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考古回放丨占旗遗址

　　一　遗址概况
　　占旗遗址位于甘肃省岷县维新乡武旗村占旗社，洮河北岸台地上，距洮河约 500 米，与磨沟墓地隔河相望。其南、北临沟，东依大山，西为台地断崖，面积约 8000 平方米。为配合九甸峡水利建设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2005、2007 年对水库淹没区详细调查钻探的基础上，于 2008 年 7 月底〜 10 月初对占旗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依地势布探沟 6 条、探方 1 个，发掘面积 580 平方米（图一）。
　　二　主要遗迹
　　占旗遗址共清理墓葬 70 座、灰坑 6 个、祭祀遗址 2 处、房址 1 座、灶坑 1 处。其中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平面为长方形，一般头部稍宽，不甚规整，部分墓葬一角或者一边为圆弧形，墓壁大部分规整，平底。长 1.4 〜 2.5、宽 0.6 〜 1.1、深 0.6 〜 1米，在早期平田整地过程中部分墓葬被破坏严重，深不到 0.2 米。墓葬根据有无二层台可以分为 A、B 两大类，A 类墓葬无二层台，以 M49 为例（图二）；B 类墓葬有二层台，以 M25 为例（图三）。B 类墓葬的二层台形制不一，部分墓葬四周有二层台，部分墓葬头脚两端有二层台，仅 M25 四周为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宽 0.2 〜 0.6、高 0.2 〜 0.5 米。部分墓葬有头龛，一般位于头前或头一侧，龛为方形弧顶，壁龛一般与二层台平齐，壁龛大小不一，根据器物的大小和多少来掏挖的，壁龛内放置大量随葬品。
　　墓向一般为朝东或者朝北方向，北向的墓葬为 5° 〜 34°，东向的墓葬为 80° 〜110°。占旗遗址墓葬流行二次葬，近一半墓葬不见人骨和腐朽骨末的痕迹，部分骨骼凌乱的堆在一起，这可能与合水九站遗址墓葬所谓的乱骨葬一样［1］。尽管大部分骨骼腐朽严重，但从部分骨骼保存完整的墓葬来看，流行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少见。部分墓葬内发现朽木的痕迹，特别是带二层台的墓葬，大部分都残存有朽木灰痕，判断部分墓葬有棺木性质的葬具。M4 出土铜泡 42 件以及少量的铜片，有的铜泡直径在 10 厘米左右，散落在墓室四周，部分铜泡出自填土，从铜泡的大小和出土位置推测，可能是棺木之上的装饰物。部分陶罐内和二层台上出土有羊肢骨和羊下颌骨，可能存在殉牲。占旗遗址出土红陶马鞍口罐，全部不见使用痕迹，推测是专门的随葬器物；灰陶马鞍口罐表面大部分有烟炱，可能为实用器。部分陶器器形很小，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可能是专门的随葬器物。
　　灰坑平面形状为圆形或近圆形，筒状或锅底状，出土有完整的寺洼文化陶器和寺洼文化陶片。祭祀遗址平面呈圆形，地表被火烧，上面保存有大量的木炭和红烧土颗粒，烧面之上放置器形较大的寺洼文化陶器，周围还散布有兽骨（图四）。F1 平面形状为方形，半地穴式，坐南朝北，由房屋主体、门道、火烧面（灶）、柱洞及活动面（局部保存白灰面）组成。根据白灰地面及房内堆积中包含泥质橙黄篮纹陶片判断，为齐家文化时期房址。
　　三　主要遗物
　　占旗遗址出土随葬品丰富，包括陶器、铜器、石器、骨器、装饰品等，共 500 余件，以陶器为大宗。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少见，夹砂陶又可分为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陶色主要有红、灰、红褐和少量的橙黄陶，由于受烧造原因的影响，部分陶器表面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斑块。大部分陶器器表有轮修痕迹，部分陶器表面磨光，大部分夹砂陶表面都经细泥抹光。红陶基本上为素面，只有个别器物上饰有简单的红彩，常见波浪纹；橙黄色陶器饰有黑彩，常见有双钩纹、平行条带纹、竖条带纹等；灰陶饰有刻划纹饰，常见的有菱形纹、波折纹、旋涡纹、回纹和绳纹等，部分饰有附加堆纹，一般在肩部饰有一道直线型或者弧形的附加堆纹，耳部饰有一道竖的附加堆纹，附加堆纹为泥条贴塑。陶器组合以平口罐、马鞍口罐、壶三类为主，部分随葬分裆袋足鬲（图五、六）。
　　出土铜器共 124 件，铜泡最多（图七），其次是青铜兵器，包括戈、剑、镞等（图八至一○），使用工具主要包括刀和斧（图一一、一二），装饰物包括臂钏（图一三）、串饰、铜片饰等。出土石器共 41 件，主要包括斧、纺轮、戈、铲、凿、刀等（图一四、一五）。出土骨器 5 件，包括锥、笄（图一六）和纺轮等。装饰品包括绿松石、玛瑙、铜串饰和料珠饰等（图一七）［2］
　　四　主要认识
　　根据墓葬开口层位、打破关系、墓葬方向、典型陶器的演变规律和共存关系，墓葬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方向的墓葬排列布局特征反映了墓葬的早晚关系，早期墓葬大部分为向东；中期墓葬基本上向北，部分墓葬打破早期东向墓葬；晚期墓葬大部分向东，有个别墓葬打破中期墓葬。
　　通过占旗遗址典型器物与洮河流域其他遗址和墓地出土同类器物比较，占旗墓地早期阶段应早于寺洼山一段遗存，占旗墓地中、晚期遗存与寺洼山二段早、晚期遗存年代相当。占旗遗址典型的马鞍口罐与磨沟墓地乙类器物比较［3］，占旗遗址晚于磨沟乙类器物，磨沟墓地典型寺洼文化器物与占旗墓地早、中、晚年代相当。与洮河流域其他遗址相比较，以大族坪、 儿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同样早于占旗墓地，白塔山、红崖、白土梁遗址为代表的遗址与占旗墓地年代接近。占旗遗址晚期部分马鞍口罐已经出现双马鞍口的雏形，形制早于徐家碾和九站遗址典型的双马鞍口罐，因此占旗晚期遗存应该早于徐家碾遗址和九站遗址［4］。
　　通过对占旗墓葬人骨测年，M10 年代为公元前 1100 〜前 950年，磨沟墓地人骨测年结果年代最晚为公元前 1366 〜前 1129年［5］，M10 为占旗遗址中期遗存，因此占旗墓地早段上限应该与磨沟墓地寺洼文化墓葬年代相当，占旗遗址年代上限不早于磨沟墓地年代下限公元前 1400 年［6］。占旗遗址晚期年代早于徐家碾遗址和九站遗址，结合早年徐家碾和九站人骨测年结果，占旗遗址年代下限应该在公元前 900 年前后［7］。测年结果结合墓葬分期判断，占旗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400 〜前 900 年。占旗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与中原地区和北方草原出土同类器物比较，占旗遗址出土的铜戈与老牛坡遗址和安阳出土的铜戈相似，占旗墓地铜镞与灵台白草坡墓地带铤双翼镞形制一致，占旗遗址出土的铜泡、铜刀、带耳竖銎斧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中期遗址中出土器物相似，特别是带耳竖銎斧，不论是造型还是纹饰，与欧亚草原的赛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同类器物一致［8］。从典型铜器判断，占旗墓地的绝对年代应该在公元前 1400 〜前 900 年。
　　占旗遗址出土的部分器物可能受到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辛店文化与寺洼文化面貌除了保持相对稳定性与独立性，同时存在相互影响的一面［9］，占旗墓地彩陶罐和彩陶杯不论器形还是纹饰与辛店文化同类器物一致（图一八），当非本地的传统，很有可能是从辛店文化直接传入的器物。除了陶器外，占旗墓地出土的铜泡、铜刀在辛店文化遗址都能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器物，说明这两个文化关系密切。占旗遗址出土的平口双耳罐、分裆袋足鬲在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普遍出土，说明寺洼文化占旗遗址与上述文化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占旗墓地出土的铜器在中原地区、欧亚草原地区同时期遗址能找到相同和相似的器物，说明随着公元前两千纪后半叶欧亚大陆人群互动和文化交流密切，寺洼文化受到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10］。
　　占旗遗址典型陶器根据陶质、陶色可以明显的分为 A、B 两组，A 组以各式平口鼓腹双耳罐、微马鞍口罐、深腹马鞍口罐组成，以夹砂灰陶和灰褐色陶为主；B 组为典型马鞍口罐，以夹砂红陶、橙红、红褐陶为主。从分期结果可以看出，早期墓葬含有大量的灰陶罐，特别是早期个别墓葬是单纯的 A 组器物，以平口、微马鞍口的灰陶、褐陶组成，到了中晚期 A 组、B 组器物大量共存，橙红、红褐陶马鞍口罐逐渐成为主流。占旗墓地为代表的早期寺洼文化遗存与周边地区其他遗存比较，磨沟墓地以泥质灰陶为主的乙类器物［11］，发展为洮河流域以大族坪遗址［12］为代表的夹砂灰陶和陶色斑驳的橙红、红褐夹砂双耳罐共存的一类遗存；大族坪遗址的夹砂灰陶演变为占旗墓地 A 组器物，大族坪遗址陶色不纯的橙红、红褐色微马鞍口罐，发展为占旗墓地 B 组典型马鞍口罐。五　学术价值
　　占旗遗址作为寺洼文化的早期遗存，结合近年洮河流域寺洼文化新的考古发现，对认识寺洼文化分布范围、完善寺洼文化的分期断代、寺洼文化的源头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寺洼文化出土的部分陶器和铜器，对探讨寺洼文化与周边地区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之间的关系，乃至探讨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注释［1］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 告》，《 考 古 学 研 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年，446 页。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岷县占旗寺洼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4 期；杨谊时：《岷县占旗寺洼文化墓地研究》，西北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15 〜 34 页。
　　［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 掘 简 报》，《 文 物》2009 年第 10 期，23 〜 24页。
　　［4］杨谊时：《岷县占旗寺洼文化墓地研究》，西北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34 〜 39 页。
　　［5］Xinyi Liu，Emma Lightfoot，Tamsin C. O’Connell，et al.，From necessity to choice: dietary revolutions in west China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World Archaeology，（September 2014），pp.661-680.
　　［6］陈建立、毛瑞林、王辉等：《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 8 期，47 〜 55 页。
　　［7］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229 页。
　　［8］E.H. 切 尔 内 赫、C.B. 库兹明内赫（著），张良仁、王博、李明华（译）：《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 年。
　　［9］南玉泉：《辛店文化序列及其与卡约、寺洼文化的关系》，《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104 〜107页。
　　［10］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 年，230 〜231 页。
　　［11］钱耀鹏、毛瑞林：《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及主要收获》，《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 年，656 页。
　　［12］张天恩：《新见寺洼类文化遗存的初步认识》，《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 年，34 〜 42 页。
　　来源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杨谊时 陈国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