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女姓余,但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其实,叫她哑女并不确切,她耳朵有点聋,但有听觉。她能开口说话,虽含含糊糊听起来很吃力很费劲。 哑女跟同我住在一个大宅院里,两家仅一墙之隔。 到了上学的年龄,大宅院里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都上了学,只有她不能去,看我们背书包上学,她总是神色羡慕。 哑女家孩子多,只父亲有工作,虽然她母亲有时也做点临工,但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哑女是母亲的好帮手,做饭,洗衣,带弟弟,涮马桶,她总有干不完的活。到了农村收获红苕、花生、谷子的季节,每天早上天刚亮,她就用锄头肩着一只竹篮下乡了,去农民收获过的地里翻寻偶尔遗漏的果实,总是到天黑才回来。见她回来,在门口玩耍的我们会一窝蜂地围上去,争看竹篮里的新鲜,或是一篮还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红苕花生,或是一篮金灿灿的谷穗。看我们拥挤着推搡着围在她的竹篮前,哑女总是微笑着,很骄傲的样子。 大宅院里像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六七个,每天放学后,大家总喜欢坐在上堂屋的门槛上读书,各家的大人也从来不干涉,任我们摇头晃脑地去"唱"书。 每到这个时候,哑女只要在家就会悄悄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也跟着我们摇头晃脑地"唱"起来,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音节。我们从来不笑她,大家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 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哑女捧着一本书坐在门槛上摇头晃脑地"唱"着,暗暗吃惊,哑女什么时候学会识字了。 悄悄走过去一看,发现她手上的书竟拿倒了。也许是太阳光将我的身影投在书上了,她抬头发现了我,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音节,我听懂了,她是问我她念得对不对。 我拿过书做出看的神情,再放在她手上时,我已将书调了个个儿。她似乎发现了我这个小动作,神情有点忸怩。我装着没看见,摇头晃脑地"唱"起书来,她也跟着"唱"起来。 哑女对读书人有一种盲目的崇拜。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迷上了看小说,凡是能找到的小说,什么《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家巷》、《苦斗》、《红旗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我囫囵吞枣般地"吃"下去。有时,一些生涩的字句噎得我瞪眼挠腮,我便跳过去,反正有个一知半解就行。家里的藏书看完了,就找小伙伴借,为了贿赂家里有书的小伙伴,我不惜将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他们,或是一颗糖、一个橘子,或是一枚铜钱,一张洋画。拿到了书便喜不自禁,恨不得一口气看完,路灯下,厕所里,上学的路上,我手里总捧着小说。最让我难熬的是上课,书就摊开在抽屉里,里面的故事情节每时每刻都撩拨着我,实在难以按捺偷看的冲动。结果,我不止一次地被老师罚站在众目睽睽之下。 放学回来,为了逃避奶奶让我做家务,我常常不回家。从我家后院出去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棵歪脖子树,我就躲在树上看书,直到书上的字看不清了才回家。为了躲出去看书,我没少挨奶奶的"栗子"。可是任凭怎么打,我始终不供出躲藏的地方。 躲在树上看书的秘密只有哑女知道,那是她无意中发现的,我叮嘱她不要告诉我奶奶,她点头答应了。从那以后,她成了我的保护人。如果发现我奶奶往后院去,她就会抢在她前面,及时给我报警。等奶奶迈着三寸金莲到树林里张望时,我早跑得无影无踪。 终于有一天,奶奶发现了我的秘密,揪着我的耳朵将我拖回来,拖到上堂屋时,她气喘吁吁地松开了手,我知道她会狠狠地惩罚我,我也知道她放开我是去拿她打人的武器——那杆她用了很多年的烟筒。那杆烟筒的烟筒嘴用铜片镶着,底部铆着一个铜钉,在头上敲一下,立马会鼓起一个大包。奶奶爱打头,她有她的理论,不听话的是头,脚是受头指挥的,打了头,记着教训,脚就不会乱跑了。 一会儿,奶奶果然拿着那杆烟筒从屋里出来了。我本能地缩到墙角,用手臂尽可能多地遮住头部。奶奶举起了手臂,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准备挨打。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哇哇"的怒吼声,一个人旋风般地冲到我面前护住了我,我睁开眼:是哑女!只见她满脸通红嘴里吐出一连串含糊不清的音节。我听懂了,她是说:她没错,你不能打她! 因为哑女的呵护,我觉着了自己的委屈,便放声大哭起来。 奶奶气急败坏,跺着小脚说:"哑女,你走开,不然我连你一块打!" 哑女没动,她乞求地看着奶奶,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话:她没错,你不能打她……。 奶奶无可奈何,跺着小脚,丢下我和哑女进屋去了。 我不知道我和哑女之间是一种什么缘份,是书?是她那种不能实现的读书的渴望?也许,她是将她对书的感情,将她不能实现的读书的渴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了课。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在破"四旧"中烧毁了,最让我心疼的是家里的藏书,父亲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将它们全部投入了火中,等我闻讯赶去时,只看到了一堆惨不忍睹的灰烬。守着那堆灰烬,我哭得昏天黑地。那时候,不懂事的我,恨的是父亲,认为是父亲残忍地毁了它们,并为此久久地不愿原谅他。 直多年后我才理解了父亲,一个像捧着自己的儿子一样从书店捧回书的人,这样做,实在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没有了书,我的精神没有了依傍。除了帮奶奶做一些家务,就到外面疯玩,我成了那一条街的娃娃头。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不断向其他娘子军开战,常常披头散发伤痕累累而归。 为了收我的野心,奶奶要我跟哑女一起出去刨食。 第一次和哑女一起出去是挖红薯的季节。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原来我曾多次央求奶奶让我跟哑女去乡下玩,奶奶不答应,说乡下有狗。现在不但能无拘无束地跟她出去玩个痛快,还能体验到收获的快乐,心里满是兴奋和期待。 我和哑女出城走了三四里地,就看见一片裸露的苕地。哑女走过去看了看后,向我比划着说,这是昨天下午才挖过的,还没人来刨第二遍,肯定能刨到苕。 我们放下竹篮,各自占住一个地块用锄头刨起来。哑女刨得很快,一会儿就将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她刨到地头,回头见我刨得太慢,便拎着锄头走过来比划着告诉我,腰要弯下来,锄头要握稳,锄头下去后,要顺势用力往后拖。我照她说的去做,不但进度快了起来,找到的红苕也多起来。 我们刨完了这块地,又往前走。 前面是一个村庄,还没进村,狗就叫起来,叫得我心里发慌。 哑女走到我前面比划着:"见了狗,千万别跑,狗来了就蹲下身子,狗以为你是捡石头砸它,就会跑开。" 我一直感到奇怪,哑女的话大家都说难懂,我却几乎句句能听懂。这恐怕也是缘份吧。 哑女沉着地走在我前面。果然,一进村就有几只狗狂吠着冲上来,我害怕极了拔腿就跑,没想到跑的越快,狗追得越紧,眼见狗就要扑上我了,哑女斜冲过来挡在我和狗之间,边跑边从篮子里抓起红苕向狗砸去,狗们愣了一下停止了追击,围着那些在地上乱滚的红苕嗅起来。 我俩跑出了村子。一看哑女的篮子,刚才刨的半篮子红苕差不多 都扔光了。 从那以后,我经常跟哑女一起出去刨食,在平静的劳动中,我找到了乐趣,渐渐收回了野马一样躁动的心。 学校复课后,我又回到了学校。哑女还是那样,到了刨食的季节就出去刨食。不过,她不再和我们一起"唱"书了。 18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从此浪迹天涯,可是哑女的音容笑貌常会出现在记忆里。 父亲去世那年,我回家奔丧。在送葬的人群里,我看到了眼睛红红的哑女。哑女的变化太大了,焦黄的头发蓬乱着,干枯的脸浮出一片粗糙的深褐色,眼角额头牵着深深浅浅的皱纹。要不是她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记忆中的哑女。 原来,哑女21岁那年嫁到了城外的李塘村,男人是个木匠,育有一子一女。哑女比比划划地告诉我,儿子上中学了,长得比他爹还高,为了儿子上学方便,在城里租了间房子,一家人已从李塘村搬到城里来了,丈夫还在干木匠活,她在一家百货商店做清洁工。 哑女说她的梦想是在城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作者: 吴苾雯, 女,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2年高中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返城后历任武汉铁路局工人、打字员、局团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记者、站长,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高级记者。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94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一个女记者的梦》、《今日台湾探秘》、《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漫漫征程》、《两个人的故事》(合作)、《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逃离大学》、《高三家长》、《哪把椅子是我的》、《是谁杀了我》、《向中国大学说不》、《父亲档案: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先后发表中篇小说《今天不是昨天》、《无冕之王》、《寻找母亲》、《来自天堂的琴声》等十余万字,散文、随笔20余万字等。《漫漫征程》、《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分别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三等奖。 编委会 曹锦军 总编 湖北省作协会员 湖北省摄协会员 魏鲜红 主编 黄冈市作协会员 唐亚红 执行主编 黄冈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