力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不买日本货。 厅内有万人坑,有同胞的万人册,许多日本当时的种种残暴血腥的罪证展示,有国民政府鼎力抗日的照片和将帅烈士等名单照片。印象最深的是外国友人的照片和事迹。因为自己帮助自己是本分,别人的帮助是人道和友谊。他们是中国人民南京人民心目中的"活菩萨"、"守护神"! 南京沦陷期间,在各国使者、记者等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南京成为人间地狱时,还有20多位外国人自愿留宁,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一篇<<世界的呼唤>>上,认为西方传教士们在这时撤离南京,无异是"逃跑"。从1920年就开始在金陵大学历任教、曾任金陵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的美籍教授贝德士那时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没有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金女大代理校长魏特琳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并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金女大难民所后来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还在金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设立职业训练班,创办一所女子实验中学,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也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利用自己的德国人身份,统筹安全区工作,与日军斗智斗勇,寻求国际援助,为保护难民立下头等功劳,被世人尊为"中国的辛德勒"。在安全区总部里,不断地有人进来向拉贝报告抢劫、强奸的消息,并把他拉到现场。大多数情况下,拉贝只要大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日本兵就会立刻变得礼貌起来或像老鼠一样逃跑。他还在自己位于广州路小粉桥的住宅内设立了一个小型难民所,收留救护了六百余名难民。拉贝撰写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有关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和《魏特琳日记》一样成为控诉日军屠杀的铁证。在南京城内25个安全区难民所中,最大的是金陵大学校园难民所,收留难民3万多人,由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贝德士、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农艺学系教授里格士与林学系留日回国的陈嵘教授负责。在南京城外的江南水泥厂难民所,主要接纳南京郊区栖霞、江宁、汤山、句容的农民,以及溃散的中国军队官兵。 德国人卡尔·京特与丹麦人辛德贝格不仅在这个难民所里收容、救护了3万多中国军民,而且还阻挠日军焚烧工厂附近的摄山镇,关心与帮助栖霞寺和尚设立的难民所。他们俩原是应中国厂家邀请,在战火纷飞中,从上海特意赶到南京城郊,以德国禅臣洋行与丹麦史密斯公司这两家出售机电设备公司产权代表的身份,承担保护江南水泥厂任务的。难民们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称赞他们为"保护神"、"活菩萨"。这些外国友人不仅保护普通中国难民,还冒险救助了一些隐藏在难民中的中国军官,如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密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负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被拉贝藏在家中养伤。他们后来都被安全送出南京,成为抗日力量。外国友人还用他们的笔、照相机、摄影机等,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向世界公开和控告。 早在1937年12月15日,贝德士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新闻稿《南京一瞥》。美国记者德丁等人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新闻稿,以《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为题,发表在1937年12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之一。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与鼓楼医院偷偷拍摄了反映日军暴行的电影记录片,电影胶片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1938年1月23日,由获准离开南京的美国牧师费奇将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即送柯达公司冲印,复制了4套,成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实录影像。在这些铁证前,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大屠杀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贝德士等人还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组织人员,调查日军利用毒品贸易毒害市民情况及南京地区因战争损失情况。日军对于这些阻挠他们暴行的外国人自然非常痛恨,将他们与外界一切联系隔断,不允许通邮、通信、通电。 金陵大学鼓楼医院行政主管麦卡伦在1938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但愿我们全部离开南京,但我们现在已停留这么久,而且知道如此之多,他们不许我们离去。我们简直就是囚徒。"而且,日军的烧杀淫掠也波及到几乎所有留在南京的外国人,烧毁他们的房屋,抢掠他们的财产、汽车,甚至伤害他们身体、威胁他们生命安全,如日军于1937年12月19日在鼓楼医院枪击麦卡伦、1938年1月26日殴打美国驻南京使馆领事阿利森、金大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殴打。1938年1月11日,日军还包围、查抄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日军借口寻找一包被中国难民抢去的衣服,在11日中午12时多,包围了设在宁海路上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在未征得拉贝同意下,日军冲进总部搜查各个房间。下午1时30分,同一群日军再次包围总部,翻墙再次冲进总部搜查,并殴打总部的中国工作人员。直到下午2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稽察克勒格尔赶来,找出那包衣服,并请来伪市自治委员会官员王承典作解释,日军才撤离总部。 面对毫无人性的日军,外国友人们都作好了随时遭遇不测与献身的准备。1938年3月8日,史迈士在致朋友函中,回忆起在日军大屠杀期间的一个夜晚,几个美国传教士议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前放着"、"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日本战败后,这些外国友人又纷纷站出来,在法庭上指控日军暴行。如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眼目睹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工作于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的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的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多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惩罚。 以上仅为典型的事例的一二,像这样的国外友人的帮助人员名单和事迹还有很多。南京侵华大屠杀事件时刻提醒着所有中国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感恩贵人,祭奠亡灵…… 出厅已经是傍晚,夕阳正浓,看见出口的草坪绿意勃勃,修整有型,目光所及有孩子们的嬉笑打闹,恋人们的你侬我侬,老人们的静坐,小贩们摆放整齐的矿泉水和水果盘......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民生的幸福安康。和平真好。 剩下的景点是夫子庙,秦淮河,一路上先生总是拉着我和女儿的手,生怕我们在如水的人潮中走丢了。面对美食,减肥也功亏一篑。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看中山陵景区了。精神的享受基于物质的富足,我们还是要赶回去打理生意上的事情的。再加上疲劳,孩子也提议早早回家。 临行前不忘带点南京的特产盐水鸭。孩子奶奶说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