桤木河畔的幺店子

　　文/樵苏无忌
　　崇州隆兴南端桤木河畔的顺江场，是我的老家。
　　其实，顺江场并非场镇，而是川人称之为＂幺店子＂的路边小店。
　　顺江场东行张碾方向一里，就到了中和（今称桤泉）界。顺江场这个桥头幺店子，民国时是中和通往隆兴、白头的交通要道，店家共有八、九户人，竹树环合掩映，除了东北角的关帝庙是瓦房，其余一色茅屋。场上有糕点铺、草药铺，还有卤肉铺，是专营瘟猪肉的＂码堆儿肉＂的。两家茶水铺，一家是我祖母所开，另一家则是一个外号叫＂姚胎狗儿＂的人开的，姚胎狗儿兼卖码堆儿肉。
　　桤木河上游两里许，有板桥，叫＂下板桥＂，在吴烧房边。顺江场沿河上邻翟河湾，有七、八户人家，下邻艾家林，只两、三户人。
　　从前，路人途经顺江场，因为没有桥，河中间只有几块大石头，人称＂石步子＂，行人战兢兢跳着过河。若遇负重行人，或推鸡公车的，或老年人，十分不便。
　　1948年，当地热心乡绅筹资修建便桥，大红砂石砌成石礅用粗大柏木固定矗在河心，再往两岸搭上原木，原木上铺着厚厚石灰砂浆。虽是便桥，两岸石灰堡坎也不马虎。落成之日，请川戏班子在此唱过三天大戏。
　　桥头南岸，有红砂石大方碑，高约一米五，宽一米，碑上十个大字杀气腾腾:＂持刀者必杀，逃脱者免死＂，上端四字已漫不可辨。当地人说此碑是张献忠剿川所立。
　　1958年，便桥毁于大洪水，又恢复为＂石步子＂，因为上游改渠水量锐减，过河没有从前困难。
　　那时，途经顺江场的行路人，脚力不逮之时，便在此小憩。一碗茶，打点尖（吃闲食）。手头紧逼的，就喝点免费加班茶，陪老板和客人拉拉家常后，继续赶路。手头阔绰的，如袍哥大爷及有头有面的富人，他们先在姚世新店里叫来一盘点心，再喊姚胎狗儿称点卤肉过来，摊在展开的火媒纸上，手拈着蘸上辣椒面花椒粉下烧酒，快乐赛神仙。
　　店主姚胎狗儿解放前就已是60多岁的老人，单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卤肉手艺好，卖肉还有绝招——连骨带肉称给顾客，等顾客啃完肉后，再把骨头收回过秤一称，按重量差付款，童叟无欺。
　　顺江场附近有个叶烧房，主掌柜叶洪顺，家中人丁兴旺，烧酒生意顺风顺水，有田产两、三百亩。叶洪顺是大家庭中绝对宰子(核心)的人物，说一不二，但他这人节俭，方圆之内人称＂老牛筋＂。
　　老牛筋起早贪晚很勤勉，可算得上超级劳模。那是因为他能力不济，却是出了名的劳累。他穿一件无领口的衣裳，不时偷闲悄悄来到顺江场上，坐在姚胎狗儿摊位前的条凳上，双手拿起大块的码堆儿肉撕咬，大快朵颐，满嘴流油，把啃下的骨头整齐码放在桌上等着过秤。旁人打趣道：＂你老太爷也要吃这个瘟猪肉啊？＂老牛筋回过头来，油油的大手嘴上一抹，笑言：＂你们不就说我老追(吝啬)吧？老追就老追！这肉相因，我省钱关你啥子事？＂解放时土改，精打细算的老牛筋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为儿孙新买的田地、新修大瓦房统统被没收。
　　姚胎狗儿的店面紧邻桥头，东邻郑永山一家。郑永山是几代单传的＂独犁扣儿＂，老婆是他们家养的童养媳，比他大好几岁。郑永山只有一子，和他一样，游手好闲不事稼穑，成天张网捕鸟，捉鱼摸虾，家贫如洗。郑永山的妻子死后几年，他被自己的宝贝儿子虐待致死。他儿子单身，两次遭遇＂放鸽子＂被骗走了些钱财，不久前在城南高铁附近车祸而亡。
　　姚胎狗儿的店北向一箭之遥，住着姚发安一家五、六口人，也就是后来的麻窖池旁边。姚发安为人木讷，1960年全家饿殁，死后多天才被邻居发现。
　　我祖母经营的茶水铺，是上世纪20年代祖父从一汤姓人家手上用几个银元盘下的。虽是草屋，但也是疏檩穿斗式木构架（川西平原称之为＂排列＂）小小四合院，天井只有几个平方。祖父40年代丢下三个幼子去世后，茶水铺成了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祖母在一张小桌上摆上瓶装水、点心、糖果及花生葫豆。那时花生葫豆论堆卖，小篾圈内摆满，一、两分钱一摊。到了70年代，这个不足100平米的茅草屋竟然住下了我家和叔父家共13口人，还养鸡养猪各种空间完全利用。
　　50年代初某日，我远房幺爷及几个人正围在茶馆里打＂回笼子＂(一种纸牌游戏)，一卖鸡片的人说:＂你们快去看，崇庆县县城都被攻破了！＂几个人好闹热，丢下纸牌，挎枪骑马向北绝尘而去。行至西河边一坟地，才知原是土匪围攻县城。幺爷说他们只是在坟地的柏树下远远地好奇观望，突然城内解放军追击炮两声巨响，一行人顿作鸟兽散策马而回。多年以后他交待了此事，被组织定性为＂协助土匪叛乱攻打县城＂，他成了＂四类分子＂。
　　60年代初，某不相识的太婆路过此地歇足，借座在屋檐下竹椅上一会儿便没了气息。父亲报告了干部后，破草席裹上将其软埋。
　　我家北向紧邻是＂偏毛狗(儿)＂郑宝成家，两个儿子郑永武、郑永水。后来郑永山为避水灾异地新踩屋基，郑永武给了堂兄郑永山一点钱住进了堂兄家。郑永武的女儿是我小学同学。郑永武年轻时是地方上有名的捣蛋鬼，浑水袍哥，曾因蒙面抢劫被人点水，遭人下重手毒打落下严重内伤。他劳教几年回家时，家人拒绝接纳他，不得已，在大路对面的竹林里搭个约四平方的窝棚，四周玉米杆围上，一个人在窝棚住了半年才被允许回家。70年中期我曾见他肚子肿胀发亮，柱着竹草扒有气无力站在村头柿树下，神色黯然望着西下的夕阳和满天灿烂的火烧云。他去世几天后生产队长带人扒了他的草屋，听说他家是＂补钱户＂拿不出钱来。
　　东边邻居刘益伍把靠近路边的两间房出租了。一间租给姚时兴作点心铺，另一间房租给郑绍新开草药铺。早年，抗战人士叶霭青将军在成都念中学，假期曾在此当学徒。郑绍新是祖传郎中，人称为＂郑先生＂，一生悬壶济世，上世纪80年代离世。我祖父40年受枪伤腹部贯穿，＂郑先生＂用草药给敷伤口，几天以后终于不治。刘益伍经年累月一身黑长衫。他为何方人氏，谜一般没人说得清楚。他一生过得悄无声息，似飘过桤木河上的一星流荧。他与一外地枣声枣气的女子结过婚，那女子后来怎么样不得而知，他还收养过一个女儿。女儿出嫁后，他依旧孑然一身。老头性格内向，一般不会打搅别人，好种植和养殖。他从不在桌子上吃饭，家里也没有桌子，两个盛菜的小碟子放在有束腰造型的破象脚火凳子上，吃起饭来饶有滋味。他的小日子过得清闲，蛮有规律。刘益伍高寿善终，他走的那晚，月朗星稀。
　　百年世事变迁，顺江场最后三家人几年前全部搬离，我算是其中一家。这里现已成台地，种上了庄稼。似乎，这方土地上的人和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