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苾雯哑女

　　哑女姓余，但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其实，叫她哑女并不确切，她耳朵有点聋，但有听觉。她能开口说话，虽含含糊糊听起来很吃力很费劲。
　　哑女跟同我住在一个大宅院里，两家仅一墙之隔。
　　到了上学的年龄，大宅院里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都上了学，只有她不能去，看我们背书包上学，她总是神色羡慕。
　　哑女家孩子多，只父亲有工作，虽然她母亲有时也做点临工，但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哑女是母亲的好帮手，做饭，洗衣，带弟弟，涮马桶，她总有干不完的活。到了农村收获红苕、花生、谷子的季节，每天早上天刚亮，她就用锄头肩着一只竹篮下乡了，去农民收获过的地里翻寻偶尔遗漏的果实，总是到天黑才回来。见她回来，在门口玩耍的我们会一窝蜂地围上去，争看竹篮里的新鲜，或是一篮还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红苕花生，或是一篮金灿灿的谷穗。看我们拥挤着推搡着围在她的竹篮前，哑女总是微笑着，很骄傲的样子。
　　大宅院里像我一般大的孩子有六七个，每天放学后，大家总喜欢坐在上堂屋的门槛上读书，各家的大人也从来不干涉，任我们摇头晃脑地去唱书。
　　每到这个时候，哑女只要在家就会悄悄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也跟着我们摇头晃脑地唱起来，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音节。我们从来不笑她，大家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
　　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哑女捧着一本书坐在门槛上摇头晃脑地唱着，暗暗吃惊，哑女什么时候学会识字了。
　　悄悄走过去一看，发现她手上的书竟拿倒了。也许是太阳光将我的身影投在书上了，她抬头发现了我，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音节，我听懂了，她是问我她念得对不对。
　　我拿过书做出看的神情，再放在她手上时，我已将书调了个个儿。她似乎发现了我这个小动作，神情有点忸怩。我装着没看见，摇头晃脑地唱起书来，她也跟着唱起来。
　　哑女对读书人有一种盲目的崇拜。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迷上了看小说，凡是能找到的小说，什么《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家巷》、《苦斗》、《红旗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被我囫囵吞枣般地吃下去。有时，一些生涩的字句噎得我瞪眼挠腮，我便跳过去，反正有个一知半解就行。家里的藏书看完了，就找小伙伴借，为了贿赂家里有书的小伙伴，我不惜将自己心爱的东西送给他们，或是一颗糖、一个橘子，或是一枚铜钱，一张洋画。拿到了书便喜不自禁，恨不得一口气看完，路灯下，厕所里，上学的路上，我手里总捧着小说。最让我难熬的是上课，书就摊开在抽屉里，里面的故事情节每时每刻都撩拨着我，实在难以按捺偷看的冲动。结果，我不止一次地被老师罚站在众目睽睽之下。
　　放学回来，为了逃避奶奶让我做家务，我常常不回家。从我家后院出去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棵歪脖子树，我就躲在树上看书，直到书上的字看不清了才回家。为了躲出去看书，我没少挨奶奶的栗子。可是任凭怎么打，我始终不供出躲藏的地方。
　　躲在树上看书的秘密只有哑女知道，那是她无意中发现的，我叮嘱她不要告诉我奶奶，她点头答应了。从那以后，她成了我的保护人。如果发现我奶奶往后院去，她就会抢在她前面，及时给我报警。等奶奶迈着三寸金莲到树林里张望时，我早跑得无影无踪。
　　终于有一天，奶奶发现了我的秘密，揪着我的耳朵将我拖回来，拖到上堂屋时，她气喘吁吁地松开了手，我知道她会狠狠地惩罚我，我也知道她放开我是去拿她打人的武器那杆她用了很多年的烟筒。那杆烟筒的烟筒嘴用铜片镶着，底部铆着一个铜钉，在头上敲一下，立马会鼓起一个大包。奶奶爱打头，她有她的理论，不听话的是头，脚是受头指挥的，打了头，记着教训，脚就不会乱跑了。
　　一会儿，奶奶果然拿着那杆烟筒从屋里出来了。我本能地缩到墙角，用手臂尽可能多地遮住头部。奶奶举起了手臂，我闭上眼睛咬紧牙准备挨打。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哇哇的怒吼声，一个人旋风般地冲到我面前护住了我，我睁开眼：是哑女！只见她满脸通红嘴里吐出一连串含糊不清的音节。我听懂了，她是说：她没错，你不能打她！
　　因为哑女的呵护，我觉着了自己的委屈，便放声大哭起来。
　　奶奶气急败坏，跺着小脚说：哑女，你走开，不然我连你一块打！
　　哑女没动，她乞求地看着奶奶，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话：她没错，你不能打她。
　　奶奶无可奈何，跺着小脚，丢下我和哑女进屋去了。
　　我不知道我和哑女之间是一种什么缘份，是书？是她那种不能实现的读书的渴望？也许，她是将她对书的感情，将她不能实现的读书的渴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了课。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在破四旧中烧毁了，最让我心疼的是家里的藏书，父亲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将它们全部投入了火中，等我闻讯赶去时，只看到了一堆惨不忍睹的灰烬。守着那堆灰烬，我哭得昏天黑地。那时候，不懂事的我，恨的是父亲，认为是父亲残忍地毁了它们，并为此久久地不愿原谅他。
　　直多年后我才理解了父亲，一个像捧着自己的儿子一样从书店捧回书的人，这样做，实在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没有了书，我的精神没有了依傍。除了帮奶奶做一些家务，就到外面疯玩，我成了那一条街的娃娃头。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不断向其他娘子军开战，常常披头散发伤痕累累而归。
　　为了收我的野心，奶奶要我跟哑女一起出去刨食。
　　第一次和哑女一起出去是挖红薯的季节。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原来我曾多次央求奶奶让我跟哑女去乡下玩，奶奶不答应，说乡下有狗。现在不但能无拘无束地跟她出去玩个痛快，还能体验到收获的快乐，心里满是兴奋和期待。
　　我和哑女出城走了三四里地，就看见一片裸露的苕地。哑女走过去看了看后，向我比划着说，这是昨天下午才挖过的，还没人来刨第二遍，肯定能刨到苕。
　　我们放下竹篮，各自占住一个地块用锄头刨起来。哑女刨得很快，一会儿就将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她刨到地头，回头见我刨得太慢，便拎着锄头走过来比划着告诉我，腰要弯下来，锄头要握稳，锄头下去后，要顺势用力往后拖。我照她说的去做，不但进度快了起来，找到的红苕也多起来。
　　我们刨完了这块地，又往前走。
　　前面是一个村庄，还没进村，狗就叫起来，叫得我心里发慌。
　　哑女走到我前面比划着：见了狗，千万别跑，狗来了就蹲下身子，狗以为你是捡石头砸它，就会跑开。
　　我一直感到奇怪，哑女的话大家都说难懂，我却几乎句句能听懂。这恐怕也是缘份吧。
　　哑女沉着地走在我前面。果然，一进村就有几只狗狂吠着冲上来，我害怕极了拔腿就跑，没想到跑的越快，狗追得越紧，眼见狗就要扑上我了，哑女斜冲过来挡在我和狗之间，边跑边从篮子里抓起红苕向狗砸去，狗们愣了一下停止了追击，围着那些在地上乱滚的红苕嗅起来。
　　我俩跑出了村子。一看哑女的篮子，刚才刨的半篮子红苕差不多
　　都扔光了。
　　从那以后，我经常跟哑女一起出去刨食，在平静的劳动中，我找到了乐趣，渐渐收回了野马一样躁动的心。
　　学校复课后，我又回到了学校。哑女还是那样，到了刨食的季节就出去刨食。不过，她不再和我们一起唱书了。
　　18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从此浪迹天涯，可是哑女的音容笑貌常会出现在记忆里。
　　父亲去世那年，我回家奔丧。在送葬的人群里，我看到了眼睛红红的哑女。哑女的变化太大了，焦黄的头发蓬乱着，干枯的脸浮出一片粗糙的深褐色，眼角额头牵着深深浅浅的皱纹。要不是她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记忆中的哑女。
　　原来，哑女21岁那年嫁到了城外的李塘村，男人是个木匠，育有一子一女。哑女比比划划地告诉我，儿子上中学了，长得比他爹还高，为了儿子上学方便，在城里租了间房子，一家人已从李塘村搬到城里来了，丈夫还在干木匠活，她在一家百货商店做清洁工。
　　哑女说她的梦想是在城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作者：吴苾雯，女，湖北黄梅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72年高中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返城后历任武汉铁路局工人、打字员、局团委宣传部新闻干事，《中国青年报》湖北记者站记者、站长，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高级记者。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1994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一个女记者的梦》、《今日台湾探秘》、《滚滚红尘中的中国女人》、《漫漫征程》、《两个人的故事》（合作）、《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逃离大学》、《高三家长》、《哪把椅子是我的》、《是谁杀了我》、《向中国大学说不》、《父亲档案：革命年代的私人记忆》；先后发表中篇小说《今天不是昨天》、《无冕之王》、《寻找母亲》、《来自天堂的琴声》等十余万字，散文、随笔20余万字等。《漫漫征程》、《离哥德巴赫猜想最近的人》分别获全国青年读物二等奖、三等奖。
　　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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