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殿魁我在一八三团作训股的那些事儿

　　作者 ||马殿魁 主编||郑怀盛出品 ||管仲建 编辑||韩水霖
　　1968 年下半年，我从 6 连调团作训股工作。当时股长是刘英杰，副股长是李海俊。那个时候，部队在西安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部队的中心工作是＂三支两军＂，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分队仍然进行军政训练。我们作训股股长刘英杰到灞桥热电厂支左去了，还有几个老参谋都支左去了，副股长李海俊在家主持工作，股里参谋只有徐贵生和我。当时部队的部署是，团部驻西工院（西安工业学院），1 营在西安热工所，2 营在韩森寨、纺织城，3 营在铁路信号厂。部队大多数住在工厂子弟学校的教室、工厂的空闲办公楼、空闲厂房，条件比较艰苦。
　　我们作训股当时的主要任务有三项：
　　第一、管控部队调动
　　当时社会突发性事件多，部队执行应急性任务，调动频繁。所以，中央对部队控制十分严格。当时军区规定：遇有紧急任务时，动用一个班要报军批准，动用一个连要报兰州军区批准，后来上升为动用一个班都要报军区批准。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时，我们作训股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上级明确的＂部队调动审批权限＂，严格控制部队。当时，社会上看似很乱，但由于部队不乱，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
　　第二、督促各项战备制度落实
　　61 师从朝鲜撤回到山西后，一直担任北京军区的战备值班部队，战备制度、战备水平还是很高的。到西安后虽然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但部队的战备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我们作训股的重要工作，就是抓好部队战备制度落实，如战备值班制度、请示汇报制度、连队物资＂三分四定＂制度以及定期、不定期的紧急拉练制度等。
　　第三、抓好部队军事训练
　　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仍然把军事训练摆在重要位置。当时的部队训练，主要是抓好每天一小时的天天练、短期骨干培训和分批分期的干部在职轮训。部队以五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为主，骨干培训除五大技术外，还有各课目的教学法和示教作业，以及开展好班长活动、组织如何当好班长的经验交流等。
　　干部训练，主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如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有关论述，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方针。还有本级战术理论，敌我双方的军兵种知识等。那个时候干部军事理论学习，上下一般粗，要求也没有那么具体、严格，时间到、任务了。不过，对我军的战役战术理论以及敌我双方的军兵种知识，是分层次、分内容学习的，要求比较严格。
　　我在 183 团作训股工作期间，除了上边那些正常工作以外，印象比较深的有四件事。
　　一、＂三打三防＂集训
　　1969 年 3 月份的珍宝岛事件，对部队训练影响很大，部队的军事训练内容有了较大调整，从以前的五大技术训练为主，转变为以＂三打三防＂（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为主。
　　＂三打三防＂训练是一个全新的训练课题，我们当时既缺乏武器、器材，也缺乏教材和教练员。为此，团于 1969 年 11 月进行了一次以＂三打三防＂为主要训练内容的干部骨干集训。
　　集训地点在西安东郊洪庆装甲兵 212 坦克学院，全团每连参加 1 名连干、1 名排长、3 名班长，共 60 多人，团由屈副团长负责，具体由 1 营副营长廖宗森为队长，3 营副营长闫龙书为指导员，我负责计划拟定和器材保障，并兼任教学组长。生活保障由团当时编制的集训队负责。
　　生活保障利用的是 212 坦克学院学员的宿舍和食堂，训练场地利用的是 212 坦克学院的坦克训练场，这些都还可以，最大的问题是训练器材。以前部队训练是五大技术，上级发的训练器材主要是木柄教练手榴弹、射击训练用的各种靶子、三合板、炸药包用的布和绳子等，最新训练器材是坦克和飞机模型等，现在要训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训练器材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为了保障训练，我们立足现有条件，开动脑筋，克服困难，发动群众搞技术革新，充分利用就便器材，较好地保障了训练。如打坦克训练，固定坦克用砖砌，用土坯按照 1 ∶ 1 的比例堆。运动坦克用三角铁焊成坦克形状，放在改造后的小平车上，或制成坦克靶用汽车拖拉。
　　在训练内容和方法上，尽可能贴合实战。打固定坦克，主要练打坦克手的接近路线的选择、炸药包放的位置、撤回路线选择、相互掩护的方法等。打运动坦克，主要练运动中接近坦克的路线、接敌方法、炸药包放挂位置、撤回路线及方法等。打飞机训练，首先是训练场地的设置。我们将两根六米高的铁管竖在一个高地上，中间用一根铁丝连起来，再用两个滑轮挂在两侧，用尼龙绳将飞机模型挂在铁丝上，人在下面用手拉，使飞机模型来回滑动。打飞机训练主要训练射手对空射击的各种姿势、地形选择、击发时机、对空射击的要领等。打空降的训练器材，一是气球，二是用礼花炮的原理，将一个小降落伞抛上去，代表敌空降。主要训练射手选择前进路线、利用地形、采用各种姿势射击的时机与目标的选择等。
　　打空降训练需要经常给气球充氢气，开始，气球充气要到韩森寨兵工厂去，因为用量太大，到工厂去费时费事，而且气球要边用边充，隔夜气球或时间较长的气球就用不成了。为了方便充氢气，我们买了一个氧气瓶，用铁粉与硫酸按比例倒入瓶子，化学反应生成氢气和硫酸亚铁，经过几次试验，一次各用 300 克，产气量可充 1000多个气球，彻底解决了用气问题。诸如此类的小发明还有很多。
　　经过半个月的集训，使参训人员了解了＂三打三防＂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三打三防＂的基本要领，明确了组织＂三打三防＂训练的方法步骤，学会了＂三打三防＂训练的简易器材制作及就便器材的利用，形成了＂三打三防＂训练的各类教材和教案。为部队＂三打三防＂普及训练打下了坚实基础。部队到洛门之后的＂三打三防＂训练，就是按照这次集训精神进行的。
　　集训时，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在组织领导上，廖宗森、闫龙书同志认真负责，大胆管理，敢想敢干，勇于创新，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实行有效领导。在教学组织上，我们事先抽调五名干部担任教员，这五名同志都是 1964 年大比武时的优秀教练员，有步兵连的，有机枪连的、有高机连的。提前集中备课，要求形成教案并进行试教作业。
　　因为是新课题，从训练内容到训练的方法步骤都与以往有所不同，我们注意发挥大家的智慧，无论哪一个训练课题，我们都集思广益，集体研究，一项内容一项内容、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去认真推敲。
　　由于教学工作准备充分，尽管是新的训练内容，仍然收到了预期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训练保障上，因为集训队远离团机关，当时团部已经进驻在长安县的西安美术学院，那时的通信和交通都比较落后，尤其是交通，从集训队到团部办事，要倒好几次车，加上公交车又特别少，小小的一件事要跑一天，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借助部队支左的有利条件，许多革新训练器材都要到在韩森寨地区的国防厂去完成。所到之处，我们的＂支左＂干部及工厂里的地方领导，全力以赴，大力支持，不仅省了不少钱，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移防洛门
　　1969 年 10 月中旬，全国形势骤然紧张，根据中央军委 1 号号令，部队紧急疏散，全团分别从驻地出发，迅速进至西安市东郊洪庆南侧。团指挥所在洪庆南侧的一个村子开设。这个村庄老百姓住的都是窑洞和地圈子，地形非常隐蔽。在这儿驻了两天，又冒雨向引镇方向进发，当晚部队驻引镇及其周边地区，团机关驻引镇中学。在引镇驻了大约一个月，部队部署又进行了调整，团部进驻在长安县的西安美术学院，1 营驻王曲，2 营驻韦兆。当时 3 营在华阴农场执行生产任务。在这儿一直驻到 1970 年 4 月30 日。
　　1970 年初，部队部署进行了大的调整。21 军军部由西安调整到宝鸡，61 师全师移防至甘肃省天水地区，其中 183 团进驻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
　　部队是 1970 年 4 月 30 日出发的，沿长安县、户县、周至县、眉县、宝鸡县，翻秦岭至黄牛铺、两当县的百花、利桥、党川，天水县的甘泉、关子镇、甘谷县，最后到武山县的洛门镇，行程 600 多公里，历时 21 天。
　　当时全团没有一辆汽车，部队全部徒步行军，团首长和部队一样，均为徒步和骡马化，每天行程 30 公里左右。
　　在部队移防过程中，我们作训股有李海俊股长、徐贵生参谋和我三个人。我负责每天的行军路线要图拟制、调整哨的派遣与撤收、前卫班的调度指挥、收尾收拢情况的掌握、设营人员任务明确及部队每天部署、当天的宿营报告等。徐贵生同志负责部队的行军情况掌握、边走边训内容安排及经验总结上报、上级情况通报的转发等。
　　当时部队十分注意机会训练和机会教育。我们走一路训一路，边走边训，走训结合。如行军时，练防空袭，练遭敌空袭时的疏散隐蔽；练遭敌原子、化学武器袭击时的防护动作；练行军的组织与实施；进入宿营地域后，练组织干部骨干看地形、紧急情况的处置、练哨兵的派遣与撤收等。
　　在部队经过的地方，只要遇到对部队有教育意义的人和事，都要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如经过宝鸡县时，组织部队参观 63 师高炮营营长王恒德事迹展览。王恒德同志在组织民兵训练时发生意外，为掩护民兵，不幸壮烈牺牲，他的英雄事迹非常感人。听了 63 师有关人员对王恒德同志事迹介绍，参观了王恒德同志英雄事迹现场，使部队受到了一次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白辛夫同志，刘建德同志，魏宏武同志，沉痛吊唁王恒德烈士
　　进入深山老林经过利桥、百花、党川时，当时有几个大三线建设的国防工厂正在施工，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他们将来要在这里长期生产和生活，真有仗马上就要打起来的感觉，也感受到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在扎扎实实地落实着，团利用部队休息的间隙对部队进行加强战备的教育，进一步加强对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部署的理解。
　　经过 20 天的行军，部队于 5 月 21 日到达洛门。
　　洛门镇，在一条山沟沟口，这条沟宽 0.5 ～ 2 公里，纵深 14 公里，当时镇上常住人员 3000 多名，没有一家工业企业，只有 1 个小百货商店，2 个杂货铺，1 个弹花社，1 个粮站，1 个手工业联社。铁路从镇南侧穿过，镇北侧就是甘谷通往武山县城的公路，镇的容量十分有限。
　　部队进驻洛门后，全团全部住在老百姓家里。具体部署是：团部带通信连、特务连驻洛门镇；1 营驻甘谷县盘安镇俞家沟；2 营驻金刚寺公社；3 营驻郭槐公社，团机关驻洛门镇手工业联社院内。
　　三、两次营建工作
　　当时的洛门，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当地老百姓穿衣都是破破烂烂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以土豆为主，而且每天只吃两顿饭。部队进驻后，住的是老百姓的家，睡的是老百姓家的炕，既没有水又没有电，吃水要从河里挑，照明要点煤油灯，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好在当时的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环境中，习惯了，苦惯了。我们部队自 1958 年从朝鲜撤回山西，就一直生活在农村，常年住民房，只有 1965 年、1966 年两年在山西阳高县住了两年营房。部队到西安后，仍然是居无定所，经常搬家，高度分散，全团很少集中在一起。这次全团集中了，没想到是这样一种集中法，从大城市疏散到了偏远的穷山沟。
　　部队从西安移驻洛门，不仅是地理位置变了，更重要的是任务变了，那就是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转变为正常的战备训练任务。
　　因为要长期在洛门进行战备训练任务，部队必须有自己的营房。所以，进驻洛门后，首要任务是尽快解决营房问题。
　　当时全国的形势仍然很紧张，各级领导要准备打仗的弦绷得很紧，部队的战备观念更强，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思想很突出。所以，那时候的营房即我团 70 年代的第一代营房就是窑洞。
　　按照一个小当量原子弹摧毁不了两个连的要求，坚持疏散、进山、打洞的原则，一个营一条大沟，一个连一条小沟，尽可能地靠山、进沟。各营连除伙房靠山根盖平房外，全部挖窑洞。
　　全团的第一次营建部署与营房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确定和进行的。
　　由于领导重视，严密组织，部队的营建工作展开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就住进了自己的新营区。
　　部队到洛门不久，1970 年 10 月，我调师作训科工作了。
　　1976 年 4 月 12 日，我又从军作训处调回团里任作训股股长。时隔 6 年后，重返 183 团，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时的团部已进驻武山县农场院内，部队的生活、训练、管理都得到很大改善，部队的精神面貌也非常好。但是，部队的营房条件仍然不好。当时，部队全部住的是自己砖砌的窑洞，这虽然已是我们的第三代营房了，比第一代的土窑洞和第二代的干打垒好多了，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不仅潮湿、分散，还有不安全的问题。
　　1977 年初，根据上级指示，部队营房要进行升级改造，全团都要把窑洞改成砖混结构的平房，而且要以营为单位相对集中。质量也有比较高的标准，每平方米造价 45 元。
　　时间上要求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入住。团成立营建办公室，王荣胜副团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团的营建工作，时任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我任指挥组组长，政治处副主任张庆元任政工组组长，后勤处长蔺士义任保障组组长。
　　营建工作展开后，首先是征地。在这条沟里，本来就人多地少，营房相对集中后，每个营要征用几十亩平地，难度还是很大的。我记得，团里李庆祯团长、张少秋政委亲自到县里汇报上级指示、要求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请求县里帮助解决。县里态度很积极，表示大力支持，尽最大努力，尽快落实。武山县指定一名副县长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会同公社的同志到现场研究定点，确定亩数，明确征地手续等工作。
　　由于领导重视，科学组织，各项保障工作得力，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完成、当年进驻的目标。使部队住房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也使部队的全面建设水平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183 团在这个营院一直住到 1985 年参战。
　　四、修建团轻武器射击场
　　1976 年 4 月，我刚回到 183 团当作训股长的时候，还经历了一个修建团轻武器射击场的工作。
　　我是从军作训处下去的，所以，从训练角度看，部队的训练水平虽有明显提高，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训练状况距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训练场地。部队进驻洛山已经 6 年多了，全团却没有一个轻武器射击场，没有一个小分队训练场，各营连的共同课目训练场也不正规、不配套。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条件差的原因，但更多的是部队正规化训练和正规化建设的意识不强。
　　对这些问题，我在调查研究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在我的责任范围内，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设法解决。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靶场问题。我们是步兵团，没有一个射击靶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我积极地向团里建议建一个靶场，得到了李团长和王荣胜副团长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王副团长亲自跑县里做工作，很快落实了靶场选点和用地问题。接着就是经费筹措，我从军作训处下来时，当时处长胡远春曾经对我说过，你到新的工作岗位，有什么困难，可随时回处里来，我们会大力支持你工作的。我带着建靶场的方案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处里找胡处长进行了汇报，胡处长很支持，给解决了钢材、木材、汽油等物质，还给调拨了单杠、双杠、木马等训练器材。给师里汇报后，师里也大力支持。当时的工兵科长王权昆，还很慷慨地让工兵营给派了一台推土机。团里的年度训练经费则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全力保障建靶场。
　　建靶场工作很快就开工了。开工后，2 营、3 营轮流作业，每天展开一个连，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靶场终于勉强完工了。施工中，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推土机三天两头坏，一修就是好几天。土方量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那一年雨天特别多，一下就是好几天，工程进度特别慢，一个靶场建设，牵涉到我们很大精力。经过靶场建设，我深深地体会到，基层办点事确实很难。那些体会，对我后来走向领导岗位如何指导基层工作，如何为基层办实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 年 6 月，我再一次恋恋不舍地调离步兵第 183 团。
　　40 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在 183 团的工作经历，突出的感觉是艰苦与奋斗。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们国家还很穷很落后，军队装备水平很差、生活水平很差，部队训练条件也很差；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强、很伟大！现在，我们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了质的改变，但是，我们与霸权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仍然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