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一九七一年,我是个农民,穿着一件父亲穿旧了的长过膝盖的中山装,样子很可笑。因为我口笨,说不了来回话,体力又小,没有几个村人喜欢和我一块干活。我总是在妇女窝里劳动的,但妇女们一天的工值是八分,我则只有三分。邻居一位婶娘讥笑我不如人,我指着门前公路上一位妇女骑自行车,反诘道:＂人家女人能骑自行车,你行吗?＂
　　公社兴修一座大水库,我跑去了,干了三天,我拉不动车子,也抡不了大锤,被开销了。过不久又去,毛遂自荐会写毛笔字,可以刷标语,于是大获成功!后来竟成＂工地战报＂的主编、编辑、记者、刻写、油印、发行、广播集七职于一身。
　　一九七二年五月份,偶然的机会,我竟到西北大学读书了。从山沟走到西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吓昏了。草绳捆一床印花被子,老是往下坠。我沿着墙根走,心里又激动.又恐慌。去商店,看见了香肠,不知道那是什么,问服务员,遭到哄堂大笑。我找不着厕所,急得变脸失色,竟大了胆儿走进一个单位的楼上,看见＂男厕所＂字佯,进去,却见一排如柜一样的摆设,慌忙退出来;见有人也进去了,系着裤带走出来,便疑惑地又进去。水火无情,逼得我一拉那柜的门儿,才发现里边正是大便池子。
　　老师要求每一个新生写一篇入校感想,不知怎么,我突然想作一首诗,结果写得很长。三天后,第一期校刊出版了,上边净是教师们的诗文,作为学生的,仅仅是我那一首诗。我走路还是老低着头,但后腰骨硬硬的。心里说:西安有什么了不起呢?诗这玩意儿挺好弄嘛!
　　一九七三年,我四处求教。但凡在文学上有一字指点,便甘心三生报恩不忘。有一次,同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找一个诗人指导诗文。边骑边讨论,车过十字路口,竟忘了躲避交警,结果连人带车扣住,挨了一顿辱骂,两拳击打。要么罚款十五元,要么没收自行车。我俩眼泪汪汪。十五元谈何容易?自行车又是借来的!雪地里仰天长叹。无奈,去商店讨了一张包装纸.买了一枝铅笔,又买了一把七分钱小刀削了,趴在马路上写检讨,把罪恶的帽子全部戴在头上,把最求饶的语言全部连接。五个小时后,终于感动了上帝,自行车要回来了。诗文没有得到指点,但从此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至今骑车上街,一到十字路口,老远就下来推着走了。
　　一九七四年,就在我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的第一次真正的创作,一篇两千字的散文,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
　　这天是星期天,我抱着几件旧衣服到城中一家小店里去缝补,缝补的价钱很高,那个红鼻子的老头惹我生了一肚子气,路过市邮政大楼前,那里有一个卖报的小摊,无意儿朝报摊上瞥了一眼,那报纸上显赫地有一行大字:《深深的脚印》。我立即目光直了,跳将近去,果然看见了铅字打出的我的名字。我锐声叫了一下,四周的人都看我,我自知失态,面烧如炭,赶忙逃走了,逃走得当然不很远,等四周的人散去,就想立即去购得十张二十张。但摸摸口袋,仅剩二角钱,我故意慢腾腾地满不在乎地重新走近报摊,说:＂买十张!⋯…十张?＂卖报人只卖给一张,声称不要糟蹋了新报。
　　一九七七年,总算毕业了。按条件,我是该回山区去教学,但省出版社的同志却硬要了我去。我摇身成了一位编辑,分住在五楼的一个六平方米的斗室里。
　　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涌回六平方米。我开始有些心冷,恨过自己命运,也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如今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
　　《满月儿》在京获奖,赴京的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临走时我一连写就了七八封信给亲朋好友,全带着,准备领奖的那天从北京发出。但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谈谈他们的作品,看看他们的尊容,我的嚣张之气顿然消失。唉,我有什么可自傲的呢?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七八封告捷的信我一把火烧了。
　　颁奖活动的七天里,我一语不发。我没什么可发的。回到家,我把获奖证书扔给了妻子,告诉说:＂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弹指十三年了,十三个台阶爬得我很累,我构思了一幅画:我拽着碌碡在上台阶,我不敢松劲,一松劲,碌碡就滚下去了。可惜我画功太差,不能作出。我知道前面的台阶还很长,一级一级还很高。我体力不行,气喘得厉害,眼看着大队人马都从我身边一跃而上了,我只是揉腿,捶腰。但是,我的眼光在看着台阶,我说,要到天国去,要得到糖果,我的出路只有上台阶,只有沿着台阶往上走。夸父不到大海就渴死了,他死得悲壮。我或许在半路上也要倒下,但是即使倒下,我仍是一个上台阶的鬼。我在房子里重新换上一个镜框,上边写了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的主角小鹿纯子的话:＂我的目标是一—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4年2月17日贾平凹